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当年建立了不世的功业，使他的统治被后人称为“贞观之治”，不断被后代的政治家和诗人们所赞颂。杜牧借缅怀唐太宗作为感情的发泄出口，表达了自己对当时在朝中当权的君臣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乐游原，又是当年称帝的女皇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的私家园林所在。太平公主曾经权倾朝野，富贵自不可言，可是由于太平公主后来发动叛乱，导致败亡，这片园林也化为废墟。已经不复当年繁华的乐游原和依旧巍峨壮观的昭陵两相对比，体现了杜牧蔑视当朝的富贵和向往千秋功业的复杂心情。
杜牧的诗让李商隐看了之后，李商隐觉得自己这位朋友的诗虽然充满了感情，但是有些过于憧憬美好的时代，可是当时朝廷已经非常腐败，又哪里会再回到唐太宗时期清明的政治和繁盛的国势呢？所以，李商隐也写下了一首《登乐游原》来回答杜牧。他的这首诗更加著名，全诗只有二十个字：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李商隐的诗看起来只不过是在描写景物，但是他在描写中蕴藏了自己的感情。因为心意不是很好而驱车前去乐游原上看风景，结果看到了异常美丽但已经好景不长的夕阳。李商隐以此比喻已经摇摇欲坠的唐王朝，并且暗中劝告杜牧不要像飞蛾扑火一样因此而付出自己的一生。他对杜牧的关切之情，不露声色地在诗中得到了体现。
杜牧看到了李商隐的诗，深深感到李商隐对自己的关心，而且也读出了李商隐对自己的劝告之心。他为此而感动，觉得自己结交了一个可以写诗相交流又可互相劝慰的知音。
不过，杜牧虽然十分感激李商隐对自己的关怀，可还是对李商隐在诗中表达的消极情绪有不同的意见。后来，他找到了机会，重新写了一首《登乐游原》送给李商隐：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这是一首怀古诗。杜牧借咏叹乐游原上的汉朝王陵，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想当年汉朝君临天下何等威风，可是后来只剩下这里的几处坟丘，连后人应该在上坟祭奠时种的树都不见了，可见世事沧桑。然而，汉朝的坟丘没有人来种树，是说明汉朝的事业已经后继无人，所以才这样凄凉。如果仍然有忠良之臣为汉朝的江山社稷献出自己的力量，或者记得时时祭扫汉朝君主的陵墓，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情形了。
杜牧借这首诗告诉李商隐，事在人为，切不可过于消极而自怨自艾。李商隐看了杜牧的诗，体会到了他的用意，也对杜牧在落魄不得志的时候还对自己如此关心而十分感动。不过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所以他也一直采取低调的态度去生活，去面对政治，没有像杜牧那样为国家而奔忙。不过，即使这样，也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感情，他们二人即使不在一起，也常常打听对方的消息，互相之间的感情超过了一般的朋友。
李商隐和杜牧因诗而开始交往，因相近的遭遇而互相关怀，因对方的才情而互相敬佩，结成了他们一生的友谊。这种亲近的关系是冷冰冰的官僚体制所缺少的，所以显得十分可贵。
更可贵的是他们之间完全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状态，却又一生不离不弃。如此纯粹的交往，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而且他们能够在发现对方的问题时直言不讳，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坦诚布公的姿态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亲近的重要原因。可见，如果要和他人建立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掺入的亲近关系，就必须要向对方坦诚，而且要处处为对方着想，才能赢得真正的情义。
固结型
固结型的土豆关系学，指的是双方因为某种利益或者特殊的亲密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松散但是互相联系的政治集体，互相关照，互相救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一致对外的一种关系。
固结型的土豆关系，主要是依靠结成关系者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和长久性。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则志同道合的人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能形成长久的、牢不可破的固结关系；如果是为了一己私利，则那些图利之人只是乌合之众，所结成的固结关系也只是暂时的、随时可以解除的；如果是为了长期给自己谋求一个发展的机会，双方就会形成庞大的、具有等级性的、类似于家庭结构的固结关系。
固结型关系可以是为谋利益而形成，也可以是因恩情亲情而结成，主要看结合者的身份地位和个人的目的而定。
固结型土豆关系形成的最关键因素就是结合的条件。如果条件能够吸引人，那么结成的关系就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了；如果只是为了一时之利，那么即使结合时候的关系再如胶似漆，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风消云散。所以，如果想结成固结型关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应该想好应该用什么样的条件去建立这种关系。
“请托”“行卷”与“座主”“门生”
从唐朝开始，就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担任国家官员。而唐代的科举考试又和其后时代不同，因为科举制度还处于初期，所以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考试题目有时并不能体现一个人的才学。所以，唐代的皇帝就特许由在文坛上成名或者在儒学上有造诣的官员事先推荐能人，然后给他们预先定好考试的名次。因此，许多人就在考试之前寻找那些官员，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呈献给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名次。这样的行为，在当时被称为“行卷”、“请托”。
另外，考试时的主考官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在考试成绩和考生日常表现的两方面之间权衡，然后定下名次。考生的名次由主考官决定，所以考生的日后发展就和主考官联系在一起。在考试之后，中举的考生就要去拜访考官，结成师生关系，考官称为座主，考生即是门生。
通过科举考试，考生和推荐者、考生和主考官往往会结成固结型关系。
白居易就是依靠行卷、请托而步人仕途的一个典型。
白居易自小聪明，生下来刚六七个月，就能辨认“之”、“无”两个字，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大概在他十五六岁那年，他父亲白季庚在徐州做官，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世面，结交名人。
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点才气，但是脾气高傲，遇到后生晚辈，常常倚老卖老。自居易听到顾况的名气，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顾况听说白居易也是个官家子弟，不好不接待。自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顾况抬头看了看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又看了看他的名帖，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
