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大约是1951年冬，发生在抗美援朝期间。那时盛传美国在朝鲜搞细菌战，老师嘱咐我们在路上捡到任何东西都不要拿，捡到糖果、饼干之类的东西更不要吃，说那是美国人从飞机上撒下来的，那上面有细菌。小学生是最听老师话的，所以那时上学、放学的路上见到平时易捡到的东西也不敢用手碰一下。不久，政府下令打狗，说狗身上有毛，最易细菌生长。
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听说要打狗，到真的打狗可能有一个月左右，为什么没像学校老师给小学生下不捡路上东西的指令那么快呢？长大后我分析这可是一件不容易执行的政令，因为家家都养狗，户户都爱狗。在农村，狗是农家的帮手，是看门护院防野兽保家畜的“功臣”。但最终打狗令还是实施了。我记得那时农村成立了“棒子队”：由一些青壮年民兵组成，手提“洋镐把”，六亲不认。村里所有的狗，不管是谁家的，挨门挨户见狗必灭之。那几天，狗也似乎察觉到末日来临，不像往日见到生人就“汪汪”地叫，多半是夹着尾巴，低声下气。特别是听到左右邻居院子里传出“同伴们”的狂吠和哀嚎声音时，就会发出狗之将死，其声也哀的低低的，哼哼叽叽，无可奈何的声音。那些日子大人们总是谈论打狗的事情，一些家庭主妇还不时地擦眼抹泪。我清楚地记得我家养的是一条棕黄带红的大狗，名叫“大黄”，长得虎头虎脑，块头挺大，又极“仁义”，从来没发生过叼鸡咬鸭的事，对家里人及左右邻居极为温顺。母亲舍不得眼见心爱的“大黄”被人打死，但又没有救助的办法。从打狗令下达那天起，母亲就给大黄加餐，连舍不得给我们吃的东西也给大黄吃。
这一天，大门外吵吵嚷嚷，吆三喝四地进来一群“棒子队”队员，“大黄”的灭顶之灾来了。家人不忍心看“大黄”的最后时刻，都回到屋里炕上坐着，眼看着“火盆”，心“咚咚”地跳。院内一片跑、撵和棍棒声，但没听到“大黄”的叫声。正在这时，房门被扒开，“大黄”窜进屋内，一跃跳上炕，躲在母亲的身后，浑身瑟瑟发抖，用乞求的眼光看着我们，发出哀怜的求救声。它的这一举动令全家人惊愕，本来家人就难挨这个时刻，“大黄”突然求救，使铁石心肠的人都会落泪。母亲回过身把“大黄”搂在怀里，嘴巴颤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簌簌地流。这个场面在我少年的心灵上刻上永不磨灭的一块印痕，刹那间，我感到“大黄”不是狗，是一个求生求救的人，狗的“灵性”让我折服。
当然，“大黄”没有逃过劫难。它被打死后，它的肉家里人没有吃，但把它的“皮”剥下做纪念。这张棕黄带红的“皮板”在父亲褥下铺了多年。“大黄”没有死，每当看到那张皮板，“大黄”的样子就会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感悟
无论从宗教的角度，还是从今天人们对世界认识的角度，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应保护它们。“狗是忠臣”是所有养过狗的人的共识，“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只要养了它，你家里再穷，它也不会另选其主。
现代人养宠物，狗是首选，除了它有“看家护院”的本事外，人们更看重的是它的“忠诚”、“温顺”及“善解人意”。现在城里人养狗，已把它当作“家庭的一员”。曾有人感慨地说：“宁养一条狗，不交一个人；朋友有时会翻脸，狗永远不会背弃主人。”这话是“中肯”，还是“偏激”姑且不论，狗的灵性确实让人心爱和折服。
大文豪鲁迅先生笔下的“哈巴狗”、“落水狗”、“丧家犬”只是比喻，意在针砭汉奸、卖国贼，而不是对“狗”，这里笔者加上一句，不是给狗“平反”，而是免生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