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我们全家坐在沙发上正看电视，荧屏上的新闻画面突然中断了，出现一片空白。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我说是电视台的毛病，一会儿就好了。可过了一会儿，画面没有恢复。摁摁别的台，都没有反应。完了，看来是电视机坏了。
我们家的彩电已服役十多年了，属于早该淘汰的产品。电视坏了，全家人并不感到怎么惋惜，个别成员还流露出“总算坏了”的表情。我们开始议论买什么牌子的新彩电，是画王、牡丹，还是长虹。老彩电就在对面电视柜上面蹲着，仿佛它已经成为弃物，家人在兴致勃勃地议论新彩电时，一时无人顾及它低落的情绪。当初这台快乐牌彩电是我们人托人、走后门才买到的，它与我们朝夕相伴十多年，曾带给我们不少快乐。妻子后来大概想到了这一点，她说不行，这台彩电还要请人修一修，只要能修出人影来就继续看，直到看不见人影为止。我对妻子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主动把请人修电视机的任务承担下来。没电视可看，我走到卧室，喊妻子过来给我们讲个故事听。妻子说她没什么故事好讲。我说，讲讲你下乡时候的事吧，妻子说，他们刚到农村时，十几个知青在一个大锅里吃饭。他们不会用稻草烧锅，担心火灭，接二连三往锅底续稻草，以致把灶膛塞得满满的，没了氧气，明火一次次被窒息。他们被烟熏得眼泪横流也吹不着，只得拉出稻草，重划火柴点燃。烧一次锅，他们差不多要用去半盒火柴。更为可笑的是，望着一大锅生水他们有些发愁，要烧多长时间才能烧开呢？于是，烧锅的同学一会儿掀开锅盖看一次。别的着急做饭的同学也走马灯似的轮番掀开锅盖看。看过的同学都很失望，怀疑农村的铁锅太厚，烧稻草不顶事。当地的老农看见他们老掀锅盖，说你们这样不行，锅里刚闷住一点热气儿就被你们放跑了。你们得沉住气，锅里才能存住气。他们听从老农的指点，“不怕锅不滚，只要底火烧得紧”，一会儿就把水烧开了。我对妻子说，你讲的故事很好，我都“看”见了，比电视好看。
原来我们家住在建国门外的灵通观，离日坛公园比较近。那时我们家还没买电视机，而日坛公园常放露天电影。每逢周末，我们就去日坛公园看露天电影。夏秋之际，在习习晚风中，闻着满园的草香看电影，不能说不是一种享受。《花为媒》、《女驸马》等好几部电影，我都是第一次在日坛公园看到的。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带着女儿还跑到中山公园去看露天电影。那天看的什么电影我忘记了，只记得看完电影后，天下起了暴雨。我们只带了一把伞，我背着女儿，妻子为我们打伞，我们冒着大雨往家赶。大雨如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顿时白水漫漫，成了一片汪洋。华灯在雨幕中若隐若现。那时公共汽车已经停了，我们在雨中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除了睡着的女儿，我和妻子的衣服都湿了大半截。后来我和妻子多次回忆起我们渺小的一家三口在大雨中的天安门广场行走的情景，可见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多么深刻。买了电视机后，我们再也没去看过露天电影。好像公园里也不放露天电影了。
无电视可看，我想最着急的应该是我儿子。放暑假之后，他几乎天天与电视为伍。有时我往家里打电话，耳机里乱七八糟，那是儿子在看着电视接电话。下班回家，还没进门，就听见屋里许多人在说话，那也是电视里发出的声音。除了看电视，儿子还租来录像带，招同学在家里看录像，一看就是半天。儿子本来爱画画，由于看电视占去了时间，有一幅画他几天都没画完。我借电视机的口吻对儿子说，电视机跟我说了，你们家有个小子特爱看电视，一天到晚守着我，把学习都耽误了。为了让那小子利用宝贵时光好好学习，我只好做出自我牺牲。儿子笑了。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儿子马上拿出一幅刚画完的画给我看。我很欣喜，连夸不错。我跟妻子说，你看，还是电视机坏了好，一无电视可看，儿子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去了。可以说自从买了电视机，全家人十几年晚上的时间几乎都搭给它了。电视机的开关仿佛是一个门，门一开，一群人就入侵似的蜂拥进来，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好人坏人，中国人外国人，啥人都有。他们一进来就不安生，就可劲地闹腾。我们只能傻看着他们，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电视机一坏，好像把家门关严了，外人再也进不来。这真是难得的安静。吃过晚饭，我们可以聊天，可以出去散步，可以看报纸杂志。在白天，儿子开始看我刚写完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打印稿，而且看得饶有兴致。我有些窃喜，觉得没电视的日子真好。
几天之后，妻子和儿子都耐不住了，他们说没电视看太难受了，催促我赶快请人修电视机。妻子似乎看出我有意拖延修电视机的时间，限我必须在哪一天修好，否则她就去买一台新彩电。我想好了一个拖延下去的理由，说我准备写一篇文章，题目叫《没电视的日子》，你们得配合我。要是电视机修好，我就找不到写作的感觉了。现在文章已写完了，电视机恐怕很快就要复活，重新加入我们的生活。真叫人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