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学岩和他的村庄
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了第一根火柴。她看见一只烤鹅走来，不，是一群，一群烤鹅，步履蹒跚，冒着诱人的油香。小女孩可能饿得急了，小手还没来得及伸出去，照亮烤鹅的火柴就灭了。小女孩赶紧划了第二根火柴……
沙学岩的老婆给儿子讲故事时，一字一句，像写诗。故事讲了很多遍了。沙学岩老婆脑子笨，读书成绩不算好，倒是挺爱讲故事。原来讲给老公听，现在讲给儿子听。讲卖火柴的小女孩，讲那只（那群）烤鹅。她总是喜欢在周末的晚上给儿子讲故事。她在电话那头讲，儿子在电话这头听，讲得很有耐性，一直讲到小女孩划完最后一根火柴，一直讲到儿子进入梦乡。
（后来，在所有能搜索到的报道里，都没有沙学岩和他老婆更多的信息，似乎连名字也未见诸媒体。有关的报道只说她老婆是沙香茹的母亲——几乎是废话，除了事件本身，意义可以忽略。他老婆模样或许不错，在外地打工，工作岗位可能是某个沿海城市的酒店，应该很爱她的丈夫和儿子。仅此而已。如果，更进一步分析，最多能找到这样一层背景：沙学岩和她老婆是小学同学，那时他们的学校叫“菖菖乡胡庄小学”。这个名字曾经让他俩自卑。不仅如此，令他俩自卑的，还有后来一同考上了市里的一所旅游职高。同学中有一半是城里来的女孩。女同窗在填写五花八门的档案表册的时候，都会在学习简历的开始，写上“菖菖市第几小学念书”字样，以此表明虽然他们曾经一道上过同一所学校，出身却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俩彼此互为朋友——用时下的流行语叫青梅竹马，而且两人都有个毛病——填写简历的时候心不在焉，字迹潦草。）
沙学岩习惯了这样的周末，就像现在，他习惯了自己的工作一样。他在公路对面的小区做物业保安。每天上午去小区转四转，下午再转四转，路线和方向一致。每周加值一回夜班，上半夜转四转，下半夜转四转，路线和方向，同白天一致。有时候，半天找不到一个人搭话（做木工也是这样，是不能说话的。一说话，就分心，连家伙也不好使，搞不好会伤人。想到这些的时候，他才记起来了自己曾会木工。）这就是他的全部工作。小区老板是外地人，听说原来在沿海搞过电子厂。几年前，老板买下了沙学岩村里的这块土地，原本是要搞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闲置了许多年，没搞成，前年又平地起了几座楼。按照占地协议，村里的一些小青年被招到了小区物业公司，成了“有班上的人”。起初，沙学岩并不想去，他会木工活，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外地打工。等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社区的几个干部找上门来，要他和老婆两人，留一个在家。商量的结果是，老婆继续外出打工，他留下来管孩子。一段时间，他还不习惯。他父母的经验是，一个大男人要是学得手艺没派上用场，同没手艺一样窝囊。
小区对面，是他家。之间被一条很宽的沥青路隔开。沥青路，有个很拽的名字——“三环路”（俨然只有大城市才配拥有的名字）。去年以前，三环还是村里各家各户的蔬菜地。从家到小区，路并不远。沙学岩每天就步行，一边走，一边哼。穿着干净笔挺的制服，边走边哼，感觉很不错。与同村的其他年轻人不一样，沙学岩不喜欢骑摩托车上班（他并不认为风风火火来，风风火火去，屁股后面还冒一股臭烟，比穿着制服步行有多美。）沙学岩是去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他的意识里，城里只有两种人才会骑摩托车上下班——每天挑鸡笼菜担进城赶早市的和外来打工的。沙学岩认为，自从去年三环建成以后，他们家所在的“胡庄”，就已并入了这个曾经令他和老婆十分向往的城市。政府的行政区划里，他的村庄实际上也划归了这个城市，连名字也改成了“菖菖市菖菖办事处菖菖社区”。沙学岩做保安填档案的时候，他在家庭住址一栏里就是这样填写的。后来，他还了解到所在的村庄，与公路对面的高楼，也就是自己现在上班的小区，已划归同一个社区，这令他激动，也令他不解——公路两旁的人家其实并无往来。
