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或称骨董、古玩、文玩)多指古代留传下来的可供鉴赏研究的器物。凡古书画、明代牙雕仙山楼阁山子12cm×9cm×7.1cm价值5万元古瓷器、古铜器、古玉器、文房器具、古书、碑帖、竹刻、木雕、牙器、扇子、印章、石刻、丝绣、漆器、陶器、料器、紫砂壶、珐琅、景泰蓝、鼻烟壶、甲骨、古砖、瓦当、名石、度量衡等等,小至鲁迅小说《离婚》中的水银泌“屁塞”,大至古典家具,均属这个范畴。
“骨董”一词“初无定字”(唐张萱《疑耀》),明代以前泛指杂物。北京苏轼《仇池笔记》说:“罗浮、颖老取饮食杂烹之食,名骨董羹。”南宋陆游诗云:“诗成读罢仍无用,聊满山家骨董囊。”骨董羹、骨董囊分别指食物和包囊。《水浒》中描写:“大名府在元宵节时,家家门前挂灯,户内四边挂名人书画和奇异骨董玩器之物。”这里的骨董是指珍玩异物,也不一定是古代器物。到了明朝及明代以后,“骨董”、“古董”、“古玩”、“文玩”才先后成为古器物的专有名词而出现在文人著述中。
清代象牙口玳瑁蒙蝈蝈葫芦价值8000元古董,作为古人遗留下来的精华、历史文化的积淀,几乎每一件都会让持有者编织出许多动人的故事,它可以让人联想到六宫粉黛的风流韵事,也可让人获知骚人墨客的兴会乐事,或许还凝结着寻常人家的一件家族往事。在中国人看来,虽说古董是古稀之物,但它总是与“玩趣”联在一起,不管它有多么值钱。赏玩古董,既是认知活动,又是审美活动,既能进德长才,又可怡情悦性,把人引入天人合一的极真妙境。
对古董的这种玩趣和妙趣,古人早有深刻的阐述。李渔《闲情偶寄》认为,观赏那些经历沧桑、古风十足之物,确是令人浮想联翩,胸怀开畅。他说“观看古董,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然而古董可爱者,以其体质愈陈愈古,色相愈变愈奇。”董其昌《骨董十三说》则认为,品玩骨董有助于消除疾病,延长寿命。这种活动可以与古人精神相连通,舒发郁结于心中的闷气,收敛放纵不羁的恶习。言及品鉴,他说:“饭后静坐,另设干净的几案,铺上红色的毛毡,加上有花纹的绵缎,顺序拿出所藏骨董,排列起来加以品玩。”这真是达人高士澄怀涤虑、与物熙和的风流格调。在如此幽雅的氛围中品味自己所收之古物,遨游于人类历史的浩瀚之海,寻觅采摘文化积淀之珍珠,的确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
清末牙口葫芦
高12cm价值5000元藏玩鉴古这种文化活动所带给人的美感和快乐,不仅仅表现在人们品味自己珍玩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心旷神怡,而且每当搜集到或偶尔得见一件精妙之品时也会欣然陶醉。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惜钱财购求古今名人书画和三代奇器,回到家中,共同品鉴把玩,“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金石录·后序》)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宋仁宗时,“华阳杨裒,好古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又说,钱塘沈振藏唐冰清琴,知名琴家陈圣与从振借琴弹赏,爱不忍释。至于米芾癖石,苏轼、黄庭坚癖砚、癖墨,更是为人所熟知。据说他们每获得一件新奇而独特的爱物,自得其乐之情便油然而生,以致内心的积郁和对时势的感叹也借此渲泄,官场的种种不快统统得到了解脱,世间的一切烦恼完全丢在了脑后。这种愉悦,只有酷爱藏玩的保古、尊古者才能感受得到。
光绪八宝奇珍墨
一套379.7克价值3万元古往今来,人们几乎都生活在繁杂的社会中,除了以保持、繁衍生命为目的食息劳作外,还要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纵观世人之娱乐,藏玩鉴古堪称一项理想的娱乐。它是一种清静之中的享受、闲暇之中的纳福,真可谓其乐无穷!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人们的衣食住行属于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的好坏固然是人们身心健康的一大要素。但是,仅有物质生活的合理调剂而无精神生活的遣兴,人们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有句名言:人生在世,谁不寻觅快乐。快乐的方法不胜其数,所形成的结果有情趣高低、雅俗之别和持续时间长短之分。古董玩赏的功用就是在于能使人获得一种健康、高雅而持续的美感。这种快乐是其他娱乐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当代算具藏家陈宝定先生在谈到藏玩与健康的关系时提出,藏玩者在整理欣赏藏品时要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因而能起到调节神经、裨益健康的作用,其原理如同我国的气功疗法。这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鉴古藏玩除了具有精神保健的效果,亦可直接作用于肉体保健上。香港玩家李英豪先生在《护身玉》中讲到,他的一位世伯手指常感无力,且伴有麻痹,颤动,后来得到两件古玉,时常把玩,结果手指的症状消失了。“玉环之体,入手使人心荡”,‘温润的古玉抚摩在手,确有其特殊的保健功效。其它玩器,比如摩挲竹器、盘宜兴壶等,也有类似之功。如此看来,“藏玩悦性,鉴古益寿”的观点不仅符合古代的养生原理,而且在现代人的生活实践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集古藏珍,养生怡神。古董中所蕴含的古趣、雅趣实在是妙不可言,人们在藏玩中所获得的收益和实惠真是无可比拟。
开掘藏品蕴藏的文化财富
收藏能激发人们对各种古物觅底寻根的探索精神,并促使人们开掘新的研究领域。以清末民国的甲骨研究而言,试想如果没有王懿荣、王襄、孟广慧、端方、刘鹗等收藏家的收藏欲望和鉴赏知识,我国已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殷商的这段历史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搞清。
收藏,不仅为甲骨学的创立和甲骨文的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是我国金石学、版本学、古钱学等学科开创之先导。
