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秋季开学，我乘大连至北京的（155次）列车大约晚上九点半到达锦州火车站。我出了检票口在候车室转了一下，看有没有刚下车的同学，结个伴一起往学校走。我很快就发现了同班赵姓女同学，她是从阜新方向来的，她也看见了我，显得很高兴。我问她在等谁？她说谁也不等。“不等人怎么坐在候车室里？”“今晚如果没遇上你，我就在火车站等一宿，明天再往学校走。”“为什么？”“道上有‘盲流’抢东西，我害怕！”“这大马路路灯锃亮的，再说才几点呀，走吧。”她迟疑了一下，还是跟着我走了。
那时公共汽车背个“煤气包”（没汽油），跑得慢，收车又早，我俩走出火车站，市内公共汽车已收车了。从火车站到我们学校，如果走大马路，就是走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如果走“斜边”当然近，但灯光不好是条小道。经过1960年一年的灾害、饥饿，我已习惯开学时从家里带些吃的，这次秋季开学我带了两旅行袋“炒面”。炒面就是细苞米面用大锅炒熟，吃的时候用开水一冲，或加点糖（但那时根本没有），或加点盐就行了，那时炒面是我们最好的食品。我一肩挎着两个大旅行袋是很重的，但为了让赵同学少担惊受怕，我们还是决定走大道。
路上她讲了许多“盲流”抢东西的例子。其实她不说我也知道，所谓“盲流”，就是在家乡饿得实在受不了了，跑到城市里要一口东西吃。那时农村是“三两粮”时代，有的人活活饿死了。“盲流”就是这个饥饿时代的产物。“盲流”开始是要，没人给（谁都吃不饱）了，就变招，看谁在吃东西他突然走到你眼前，往你的食物上吐唾沫，有些人嫌脏就把东西扔了。后来大家都挨饿，“盲流”再来时有些人就提前防备，“盲流”看“吐唾沫”这招不灵，就开始抢了。“民以食为天”，连饭都吃不上，饥肠辘辘，廉耻心就没有了。不用说别人，就是我们青年学生在那种背景下，装束和精神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上衣兜别钢笔的地方，那个年代有的学生别了吃东西的小勺，同学们坐在一起不讲天，不讲地，不讲男，不讲女，就讲吃的，特别爱回忆自己曾经吃过丰盛的宴席，或自己最愿意吃的东西，当时管这样的谈话叫“精神会餐”。
回学校的大道上灯光明亮，路上还有稀稀拉拉的行人，我对小赵说，你是不是杞人忧天了，你说今天不遇见我在火车站待一宿冤不冤。说话间，我们走到市文化宫门前，晚场电影刚散场不久，门前还有三三两两后出来的观众。当时突然从文化宫侧面树阴下走出一个中年男子，问去火车站的路怎么走，我用手指指后背的方向说，往前走。我在说这话时，这个问路的男子一直往我眼前走，不像是听人指路的样子，我看他穿的那件“开花”棉袄，刹那间感到事情不妙，也许小赵担心的事情真的要发生了。说时迟，那时快，这个穿“开花棉袄”的人已伸手拽我的包，由于我已有精神准备，我从前面旅行袋的下边冲出一拳，正打在他的小肚子上。也许他饿得不行，也许他没有精神准备，遇到这么一个敢于迎面痛击的对手，一拳就解决问题了，他趔趔趄趄倒退几步，转身就向树影深处跑去。这时的小赵在原地不动，怎么叫也不走，也不说话，可能是吓“傻”了，待我走到她跟前时，她像一口气缓了过来，“哎呀”一声才迈开了脚步。那天晚上，我一直把她送到宿舍门口，不然她连一步自己走路的勇气也没有了。
事后，她把我描绘得像英雄一样。她说她今后再也不敢一个人走夜路了。
“民以食为天”，平民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可能就顾及不到廉耻了（君子除外）。但那时人们思想很单纯，只是为了活命抢口东西吃。那时没听说盗国库、抢粮食的。我那两袋炒面是我的救命粮，是读高中时学校给节省下来的，后来又兑现给了毕业生。抢我东西的那个中年人实在可怜，他没有行凶，只是为了活命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我认定他是歹徒，今天看来，他很可能是个被逼无奈的善良人。如果以今天的觉悟，我说不定会分给他几斤炒面充饥。
困难时期过去多年了，我还时时想做点炒面尝尝。我那时感到天下最好吃的就是炒面，这是否有点像“慈禧想吃逃亡路上的窝窝头”一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