卖火柴女孩的故事又一次讲到结尾。老婆还是没忘在电话里啰嗦了几句，你在家得把儿子管好，我在外头就会一门心思多挣钱。过几年，宽裕了，买一个二手的“奥拓”，每天你就可以学城里人，开车接送儿子上学了。开车的事，沙学岩只当老婆是说笑逗趣。管儿子的事是认真的。儿子名叫沙香茹，是老婆取的。上职高的时候，班里最漂亮的那个女同学，似乎就叫“香茹”。沙学岩的父亲和母亲是世代的乡下人，觉得这名，女孩兮兮不说，还洋气，洋气就给“胡庄”没啥关系了。反对归反对，决策方可以判定反对无效。按“胡庄”的习俗，一代不管一代，给孩子取名的决策权，在于孩子的父母。娃是沙家的，照理由沙学岩按排行取名。老婆却说生娃熬了不少痛，连姓都随沙家了，还不能给自己的骨肉取一回名？只好由了她。
二、传谣从一条手机短信开始
三月的周末。在南方的都市，意味着所有与季节有关的色彩将被忽略，唯剩下周末。不同的是，这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香茹妈妈将按时收到老板发给的月薪。月薪到手，而后是逛逛街，向同事和家里发发短信。再而后，所有的事情又重新来过。
三月的某个周末，香茹妈妈莫名其妙地收到五条可怕的短信（直到现在也未搞清这些短信的来源）。短信说，某市冒出了一种怪病，得病的孩子只一两个小时，抽几下筋就死了。好可怕。病名说法不一，有说是小儿“非典”，有说是人“禽流感”，有说是人“口蹄疫”，更有说就是“人瘟”的。手机短信，可笑不可信。香茹妈妈的爱好是看电视剧，照她看来，手机短信不是什么好东西，除了会搞怪，就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把两口子关系搞成“无别外人”（方言，“陌生人”的意思）。
但这一次她却不安了！
让香茹妈妈不安的，是因为有一条短信提到了“菖菖市”，那是她的家乡。短信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开出了预防的药方：“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即愈。”莫不是谣言？既是“谣言”，就不要去理会，否则会被人所不齿。信吧，在她的家乡，造谣的女人，叫长舌婆。不信吧，短信确实提到了家乡城市的名字。那个名字，离她的家人最近。信与不信，都打乱方寸。有句俗话不是说，好事宁信其无，坏事宁信其有吗。此话，照香茹妈妈的理解就是，乡下人，五尺命，就不要奔一丈。天下从来不会掉馅饼。人一背时起来，牛脚板窝都会淹死人。
她决定把这条短信一字不落地发回老家。
老公沙学岩收到短信后，很快反馈给香茹奶奶。他说，他在小区里的工作是只和陌生人说话。认识他的人都是更大的城市里过来买房的，他与那些城里人的交往仅停留在礼节上。早上好！有事吗？那个踩三轮的，出去，出去……直到现在，他们彼此虽说着话，却互不认识。他的意思是，他并没有获得与这条短信有关的信息。
香茹奶奶自是不信。乡下比城市清静，什么病还会大老远跑到乡下来？她活了几十年，见过的死人无数，年轻人都是跑死的，老年人都是老死的。她的经验是，一个人，有吃有穿，只要别成天毛毛糙糙，想着朝公路上跑，朝城里跑，平平安安等着老死，就是好命。邻居的太婆们也接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发回来的消息，也犯狐疑了，好端端的一村子娃，没听说谁家有啥怪病啊。莫不是城里……大家往公路那边的小区望去，那是老人们心目中的“城里”。还好城里和村子隔了一条公路，对面有什么也不会跑过来，孩子们也不会跑到对面去。太婆们似乎很放心。
香茹爷爷就更不相信了。死人的病？电视新闻咋没听说？报纸上咋没看见？怪事。香茹爷爷只相信电视和报纸，电视和报纸是政府发布的，正规可信，其他的信息来源只能称“小道”（阶级敌人从来都善抄小道以断别人后路，却不敢在公开场合露出真容）。
“谣言”不攻自破。所谓的“药方”，其实是一百多年前，义和团为防止洋人下毒的揭谒传单。香茹爷爷年轻时干过赤脚医生，背过几副中医方帖。还乌梅七个，杜仲五钱……一见到那药方他就忍不住想笑。
