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四人帮”越是接近倒台，他们的所谓突出政治的极左路线就越猖狂，表现在教育战线上就是工宣队、贫宣队已结合进学校领导班子，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接管了学校。
大约是1975年春，甘井子区工宣队、贫宣队员在夏家河子当时的大连师范学校集训，办学习班，我那时负责会议记录一类的工作。在学习班即将结束的头一天下午，分管教育的区革委会（区政府）副主任，一位资历很深的部队转业干部来到这个学习班看望学员。这位老首长没架子，一口山东腔，与这些工、贫宣队员很能谈得来。不知谁提议让这位副主任在第二天总结会上做个讲话，老首长挺随和，不假思考地就答应了，但临走扔下一句话，让给他准备一篇稿子。晚饭后，区工、贫宣队负责人把写稿的任务交给我，并立即召开各单位工、贫宣队负责人会议，一起兜兜稿子的材料，一起捶捶稿子的路子。这些同志坐在一起天南地北地扯起来，很少切题，会议开到晚上十点，也没谈出来多少材料。他们不着急，我着急，第二天上午八点开会的稿子得我拿出来，我建议会议就开到这里吧。散会后，我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找来找去，在食堂里给我找了一张桌子。我急忙列出个写作提纲，参考材料就是《红旗》、《理论与实践》这类杂志和近期一些报纸社论。参考材料没问题，但写起稿子语气有些别扭。因为我那几年写稿子，多半是站在“我”这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角度写的，一口一个工人师傅，突然改换区革委会领导对工宣队、贫宣队讲话的口气，就“硬”不起来，写了几段后觉得高度不够，不像区里主要干部的讲话。我闭上眼睛，把自己定位为“区革委会主任”，坐在主席台上，讲给下面仰脸的工、贫宣队员群众听，我应怎么讲？想了一会儿，我的感觉找到了，我要以领导的口吻居高临下，要教导他们今后如何做，这是一次很大的心理换位。于是，我铺开稿纸，打开《红旗》，该抄就抄，该自己发挥就自己发挥，洋洋洒洒写得挺顺畅。当时时兴的“套话”、“大话”、“空话”说起来合辙押韵，听起来铿锵入耳，什么“一个原则、两个观点、三个紧跟、四个忠于”这类“党八股”，信手拈来。由于我精神高度集中，不知什么时候无意中抬头往窗外一看，吓了我一大跳。窗外就像雷雨夜打闪电照的一样亮，但分明是晴天没下雨，我定神细看，看到了远处，天已大亮，一看手表已是凌晨四点了。我过去还真不知道五月份天亮得这么早，我已经低头写作五个小时了。这时才感到肚子饿了，腰也有些酸，但好在就要收尾了。早饭前我已把稿子修改了两遍，觉得不错，才放心地躺在长凳上睡了一觉。
这次总结大会，革委会副主任是最后一个讲话，几乎一字未改地把那篇稿子念完了。中午会餐时，可能奖励我写稿有功，把我安排在主桌的旁边桌上，与那位副主任坐得挺近。饭前副主任就握过我的手，意在表示我辛苦了。席间，工、贫宣队领导几次说副主任的讲话有高度，有深度，听后受启发，受教育，回去落实有方向，有措施。总之，副主任的讲话是“高水平”的。开始这位老领导还客气几句，看一桌子的人都夸他，他说你们别夸了，要夸就夸“周主任”吧。他说着转过脸看了看我，同桌的工、贫宣队领导一下子全笑起来。这一笑，把我闹了个大红脸，我说老主任你可别开玩笑，我可承受不起。老主任一本正经地说：“你就是区革委会主任，你怎么写，我就怎么念，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么说，我还真的当了一次革委会主任”，我于是“就坡下驴”，做了个鬼脸，又是一片笑声。
感悟
干部做到一定的位置，讲话由秘书写这无可非议。如果领导者有自己的观点、见解，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略，让秘书代劳写个稿子，在正式场合显得庄重是未尝不可的。但如果全靠秘书掌舵，自己“光坐船”，秘书写什么，自己讲什么，甚至出现把“接下页”都读出来，把“巧干”读成“23干”的现象，那就不可能成就大事。
本文中提到的工贫宣队、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我想与他（她）们本人并无多大关系。正像我痛恨“极左”路线，但我还是挑灯夜战写稿子一样。国家的命运、百姓的命运，关键是看执行了一条什么政治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