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谋士，郦食其尽心尽力为刘邦四处奔走，希望用结盟的方式壮大刘邦的力量，他自己也用身家性命担保自己许诺的真实性。这种重信用的气节，是他身上的闪光点。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以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即使在外交上再重信义，也抵不过那些手握重兵的武将。他为刘邦赢得了齐国的支持，但是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命运不过是刘邦大军之下的小草一般，完全由刘邦和他的大将们掌握，又怎么能有以个人名义守信的权利呢？所以，韩信单方面撕毁信约，牺牲了他的生命，他自己也为了守信而至死不悟。
其实，在临死之前，他完全有可能转变自己的命运，并且守住信义，只要他坚持与齐王一起去面见刘邦陈说利害，事情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以为自己守得住，不相信韩信会做出背信之事，这正是他的悲哀。
学
儒家的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其中，著书立说排在第三位，可见对学说和文章的重视。在一个人要做一生中最大的抉择时，是入仕建功还是退而讲学，往往成为令许多人困惑的问题。王阳明在为官失意之时转而钻研哲学，终于开创了阳明心学一派，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在治学之余，想要治国平天下，结果被李斯陷害而死在狱中，他学说的精要之旨也因此而不传。
在治学还是做官两难选择的收官时期，甘于清贫与寂寞，去专心治学，将自己的思想和学说流传后世，是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者的志向。
孔子退而讲学终有大成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教育家孑L子，就是在政治上不得意之后转而研治学问、教授弟子的。孔子是鲁国人，但是在鲁国被奸臣排挤而不得重用。他周游列国，游说各国君主，希望他们实行周代的仁政，可是春秋时期的各国忙于争霸，对孑L子的说法根本不予理会，孔子一时困顿，还曾经在游历的路上几乎丧命。
政治上的失败，生活的贫困，一度让孔子不能自拔。他已经步人了人生的收官之时，是重整旗鼓再次从政，还是退而专攻学术，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经过反思，孔子觉得自己之所以在政治上失败，完全是社会上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政所致，所以他决心广收门徒，弘扬自己的学说，以期日后能够有人用它来安邦治国。
孔子的时代，周王衰微，礼崩乐坏，《诗》《书》也缺失不全了。孔子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礼仪制度，编定了《书传》的篇次，上起唐尧、虞舜之时，下至秦穆公，依照事情的先后，加以整理编排。孔子考察了殷代继承夏代对礼仪制度所作的增减之后说：“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在参照了夏代和殷代的基础上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我主张用周代的礼仪。”由此编订了《书传》《礼记》。
孔子曾对鲁国的乐官太师说：“音乐是可以通晓的。刚开始演奏的时候要互相配合一致，继续下去是节奏和谐，声音清晰，连续不断，这样直到整首乐曲演奏完成。”孔子又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就开始订正诗乐，使《雅》《颂》都恢复了原来的曲调。”．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孑L子时，他把重复的删掉了，选取中合于义的用于礼义教化，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周始祖后稷，其次是叙述殷、周两代的兴盛，直到周幽王、周厉王的政治缺失，而开头的则是叙述男女夫妇关系和感情的诗篇，所以说，《关睢》这一乐章作为《国风》的第一篇；《鹿鸣》作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作为《大雅》的第一篇；《清庙》作为《颂》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能将之演奏歌唱，以求合于《韶》《武》《雅》《颂》这些乐曲的音调。礼乐制度从此才恢复旧观，孔子也完成了被称为“六艺”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编修。
孔子晚年喜欢钻研《周易》，他详细解释了《彖辞》、《系辞》、《卦》《文言》等。孔子读《周易》刻苦勤奋，以致把编穿书简的牛皮绳子也弄断了多次。他常常慨叹地说，如果能够多活几年，对《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就会充分掌握和理解。
孔子用《诗》《书》《礼》《乐》做教材教育弟子，就学的弟子大约在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礼、乐、射、御、数、术这六种技艺的有七十二人。至于像颜浊邹那样的人，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诲却没有正式人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个方面：学问、言行、忠恕、信义。为弟子订了四条禁律：不揣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他认为应当特别谨慎处理的是：斋戒、战争、疾病。孔子很少谈到利，如果谈到，就与命运、仁德联系起来。他教育弟子的时候，不到人家真正遇到困难、烦闷发急的时候，不去启发开导他。他讲出一个道理后，若是弟子不能触类旁通地推演出类似的道理，他就不再重复讲述了。