关于某怪病的短信，在经过三个善良之人（看上去更像乡下来的）的过滤之后，最后止于谣言本身。
四月，终于掀开幕帘。新的一天开始了。略微有些潮湿。类似的谣言，还在城里的很多地方流传。与谣言一同流传的，是另一条手机短信：“流言像杨花一样飞着，我伸出手掌，抓住了其中一片，感到它没有丝毫分量。但是在街上，它迷乱了那么多人的眼。”
暧昧的词语和修辞，据说出自某个当红美女诗人之手。还可以举出很多，都不太懂，一律被香茹妈妈彻底删除。类似的短信，容易消磨掉一个人对于目标的意志，她需要保持警惕。春节过后，她又一次来到了这个城市。这是一次目的简单的离家出行，除了挣钱，还是挣钱。剩下什么，都与己无关。
三、证伪——圆西瓜与方西瓜
怪病继续在城市上空弥漫。在未被“证伪”之前，一应说法还不能叫“谣言”。缺少被公共渠道验明正身的背景，只能称“市井传闻”——信息无形中被矮化，特征被混淆，变得恣肆和扭曲。
出租车司机某某说，他听到的怪病致人死亡的版本，从一人，到十几人不等。出租车司机的门路多，信息来源广，但如此不一致的传闻，连他也丧失了甄别。
各种说法在蔓延。网络、电话和短信，穿过街头坊间，将恐怖的情绪向城市外围扩散。行色匆匆。车窗紧闭。甚至在某次城际列车上，乘客们一边小心地捏着口罩，一边终忍不住聚拢来，谈论怪病，表情暧昧。娃是不能去幼儿园了，大人小人都朝乡下老屋奔去（很多时候，乡下被视作消灾避难的清净无疫之地）。消毒液脱销。绿豆汤和板蓝根冲剂一天一个价。小孩发烧，送医院。起泡、出水痘，不容小视。相对于生命，再昂贵的费用，也只是个失却温度的数字。还吝惜什么？各使各的门路，各打各的关节，家长们奔走于飘飞的谣言之间。“谣言”被“证伪”之前，宁信其有吧。谁愿意拿娃的性命作赌注，去赌那个已无从查找源头的“谣言”真相？（随后的事实证明，群众过分的担忧是正确的。对于普通民众，真相的来龙去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清楚自己正在遭遇一场危机事件。公开的话语渠道尚在沉默，危险或在增加。他们付诸的所有努力手段都可视作自救行为。而自救成功的概率大小，取决于他们对所谓“谣言”的觉醒早晚，以及智识水平高低、人脉资源多寡、支付能力大小等等）。
医院快要人满为患。
就在这“人满为患”，仿佛欲酿成“人满为患事件”的关键，“有关人士”说话了。
“有关人士”说，是死了几个娃，死于春季呼吸道感染，目前仅有“几例”。
“有关人士”特别强调，未发现这“几例”之间有什么关联，大意是说此病似无传染性。
“有关人士”的辟谣，很快通过公共消息渠道发布。
好了，谣言被“证伪”，还原了谣言的真相——谣言终究还是谣言。
好了，我说胡庄没事嘛……天那么宽，地那么宽，山那么青，水那么秀，咋来的“瘟症”？香茹奶奶很善良，善良得当她看到电视消息后，一连用了四个“那么”，而且都是带褒义的！
是嘛，西瓜几百年来都是圆的，忽然冒出来说哪个旮旯长出了个方西瓜，不是笑话是甚？香茹爷爷也善良。香茹爷爷的善良，还带幽默。
沙学岩不信，爸，你又不是全地球的西瓜都吃过，咋就说没有方西瓜？
香茹爷爷笑得更厉害了，屁话，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猪跑？
沙学岩无话了。他也想不出来，方西瓜会是一副甚模样。连想都想不出来的事情，还会有真？
沙学岩给老婆回了短信。
怪病谣言，止于善良。善良的人家……
（悲剧一点点酝酿和放大，推波助澜，至悲剧结局。结局表明，沙学岩一家的确错了。他们的错，错在对于家园的概念过于感情色彩化。城市不是中心，村庄也不是。只有蓝天和大地才配——世界的本来面目。村庄和城市朝着大地拥去，彼此挤压。这个逐渐丧失原点和目标的过程，耗尽了我们的悲悯。远离清净，只能是我们的一相情愿。我们终究是生活在大地之上。沙学岩一家的错，还错在作为农民对于谣言一贯的态度——老实善良、不多事不生非、谣言被拒绝、谣言到我为止。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不乐观——远离政策、资源和信息，甚至连谣言都不能及。他们能获得的参照太少，仅剩可怜的一点点“经验”。就是这所谓的经验，还暗藏着先天的不足——在没见过方西瓜之前，西瓜的真相被经验中的“圆”遮蔽了；而真相另一半，经验之外的某种可能，传闻中的“方”西瓜，被省略。这很可怕。更为可怕的，这隐性的另一半，因为经验的武断“证伪”，被定义为“谣言”——所有仅存的寻找真相的一线前途最终被扼杀。）
