在领导岗位上，不但要精于思考，而且要勤于工作；不但是享受各种荣誉，而且要承担各种风险；不但要合理运用手中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要尽到自己的职责。我在岗这些年，特别是1993年以后，为了彻底提高甘井子区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除了采取前面提及的一些重要措施外，还对中小学干部队伍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特别是对“一把手”的选用，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干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两个方面进行全面考核，采用“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方针。据不完全统计，我在岗，特别是任党政一把手这六年，先后调整干部三十余名。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一些干部情绪上的变化。有的干部不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而把怨气集中到教委，矛头指向了我。凭良心说，调整这些干部没有一点与我个人关系的亲疏有关，主要是从事业出发，从提高质量出发，所以，我不怕得罪人，因为我问心无愧。尽管这样，我还必须承认我是调整干部的“众矢之的”。
开始是表现在党委换届选举上，我的得票率按我们国家党政换届惯例，“一把手”一般是满票或得票率最高的，但我不是，处于预选对象的中间位置。我知道这是我“调整干部”的副产品，我更知道得票率100%是假民主。西方国家选总统得票51%就当选，有几个人不投我的票，反对我在台上，是情理之中的事。有的同志还担心我挂不住面子，然而我心里很坦然。后来，就有莫名其妙的电话，刚拿起来还“喂”一声，然后就一点声息都没有，又不挂掉，显然是在“静候”点儿什么信息，但谩骂的没有；还有的以“外地名人”身份给我“支招”，实质是讥讽我耍“铁的手腕”，大批砍杀“能人”等；个别时候有说一两句风凉话的，但不敢报出自己的名字。最后是写恐吓信，我接到的第一封恐吓信至今还记得清楚。
恐吓信开头说我出了“人命案”，说某某为我办事……后来死了。接着就提出条件，如果保留她的干部职位，这件事她就给压下去，“嘛事没有”，否则就要上告区委、区纪委，甚至法院，要跟我拼个你死我活……刚一看信确实把我吓了一跳，“出了人命案”，谁能不惊出一身冷汗。但我阅完全信，心里就有底了。这不是一封匿名信，所以信中提及的事的前半截我是清楚的。原来是那年春节前夕，老家农村的哥哥来了，临走前两天我托这位写信的干部给我买点儿鱼。现在的记忆我好像是事前付了钱，也许是事后付了钱的，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索贿”的嫌疑。写信人买好鱼后，让一名本村的亲戚骑车给我送到教委，然后骑车回村，几天后她的这位亲戚发生车祸身亡。如果说她的亲戚是送鱼后回村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发生车祸，说我有责任，也许我不能推脱，起码从良心上我要受到谴责，因为人家是为我送东西而发生的事故，或许在法律上有连带责任。然而回去几天后发生事故，说与我有关，就有点牵强了，甚至属于讹诈。接信后，我没有理睬这个人，我等她上告，我等她“制裁”我。过了一两个月没有声息，有一天，我把这人请到我的办公室，请她就这封信谈谈看法。没想到她一见面就承认错误，并说信发出后就已后悔。在交谈中问及那个亲戚事故的情况，她也老实承认与“送鱼”无关。我当然要批评教育她一番。从此，这位干部有幡然改过的表现，这是后话，就不啰嗦了。
感悟
在领导岗位担风险是正常的事，但身正不怕影斜。如果那次是我“索贿”，我就底气不足了，说不定就会让人家揪住辫子，搞个“权鱼交换”。常理言，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干部自身不洁不廉，就等于拿着狗屎抹面子，想争个脸也难。
我退二线后，一直到现在退休回家已多年，半夜敲门心不惊，因为我尽管“得罪”了部分干部，可都是从工作出发的。甘井子区硬件建设，在全市、全省甚至全国都属一流，我们还能允许那些领导不了教育深化改革的同志继续留在其岗位上，贻误我们的下一代吗？正因为这样，历史证明，秉公办事上符天理，下合民情。这些年我的心境很太平，也没人对我“秋后算账”，就是一个字“公”，才出现一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