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挖空心思左算右算最终肯定父亲确确实实有四千块钱后，才写信去向远在乡下老家的父亲要钱的。
这四千块钱中，两千块是父亲今年卖烤烟的收入，两千块是父亲平时积攒下来的私房钱。我想，一直希望我早点结婚的父亲在信中知道我向他要钱是为了结婚后，会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饭也顾不上吃就去城里把这四千块钱寄来给我。为了不影响我结婚的时间，父亲还会用速度最快、最迟第二天就到我手里的电汇寄来给我。
可是，到我寄出信后的第二十天了，还没有见到写着四千块钱的汇款单。家里是不会发生什么事的，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两年前刚过了我们家的门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继母更是如此。
看来是父亲不愿给我这四千块钱了，假如他要给我，最多在我寄出信后的半月内就该收到这四千块钱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父亲不愿寄钱来给我呢？
为这事，我纳闷了一个礼拜。当然，也就是在这个让我纳闷的礼拜里，我才在左思右想之后，找到了父亲不给我这四千块钱的原因。
祸根就在我寄给父亲的那封信上。
我细细地想了几天，最后发现，在给父亲的信中有三句话是导致父亲不给我寄四千块钱的原因。第一句话是：你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这辈子应该没有什么想场了，一切事情就看淡一点算了。
写这句话时，我像是被鬼摸着了头，竟忘了父亲经常在我面前说起的那些话：我虽然年纪大一点，但我骨头硬，还动得起。他们（指我的哥姐）倒是打了交代了，可你还没有。我也希望在你成家时，能有点给你的。就因为这样，父亲一直不听我们的话，依然在田地里劳动着。我们多说一句，反倒会挨他一顿骂，而我现在又建议他不要有什么想场了。假如我此刻就在他面前，他一定会板着面孔问：“你们是不是想让我早点死？”所以我想，父亲现在肯定在念着这句话生我的气。
第二句话是：假如你认为劳动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倒不管你了，但你要适度，不能超强度劳动，那样会适得其反；假如你觉得你不劳动就生活不下去，我现在就向你保证，等我结了婚后，我每个月寄两百元来给你做生活费。
你想想，现在的两百块钱，够生活费吗？光是他一个人都不够，何况还有孃孃。那他们穿的、住的，以及其他必用的，拿什么来买拿什么来打整？真的，光听这句话，父亲就会来一肚子气。
最后一句，也是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今后，我们没有能力把你们接到一起来过，但我们不可能不管你们的生活。这句话对四千块钱能否寄出来是最致命的。
你再想想，当父母的哪个不希望能跟自己的儿女生活在一起？现在，我还没有成家就对想我想得要命的父亲说这种话，父亲还敢对跟我在一起生活抱希望？父亲生来就不是那种在别人面前低三下四的人，听到一直巴望着今后靠他来养老的儿子的这种话，不要说寄钱，恐怕气都快气死了。
是呀，父亲对我的期望是根深蒂固的。我从小就对父亲以及曾活着的母亲说，等我长大了，读出书来了，我就把你们接到城里去和我一起生活。这句话直到几个月前都还在对父亲说，只是改了几个字：“等我把婚结了，就把你们接去一起生活。”可是，才过几个月，我又改了话，还把整个的意思都改了。在乡下诚实惯了的父亲，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欺骗与折腾！
“现在就这样改来改去，还不知今后会改成什么样子呢？恐怕到时候连回家来看我老者一眼都不愿意。”父亲肯定会这样想。“这种对老人没有一点赡养之心的人，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我把仅有的一点钱都拿出来了，到时候老者我动不得了，他又不管我，那老者我怎么办？难道真是只有自己用草绳扎着脖子等死了？”父亲还会这样想。
既然这样，四千块钱是百分之百地泡汤了。
想到这些，我终于不敢再巴望父亲会把四千块钱寄到我手上来了。只怪自己给父亲写了这封原本就不该写的信，打个电话去请邻居转告一声不就得了，却偏要逞能，自以为自己很能写。现在好了，本该早就到手的四千块钱没了。
只是，失去了这四千块钱倒没什么，要是因为我信中的这三句话急坏了父亲，那还得了。不管怎么说，我都一直爱着在大地上劳作了将近一生的父亲。于是，我决定不怕麻烦邻居了，就打了个电话到邻居家里，请他叫父亲来问个明白。
父亲接了电话，一听是我，激动地在电话那头说：“你写来的信早就收到了，一直想给你打电话，自己又不识字，认不得咋个打。要给你写信更难。我担心你不见我寄钱来给你会难过，就想告诉你我手边现在没有钱，但又无法跟你讲。”最后，父亲告诉我今年的烤烟是卖给私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钱。手里边原本有一点，可人亲来往太多，都花出去了。
“再过四十多天就要栽秧了，说出来你也许会不相信，我连肥料钱都还没有着落。”父亲的语气有些无奈，我则开始在电话这边哽咽。
我没有让父亲听出我正在这边伤心。
“既然你们还有几个月才结婚，那就等我把田犁好耙好了，就把牛卖了，按目前的价格，这条牛卖得一千五六百块，我再催催那个人，看可不可以把欠我的烤烟钱快一点付给我。”
“不能卖牛！你千万不能卖牛！过几天我就汇两百块钱来给你，你先买点肥料把秧栽了。我结婚的钱你就不要操心了，我另外再想办法。实在不行，就推后一点再结。”
“娃娃，你不能再拖了。你放心，不管咋个凑我都要凑几千块给你。我现在只有你了，苦去苦来还不都是为了你？”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在电话亭里当着服务员的面哭了。这是我在母亲病逝十年后的第一次最真实的哭。这个时候，我把一直在纵容我远离真实与良知的虚荣心忘了，我把一直遮盖着我的这一虚荣心的罪恶的面子忘了，我把只与我个人的安逸和幸福有关的私心杂念忘了……这个时候，我把一切都忘了带在心上，除了自责与愧疚。
面对父亲，我是多么的自私与贪婪！我简直是在用我的自私与贪婪践踏和亵渎原本纯洁、神圣的爱情！
我向父亲要四千块钱来干什么？难道那间房子不装修得冠冕堂皇我就会少活几岁？难道我不买高档冰箱不买高档洗衣机不买高档电视不买高档音响我就吃不下饭睡不成觉写不出诗了？父亲与你谁欠谁了？把你养这么大了可以自食其力了不但得不到你的一点孝敬反而要给你四千块钱，这个规矩是哪个专门为你定的？
是呀，这人心哪里还有什么天理？
我不知道是怎么和父亲挂了电话的。
走出电话亭，我没有直接回家。向着与家相反的方向，我走了一大个晚上。
2000年4月，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