四、赤脚医生同等级医院的对峙
奶奶，我要去看麦子……
我们的叙述主人公沙香茹突发奇想。香茹两岁半，过了今年春天就可以上幼儿园了。在这之前，香茹奶奶兼有保姆和托儿班老师的角色。香茹会唱，爱跳，数数能数到十五了。能数到十五的孩子，不一定能分清麦子和韭菜。分不清麦子和韭菜的孩子，一定不是乡下娃。
香茹奶奶决定回一趟乡下娘家。娘家的村庄似乎还保存有好大一片麦田。
仲春的淮北平原，麦田向着纵深延伸。野花刚好露出一丁点的黄。
奶奶，那是麦子，不是韭菜！……好多的麦子！……
香茹第一次不再把麦子和韭菜的概念混淆。这是个令人惊讶的转变！香茹奶奶兴奋得追着香茹直喊，乖乖！
（以上是关于两岁男孩沙香茹最后的成长记录。二十小时后，小香茹的年龄被定格。）
看麦子回来，香茹奶奶发现孩子发烧了。香茹爷爷是赤脚医生。香茹爷爷说，自己当了一辈子赤脚医生，大病没医过，小病医了不少。谁家的娃没感冒发烧过？发片药，打一针，严重点的再挂瓶盐水。没啥急的。他慢腾腾地给小香茹服了药片。见还烧，补了一针退烧针。午后，又挂了两瓶盐水。他的经验是，再凶的烧，一挂盐水就压下去了。唯一超出经验的是，孩子手心和脚心起了些小水泡。按照他掌握的常识，起水泡算什么病呢，乡下娃，成天晒太阳坝，上火起泡就跟受凉拉肚子一样平常。
傍晚的时候，小香茹烧刚一退点，就嚷着要下地玩。
等烧再次起来时，已是第二天凌晨。烧很高。心跳也快，呼吸急促。这已超出香茹爷爷所能掌控的“感冒”病例范围。他只是一个乡村医生，他的医疗条件只是一个乡村医疗站。他和他的医疗站所能承担的压力和风险，只能对下午孩子的发烧症状负责。剩下心跳和呼吸问题，必须由城里的大医院大医生来承担。他以前处理过的一些较重的病人，都是通过不同级别的医院和医生的一次次接力，最终完成救治的。
香茹被送到了某市第二人民医院。这是一家等级医院。
120医生负责送病号。120医生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后来的主治医师的助理。他们在病人运送途中采取的各种辅助性措施，为了争取更多抢救的时间——把病痛放缓再放缓。很多时候，他们的努力是有效的。这一点，主治医师最有发言权。可人们除了一个电话号码，以及救护车令人窒息的呼叫外，对120医生并无印象。我们看见的往往是，在急救室或者手术室外，病人家属握着主治医师的手，一遍遍地说着谢谢！
挂号，缴费，拿药。医院的窗口很多——程序一目了然。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人多事杂，规范程序便显重要。沙学岩从小接受父母的训诫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护士说，床位很紧。床位很重要。有了床位，意味着病人已经住院在册（医院叫病人打针吃药做检查，都不是叫名字，直接叫某某床）。是护士为病人提供了床位（接受治疗的起码条件），护士所以受人尊重。
医生们表情严肃。似乎所有等级医院医生的严肃都是一致的。他们除了“怎么才送来”之类的责怪，没有了更多的话。同样是医生，香茹爷爷觉得自己只能远远地眺望甚至是仰视。香茹爷爷给乡亲们看病时，还可跟病人聊天，安慰，说笑，甚至共同理论治疗方法和病情的预后（当然，很多时候，香茹爷爷跟那些病人说的都是一些并无根据的客套话）。等级医院，不是江湖郎中。在等级医院的医生们看来，与病人“闲扯”是“不正规”的，那样会导致考察病情程度的错觉，甚至浪费掉宝贵的救治时间。
检查完病情，香茹被送进急诊室。
急诊室内，医生和护士来来往往。
急诊室外，医生和护士来来往往。
通向医院深处的楼道，医生和护士来来往往。
所有来来往往的医生和护士，表情并无异样。
医生和护士的来来往往的时候，两岁半男孩沙香茹的抢救结束。
这是一场无效的救治接力。
奶奶，咱们回……
两岁半男孩沙香茹无法叙述完最后一句话。香茹奶奶知道，小香茹没有说出来的那个词是“家”——原来在“乡下”，昨天在“三环路”之外。