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随手翻着翻着，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自居易的手，热情地说：“啊！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刚才跟你开个玩笑，你别见怪。”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了不起。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也就在长安出了名。不到几年，他考取了进士。唐宪宗听说他的名气，马上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左拾遗。白居易进入仕途后也没有忘记顾况，十分感激他当年的推荐，和顾况结成了极为亲密的关系。
自居易要参加科举考试，以图日后的发展；顾况想提携后进，以望自己晚年能够得到他们的照顾。而且白居易的文才过人，让顾况觉得他正是可造之才，便到处推荐他。他们都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亲属的固结关系，白居易一直以顾况的学生自居，顾况也自认是白居易进入仕途的引路人。他们这种关系，既不是十分功利，也不是十分淡泊，但是双方存在共同的利益，所以能够保持长久的友好。
在科举考试之中，还有一个“沆瀣一气”的故事。
在唐朝的一次科举考试之中，一个叫做崔瀣的人考中了进士。他在考试之后按照惯例和其他考生一同去面见主考官，结为座主、门生的关系。而这一年的主考官名字恰巧叫做崔沆，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这真是“座主门生，沆瀣一气”。
沆瀣一气不过是一个笑话，而主考官和考生之间息息相关的关系确实也如此。主考官作为决定考生是否能够进入仕途的关键人物，值得考生为未来的发展而结交；考生们作为朝廷未来的掌权者，也值得主考官和他们拉上关系。所以，以主考官为核心，以考生为基础的座主、门生关系在唐代一直十分盛行。而且有的主考官名噪一时，因为门生众多而在官僚系统中保持不倒，考生们也因为主考官的提携和鼓励，在中举之后往往很容易顺利升官。到了唐朝后期，座主、门生的关系和朋党政治结合在一起，变成牛李党争的斗争工具，影响了几代人的前途，可见这种固结型关系的威力和破坏力。
君子党与“庆历新政”
北宋时期，因为北方的契丹、西部的西夏屡屡犯边，让宋朝统治者觉得自己的统治非常不牢固。加上宋太宗时期实行的各种政策，使得朝廷中尸位素餐的官员越来越多，军队中没有战斗力的将士比比皆是。面对这样的局面，几任皇帝都是有心无力，想改革而又怕出现意外情况。
到了宋仁宗执政的时候，这位富于革新精神的君主决心任用在朝野非常有声望的范仲淹等人做宰相，实行变法革新。
庆历三年四月，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见范仲淹等人，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催促说：“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赶快提出来。”并且叫人打开宫中的天章阁，在条案上摆好纸笔，督促他们立即写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一贯主张改革，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早在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就曾洋洋万言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选择贤明的人做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排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侈费，严密选举制度，培育将帅以加强边防等。后来他又经常上书，分析民间利弊和朝政得失。现在他更觉得责无旁贷，但他又深知积重难返，对人说：“皇上对待我，真够信任的了。不过，事情总有个先后缓急，以往长期安定局面中积累的弊病，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的啊！”然而，国家的危机如此严重，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时间是耽搁不起的。
于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的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颁发诏令，要求各级官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以便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做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九）重命令，即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答手诏条陈十事》写成后，范仲淹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率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对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确实因为改革弊政而结合，而且确实已经形成了固结型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互相结交而稳固权威，而是为了振兴国家。他们之间并没有官职上的直接隶属关系，而是靠着共同的改革愿望和相近的政治主张而结合，互相在一起谋划改革大计，计划国家的发展前景。
当时，有人因为他们联合实行新政而告发他们结成朋党，欧阳修不但不否认，反而写了一篇《朋党论》，宣扬朋党有理，认为朋党也分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君子以共同的志向而结成朋党；小人因阴谋私利而结为朋党。所以，君子之党有利于国家，应当鼓励；小人之党误国害民，应该杜绝。
欧阳修的这篇文章作为庆历新政的政治纲领，表述了君子们以公共利益而结成固结型土豆关系的原因和他们对国家的忠心。接下来，他们中的成员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在文中赞扬了宋仁宗实行变法的勇气和远见，并明确指出范仲淹和富弼为变法作出的贡献，提出他们结成的亲密关系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应当予以肯定。
在宋朝，从宋太宗时期就开始预防朝中大臣结成固结型关系，因而明确指出大臣结成朋党就要进行严肃处理。而欧阳修和石介不但不回避这个问题，反而提出他们结成的固结型关系是正确的，可见固结型关系即使在政治的强势压力下依然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后来，庆历新政在反对派的诬陷和流言造成的恶劣影响下失败了，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也被贬官。但是，他们之间结成的固结型关系并没有消亡，范仲淹和欧阳修之间经常有书信和诗词往来，富弼和欧阳修后来也一直鼓吹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