吴昌硕书札譬如金石学。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研究物质文化的学问,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古代铜器和石刻。金石学肇创于两宋,兴盛于清代。其创立或兴盛,都与民间收藏的繁盛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学之盛衰,盖系于古物发现之多寡”(朱剑心《金石学》重版序)。没有一批私人收藏家对古物的热心发掘、收存和考订,金石学也就成了无本之本。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清代冯云鹏、冯云鸩的《金石索》等大量金石著述,多是在收集和研究私家藏品的基础上产生的。尤其是清朝末年,简牍、印章、封泥、瓦当及甲骨等相继出土而不断进入私家收藏,使收藏家具备了新的研究资料,进一步丰富了金石学的内容。举凡工业中的冶铸、制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乃至于绘画、雕刻、戏剧、古天文、气候、地理等考古资料,大都可以从私家的文物收藏品得到。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间收藏是金石学生长的“沃土”。
又如版本学。它是研究图书版本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的学问。古人藏书、读书十分讲究版本。这是因为古书的版本很多,往往同一本书有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版本。大凡藏书家多选择那些校勘认真、精校精注的版本加以收藏;而且对版本多有研究。如清代钱泰吉的《曝书杂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跋记》、瞿铺的《铁琴铜剑楼书目》、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续记》、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等,均为私人藏书家专录版本的书目。我国私人藏家对图书的鉴藏活动,不仅为版本学的创立打下基础,而且通过他们对版书的研究和著述,使这门学科不断充实和完善。
汤定之书札再如古钱学。它以古代钱币为研究对象,传统的古钱学主要研究古代钱币的形制、书体、重量和成分等。对古钱进行系统研究和品评的钱币学家,几乎无一不是持有大量古钱藏品的藏泉家。我国流传下来的现有最早的古钱币著作,除了南宋洪遵的《泉志》,还有清代李佐贤的《古泉汇》、鲍康与李佐贤的《续泉汇》等,其作者均为大名鼎鼎的藏泉家。从清代至民国年间,总共有57部钱币著录,除乾隆时敕编之《钱录》外,其余皆私家之籍。可以说,从古至今是藏泉家的私人著述奠定了钱币收藏、鉴定的基础。
在当代,民间收藏对于促发人们去发现新的“宝物”,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仍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著名家具收藏家王世襄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收藏古代家具,并从美术史等角度研究古代家具的发展历史和艺术特色,几十年锲而不舍。“十年动乱”中,他受到迫害,被赶进一间小屋。但他仍然舍不得自己的藏品,把家具堆放在一间仅有的小屋内。在既不能让人进屋,也不好坐卧的情况下,他和老伴只好踡跼在两个拼合起来的明代的柜子里睡觉。当年黄笛子先生曾赠他一联:移门好就厨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额是“斯是漏室”。在这种艰苦的境地,王世襄对其藏品进行品评、研究,分析和归纳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具制作特点,写出《明式家具珍赏》等力作。他在《家具的欣赏与使用》一文中指出:“从无数的明清绘画可以看到明代的室内陈设朴素简单,家具疏落有致。入清以后,才日见重叠拥挤,而家具本身也越来越繁琐。”(见《文物天地》1986年第一期)这是在大量收藏和探讨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王世襄对古代家具美学意义的开掘,是他对家具藏品进行纵向研究的结果。
故宫博物院呈文1949年写本4通5页
价值1000元—1500元已故文史掌故家、鉴藏家郑逸梅先生,一生从事过新闻、教育、电影编剧等职业。他收藏有金石书画、书刊杂志、文房四宝、信札名片等,几乎无所不及。青年时代,他曾与辛亥革命时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人物柳亚子、高天梅、李叔同、陈巢高、高吹万、苏曼殊、胡蕴、余寿颐等皆有交往,南社成员1000余人,他认识1/3左右。热衷于收藏的郑逸梅,当时就留心收集南社的各种资料。社员的著作,或由人赠送,或自己购买,星星点点,积累很多。社员中有好几位是报章杂志的编辑,采登了较多的社友作品,对此,他也全部保存起来。尤其是南社社员的信札,哪怕片纸只言,他都用心收藏。70多年过去,这些资料在别处已无法寻觅,只有在郑逸梅那里仍保存完好。他对这些藏品反复钻研、分析、条理、考证,理出了南社的成立始末、活动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并为170余名社员作了小传,于1989年写成了洋洋数十万字的《南社丛谈》一书,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又遵约编成《南社诗选》一书。他那炼石补天之作,不仅是对半个世纪前这段文坛往事的追忆,更是他个人研究成果的记录。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他对藏品进行横向探讨的结果。
多年来,民间收藏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无形的,是难以用具体数字来衡量的。如鞋饰收藏家骆崇骐和他的研究成果《中国鞋饰文化》,绕贵祥和他的研究成果《毛泽东像章研究》,早已受到海内外的重视。蓝翔收藏并研究筷箸文化,李寸松收藏并研究民间玩具,王树村收藏并研究民间年画,李继友收藏并研究社火脸谱艺术,均属于“创造性的开掘”。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突破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