我们已经尽力了。等级医院的医生们一脸遗憾。
发个烧，怎么会丢了性命？我的孙子究竟得了什么病？你们究竟用什么抢救我孙子的？……
作为一个乡村医生，香茹爷爷救治过很多的病人。那些经他看过病的乡亲，不管病是不是被根除掉，当他们离开他的医疗站的时候，都会得到关于自己病情的细节，心里的那分忐忑因此会逐步消散。即便那些深患绝症的人，他也会告诉他们，回吧，回后让家里人弄点好的吃，再安心去吧，把钱省下来给后人。可他的孙子丢了性命，却不能获得一点明确的信息。那些五花八门的检查单，处方签，病历卡，无一例外地潦草难辨。自己给人看了一辈子的病，医没医好，找他看病的乡亲都是明明白白地来，明明白白地去。可现在，自己的孙子却落了个不明不白！香茹爷爷怎么也想不通。
医生和护士们，继续来来往往。像一群白色的影子。
香茹爷爷觉得那些影子离自己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
五、证实——一场疫病的命名过程
几乎和所有的危机事件一样，发生在淮北平原上的这场疫病，最后以一个“权威人士”的出场画上句号。这原本是常态。因为事件的突发程度，往往被我们误认为颇具戏剧性——所谓“危机公关”。
戏剧冲突的高潮部分，我们看见了最后的出场者，他伟岸，正直，不苟言笑。往往这是为了表现负有拯救责任者的剧情所必需的。
“权威人士”的出场相对于“有关人士”而言，身份和级别不再暧昧。他的身份是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
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为什么给这场疫病命名花了这么长时间？——记者总是在采访的开始前说他只问一个问题。
3月上旬，零星地发生了几例，但没有同菖病联系起来。4月上旬，又增加了病例，但很多医生都认为，如果是菖病，不会有如此重的症状。过去发生的X病，都能医治好——“权威人士”并没有直接回答，澄清过程更重要。
“那么这段时间究竟有多少病例呢？有多少并没有治好？”记者并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权威人士”。
因为不是法定上报的疫病（它甚至连准确的名字也未曾认定），各级医疗机构并无上报的责任——“权威人士”就是权威人士。
既然无须上报（也就是说没有档案资料），那么你怎么知道过去曾发生过菖病？——记者就是记者。
我们有网络报告系统（看名字有点像民间机构的名字）。有些医生会上报的，以便引起主管部门的注意。——感谢那些良知尚存的医生。
既如此，为何这次仍花了很长时间来命名？——记者的职责就是发难、质疑、追问到底。
因为有两种病毒能引起菖病，甲病毒和乙病毒。甲病毒症状轻。乙病毒比较复杂，20%会引发更严重的其他病症。——“权威人士”的职责是澄清、澄清、再澄清。
也就是说，这次是较严重的乙病毒，过去是病情较轻的甲病毒？——记者按自己获得的信息诠释事件。
也许是如此，但之前，我们只能是推测，在没有检出真正的元凶病毒前，甚至是猜测。我们一直在做着印证猜测的事情。我们甚至以等待死亡来换得时间，从患者身上提取到三组相同的病毒，送到最为权威的机构检验确认。现在回头看，起初引发更为严重病症的就是乙病毒。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甚至当有人说出自己猜测的时候，我们还以为那是在传谣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疫病的命名，就是“谣言”不断证伪、证实的过程，如此三番，历尽艰难！——“权威人士”的结论性回答很无奈。
“权威人士”话语诚恳。他代表的是科学的态度。科学并不等于走捷径。有时候，它连脚印都没有，有的是不断地去重复，去走回头路，去绕弯路，到了最后甚至发现前面还是一条死胡同。（我并非想拐弯抹角阐述哲学，事实就是这样明摆着的）。
这并不影响我们去苦苦寻觅那条捷径。我们一直在证明“谣言”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