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小说写完，完了也就完了，作者自己还能说什么呢？真的，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若当真自荐一番，除了有王婆卖瓜之嫌，我自己心里底气也不足。我写第一篇小说是1972年，算来已写了三十多年。所写的小说积累下来，仅短篇小说就有一二百篇。有时我想，如果换一个行当，我摆弄的不是小说，而是编筐编席之类，经过几十年的操练，我编得不知何等得心应手，花样百出！可写小说却不能。随着写作的年头越来越长，写的小说越来越多，我常常感到茫然，好像写小说越来越难，甚至越写越不会写了。有些事情，我还没有下笔写，心里先有些激动，觉得写出来应该是不错的东西。一旦写出来了，看看，再看看，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难得写出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小说，即使发表出来，也如同投到水里一样，很快被小说的海洋淹没了，不会使自己的信心有半点增长。我知道，对好小说的衡量是有标准的。正是这个标准最难统一，也最难说清。东方，西方；此时，彼时；你人，他人等等，标准都不相同。特别是在一个名曰多元、实则失范混乱的时代，谁敢指望对小说的评价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呢！我们心里似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标准，有时我们对自己的标准固执得可以，颇有些我行我素和雷打不动的意思。还是怨我们自己不争气，真的有风刮过来，有雷打过来，我们可能摇摆。对自己的标准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自己小说的优劣都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凭什么自荐呢！
算了，不写了吧。可我又做不到。语言文字仿佛已融入我的血液中，成为我血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贯通和活跃的部分。换句话说，我笔下的文字仿佛是我血液中的添加剂，有了添加剂，血脉就畅通，带劲。否则就血液黏滞，以致头脑昏昏，光想睡觉。有时我莫名地伤感起来，脆弱得不能自已。这时我意识到，又该写一篇小说了。当我进入写作过程，心里果然好受些。这么说来，写作好像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果真如此吗？到头来会怎么样呢？我偶尔看到西方的一句名言，不由吃了一惊。名言大意是说，你既然选择了以剑术为生，就得准备着倒在剑下。按照这个逻辑来推断，我们写小说的人是不是也得准备着倒在小说下呢？
这次给《山花》杂志的是一个短篇小说《表妹》，我还是就短篇小说的创作说几句。回想起来，自1995年的《小呀小姐姐》始，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年都给《山花》一个短篇，如《少男》、《幸福票》、《红围巾》、《麦子》等，都是在《山花》发的。关于短篇小说的来路有多种说法，如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等。汪曾祺评价林斤澜的小说，说是无话则长，有话则短。这些说法意思都差不多，强调的都是创造二字。现实中存在着的，我们不必再写进小说里，让人家看那个现实就够了。我们的小说，是在看似没有小说的地方写小说，在看似没有文章的地方做文章。现实中的故事结束了，正是在现实中的故事结束的地方，我们小说中的故事正好可以开始。这就是说，我们的小说与现实有所不同，它建设的是一个与现实相对独立的新世界，探求的是人生和生活新的可能性。这种建设，主要使用的是想象的力量，考验我们的，也是想象的能力。一篇小说所包含的想象的分量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篇小说是否有活力，是否能够飞翔。可我不愿意把想象说成无中生有，或空穴来风，无，不是绝对的无；空，也不是绝对的空。我更愿意把想象说成是平地抠饼，或心中栽花。因为想象需要有一个基础，一个生发点。这个基础和生发点一般来说应来自现实生活和我们的人生经验。地上没有饼，只要有地，我们就有可能从地里抠出饼来。地就是基础。眼前没有花，只要我们有心，就有可能长出花来。花只能从我们心里生发。
上面提到的短篇小说《麦子》，比较能代表我创作短篇小说的理念。一年秋天，我看见北京和平里一家小饭店门前的空地上种了一小片麦子，心里一动，一颗短篇小说的种子由此采得，并在心里种下。城里的街道两侧都是种草，这里怎么会种下一小片麦子呢？于是我就想象开了。在我的想象里，种麦子的人是在小饭店打工的一个农村姑娘。麦子是姑娘从老家带来的。如同远行的人都要带一包故乡的老娘土作为纪念，姑娘的父亲让姑娘带的是一包麦子。街道整修，未及种草，一块刨开的土地空了出来。须知干惯农活儿的农家姑娘见不得地在那里闲着，便悄悄在地里种了麦子。种了麦子，就种下了希望，种下了牵挂，并和土地重新建立了联系。下雨了，麦子发芽了，她好欣喜。她盼望麦子一天天长高，直到结出麦穗来。其实我把麦子作为一种比喻，它比喻着所有进城打工的人们。他们想把自己融进城里，可到底不能融入。第二年春天，还没等麦子抽穗，城里人就把麦子连根拔掉，种上了草。
至于这篇新写的《表妹》，我也是听在煤矿工作的老乡说到一点影子。老乡的老婆在矿上开了一个小饭店，老婆让表妹到小饭店帮忙。老婆最怕表妹在矿上出事儿，把表妹看管得很严，结果表妹还是出事儿了。所谓出事儿，就是表妹跟矿上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意思，预先想到了表妹可能要出事儿，竟阻挡不住，该下雨还是下雨，该出事儿还是出事儿。但要把这件事变成小说，还要费一番琢磨，要给小说一个思路。我想到的第一个思路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多少好人家的女儿，一旦到了外面，就失去了自己。我很快把这个思路推翻，这个思路太一般，我以前的小说好像已经写过这个意思了。我想到的第二个思路是人性的自然性和人性的顽强。一个人到了青春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和压力，都不能改变其欲望的生长和发展。好比石头下的一根竹笋，它坚韧的力量可以把石头顶翻。这个思路还是有些简单，也不够新鲜，我把这个思路也推翻了。想来想去，我决定在理上做文章，对人间的道理提出质疑。
人类从野蛮变成文明，一个极重要的标志就是人世间有了理，人类懂了理。理以超越性的力量，指导着人类的思维，规约着人类的行为。人世间不能没有理。然而，也正是层出不穷的理，使人类不断翻着烧饼，无所适从，几乎失去了自由和本性。人类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真理的追求，直到现在，真理在哪里呢？更为悲哀的是，谁占有世界上更多的财富，更先进的武器，谁拥有强权和霸权，好像谁就有了理。拿小说中的出事儿来说，什么样儿的行为算出事儿？什么样的行为算是不出事儿呢？表妹的姐夫先是断定表妹一定会出事儿，显然认为出事儿是坏事儿。事儿出来后，姐夫却说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儿。表妹的表姐终于明白过来，事情坏就坏在理上，因为横竖都是丈夫的理。
小说一般不敢过于拿理说事儿，理说多了，就把小说压制住了。好在这篇小说里的情感还算饱满，理不理的，不一定有人在意，就翻过去了。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