像孔子在处于人生的紧要关头时，及时作出选择，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在治学上，开创了儒家学派。后来，他的门人终于以儒家学说打动了皇帝，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长达两千年的统治思想，孔子的成就不可谓不大，他在人生收官时刻的转型也可称得上是十分成功的。
党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说的正是人和人之间因某种关系而结成集团的原则。一个人无论声名再显赫、家族再庞大，如果不存在于一个政治集团之中，要有所作为也是很难的。而一旦置身于某个集团，在为自己打算的同时，也要为集团日后的生存和发展考虑。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往往依赖于对某个政治机会的把握，具体而言，就是在处理某个重大政治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这正是集团命运的收官。
牛李党争得失两不全
唐代牛李党争导致的政局混乱和最后两党的两败俱伤，就是在收官时出现重大失误的结果。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李吉甫为相，主张以武力制裁藩镇。次年，在科举考试时，进士牛僧孺、李宗闵等指出李吉甫此举误国。李吉甫知情后向皇帝哭诉，其子李德裕对牛僧孺等人也颇为不满，牛、李开始结怨。
后来，牛僧孺和李宗闵结成一党，而李德裕和李绅、元稹等结党，在朝中都形成了很大的势力。牛党主要领导人有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等。李党主要领导人有李德裕、裴度、郑覃、李绅等。李党人以出身大家族的官僚为主，牛党人则多为进士出身。当时两党所争的只是宰相之位和在朝中的发言权，没有过激的行为。
穆宗时期，有一次科举考试时，主考为牛党中人，考试后有考生对结果不满，穆宗决定复试，结果李党中人充任考官，将考试结果完全改变，皇帝因此处置了牛党的一些官员，引发了两党矛盾的公开化。
平心而论，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在政治上难有建树。李党具有事业心，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功立业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牛党假公济私，李党也以牙还牙。
李党主张强化中央的权力，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以求实现重振帝国权威的理想。牛党为实现他们把持政权过太平生活的追求，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这种旨趣上的背离，加上他们之间的私怨，使两党处于水火不容的敌对状态。按说，他们作为国家大臣，不应该以国家大事为儿戏，在重要问题出现时应该以大局为重。其实不然，两党往往是抓住重大问题攻击对方的政治主张祸国殃民，将国家和人民丢开而在萧墙之内大动干戈。
穆宗时，因为宦官之间的内部斗争，使牛党得势。李逢吉就请穆宗引牛僧孺为相，合谋倾轧，将李德裕贬为浙西观察使。一时牛党把持朝廷，李党多被排斥在外。翰林学士李绅被贬为江西观察使。裴度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穆宗死后，太子湛继位，是为敬宗。敬宗即位后，觉得李党成员比较有政治才干，便着意扶持李党，下诏封裴度为宰相，牛僧孺因为做宰相而无政绩，被贬为武昌节度使，李逢吉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敬宗在位仅二年，就为宦官所杀。文宗即位。文宗恭勤宽俭，却优柔寡断，遇事不能决断。李德裕在浙西政绩过人，文宗将他升为兵部侍郎。李宗闵得宦官之助做了宰相，又把李德裕贬出，推荐牛僧孺为相，二人合作，将李党人员全部逐出朝廷。
李德裕到成都后治理有方，南诏、吐蕃都向他表示臣服。文宗让百官集议，大家多认为李德裕有功。在这样的关头，牛僧孺反倒表示唐与吐蕃正在和好，李德裕的做法可能会激起吐蕃的不满。文宗竟然听信了牛僧孺的话，后来又后悔了。把牛僧孺贬为淮南节度使，任李德裕为宰相。李宗闵也被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党复转优势。
在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牛党居然还要借机攻击李党的作为，这种政治行为过于龌龊，虽然表面上是可以维护党派的利益，但是只要统治者有所察觉，就会给党派带来灭顶之灾。这样的时候，正是党派的收官时节，只要稍微在党派私利上退让一些，不但可以赢得皇帝的青睐，而且还有机会化解两党以前的冤仇。可是牛僧孺不但不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才会导致牛党的集体被贬。文宗后来就是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才迁怒于牛党中人，把他们贬向外地，这只不过是轻微的惩罚而已。
但牛党对李党的攻击并未停止，杨嗣复、李旺相继为相，牛党又转盛。文宗时常感叹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文宗死后，武宗即位。武宗因为他继承皇位时曾经被牛党阻挠，再次任李德裕为相。不久，又以李党的李绅为相，牛党的李宗闵、牛僧孺或贬或废，李党全胜。李德裕便追论牛党与昭义交通养蓠成疸之罪，终于贬牛僧孺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封州，李党全胜。宣宗时，牛党白敏中抓住机会，排挤李德裕，将他一贬再贬。而此时牛党领袖牛僧孺也已经死去，牛李两党都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牛党、李党终致两败俱伤。
从两党开始结怨起，前后历经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危急的关头，他们不但不化解宿怨齐心合力、共同尽忠朝廷，反而互相攻击、忙于内耗，使唐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们自己也在无休止的争斗中同归于尽，为后人所耻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