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中旬，在二一○住院的妻子因白血球数量控制不住，经朋友刘乐亭、司美玲夫妇帮忙在北京西苑中医研究院医院联系到床位，为了赶时间，我们乘飞机去北京。那时能从大连转院到北京治疗，各级领导给了很大的关照。七八月的北京像蒸笼一般，我记得病房好像没有空调，住院条件一般，但治疗技术参入中药成分，效果相对好一些。从七月中旬一直住到十二月底，病情算是得到缓解，允许出院了。
那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是很差的，没有一点积蓄，完全靠妻子的单位（二十七中学）给寄款，医药费是大头，我在医院外住宿吃饭也是一笔开销。为了省钱，我开始住五六元一天的房间，看着兜里的钱越花越少，还要给妻子买点有营养或她想吃的食品，我搬到几个人一间的大房间，每天宿费2.5元。随着时间的延长，单位资金不足，寄钱不能准时，我又由七八个人的房间搬到14人间，与民工们住在一起，每天五角钱。那五个月中，生活艰苦可以熬过去，但精神负担太重，开始每周只有一、三、五下午允许探视，后来，与把门的混熟了，进病房的机会就多了一些。但每次进病房前，在走廊临进病房门的时候，我都要先看看妻子在不在床上，生怕我不在的时候她不行了，所以每次探视都提心吊胆。还有一宗，我二女儿当时只有五岁，我们从大连临上飞机时，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一直在我耳边萦绕，虽有姥姥、姨们照看，但她太小。大女儿读高中，女孩子一人在家，我也放心不下。我这一家四分五裂，进入艰难困苦、揪心揪肺的阶段，陷入我人生的最低谷。
妻子这种病就怕感冒，要求室温22℃。我住的教师楼靠生炉子取暖，怎能保证得了。再加上从北京临回大连前妻子执意要洗澡，浴室温度低，有点感冒。所以回大连不久，妻子就再次入院。这次住进了大连医学院第二医院（长春路医院），一住就是九个月，连春节都是在医院里过的。医院早就发过几次病危通知了，但妻子生命力顽强，加上中间请名医、“神医”，以及各种偏方、秘方，所有能办的都办了。然而神手无治，回天乏力，妻子于1983年9月13日上午九点去世。妻子的走，在意料之中，但在情理之外，她丢下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儿，这也是她生前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
送别的场面就让它随时间的流逝过去吧，只有上天知道，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我领孩子与孩子的姨们给妻子烧了七个“七”、烧了“百日”、“周年”……妻子走后，我领两个孩子晚饭后在家附近的铁路边散心时，感觉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软软的，而我又觉得自己身体高高的，有些晕，有些无力，我觉得天塌了半边，我领两个女儿支撑这个家，这个倾斜了的家。
我要感谢大女儿在那种情况下，提早挑起了家务的重担，给我心灵上很大的支持和安慰；我要感谢小女儿，在她哭闹时，竟然不喊一声“想母亲”，这让我受伤的心灵得以恢复，而不是“撒上一层盐”；我感谢孩子姥姥、舅、姨们及我的哥哥、姐姐，在关键口伸出的真诚的援助之手；我更感谢在妻子治疗期间二十七中学董怀庆、区教师进修学校戚龙德、林勇、区政府班耀日等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关心；让我在困境中体会到党和组织对我的温暖，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
感悟
人的一生苦、辣、酸、甜都尝过了，我认为就成熟了。人生“三大丧”，中年丧妻是其中之一。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本身并不痛苦，而留下来的人要承受失去他（她）的损失，可能是短时期的，也可能是一辈子的。按圣经上说，人一生的周边人（妻子、儿女、亲友……）是上帝安排的，他们之间的离散也是上帝安排的。不管是什么，这个事实总得正视和承受，这就是人生。
人生苦短，不管活多大岁数都不会感到长。长与短是相对而言的。
人的生活质量，人的生命质量是最重要的。活着的时候，就要好好地活着，心情随心理而变化，如果能看透人生的真谛，那就愉快地接受上苍的安排吧！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有个好心理，再有个好心情，就比什么都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