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村庄的女人，一辈子几乎就是在做一件事——生儿育女。没完没了地生，没完没了地养，就像在走一条不见尽头的长路。譬如我的母亲。母亲共生产了八个娃，养活了五个。前三个是女娃，即我的大姐、二姐和三姐。末两个是男娃，大哥和我。我是家里的老五，其实应该是老七，还有未见过面的两个“哥哥”或者“姐姐”，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三个都是小产。提起这件事，母亲就止不住地伤心。她说，那三个娃就像三个鬼影子，还没闹明白是男的还是女的，一闪便丢了，抓都抓不住。
婚嫁对于一个女性而言原本是幸福的，生育更是将这种幸福放大到极致。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生产，那种感觉仿佛一次又一次目睹花朵的打开。在老村，生女娃不是件体面的事情。虽然，父亲喝过几天墨水，也算得上村庄里一个有身份的人，但是私塾式的教育没能改变他作为一个家长骨子里的那种怯懦和自私。母亲生大姐的时候，父亲闷闷不乐地伺候了一个多月。生二姐时，父亲只告了几天假，二姐还未满月，母亲就得自己摘菜做饭了。生三姐的时候，接到家里人的告喜，父亲在电话里轻描淡写地说了三个字，晓得了。于是，父亲象征性地让大姐、二姐上了回学堂，大姐读了四册，二姐上了一年。三姐挺发奋，一下子上到高中。随着三个姐姐的相继出世，母亲和她的女儿们在家族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每况愈下。要知道，在乡下，生一个男娃，就等于下了一头会使力气的牛犊。养女娃就是养赔钱货，除了空添几张要饭吃的嘴巴，长大了成了别家人还得倒贴陪嫁妆。没办法，母亲还是一下子就生下一大堆赔钱货，用她的话说，一撇脚一个女娃，想不生也不行，霉运一来挡都挡不住。尽管这样，母亲还是带着我的几个姐姐熬过了那几个最饥饿最寒冷的冬天，而且最终把她们养到了婚嫁的年龄。
父亲就要对母亲失去最后一线信心的时候，母亲也快撑不住了，大哥和我来到了父亲母亲身边。就像久旱的甘霖，忽然从天而降，母亲毫无一点心理准备，一下子幸福得几乎晕过去，她的笑容擦亮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最末的日历。也许，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实在的人，先把苦吃够，回过头来品尝幸福时，幸福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洌。好比吃甘蔗从甘蔗尖尝起，先是淡淡的滋味，愈到头愈甘甜。
要是母亲那时候先从甘蔗头剥起呢？若干年后，我做出这样一个假设。假设母亲先生下的是三个男娃，假设我的三个姐姐改叫“大哥”、“二哥”和“三哥”，那么我们一家的命运也许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比照父亲手中的权力和那时的政策，“大哥”或许会成为一个吃商品粮的公社干部。“二哥”脑子笨，父亲会让他学一门手艺，如学木匠，倘若如此，我家的茅屋早就换成队里成福和禄好两木匠家那样的青瓦房了。“三哥”或许被推荐读了中专，即使也像三姐一样，父亲执意将读中专的名额让与别人，上了无用的高中，父亲也会破费让“三哥”复读，直至考上大学。照这样的思路，接下来母亲该生两个女娃了。三个男娃的人家，再添两个女娃，这在农村是喜上加喜，我们一家不仅不会遭受别人的白眼，而且母亲还会被奉为家族的英雄或者神明了。如果真是这样，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我，更没有我在这里为母亲记录苦难或者幸福了。还好，命运并没有照这个假设，重新设计我们一家的故事。姐姐们仍是母亲甘蔗尖里平淡无味甚至有些微苦的那几节，大哥和我仍是甘蔗头里的苦尽甘来。我们几姊妹注定未能改变母亲生育坐标上原来的地位，虽然这种改变，甚至就是改变母亲以及我们一家的命运全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母亲冥冥之中的某种安排？
二
一只长尾巴鸟低飞过四月的陌上，嘴衔一粒草籽，绕梁三匝，最后歇于我家的窗前。那是一只其貌不扬的灰喜鹊，唧唧喳喳的叫声令人激动。是一粒牛筋草籽！母亲回想这件事来，总是很肯定的语气。这让我们好笑，为什么不是其他的果实？像桤木的荚果，榛子的坚果，蒲公英、野蜀葵的种子，这些都有可能。灰喜鹊和牛筋草籽的降临，使得母亲忽然有了一种被什么照亮的感觉，通体透明，很幸福。灰喜鹊把牛筋草籽放在母亲的窗前，又走了。不就是一只灰喜鹊，一粒牛筋草籽吗，记得那么深刻！父亲不以为然。母亲固执地认为我们家后来的许多事情与鸟和种粒有关。比如大姐的到来。母亲说，大姐到来的时候，她被什么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仿佛一双手把她生生地一分为二。又仿佛一颗石子投到深潭里，石子沉了下去，掀开的涟漪起初是一点，而后渐渐荡漾开来。母亲的胸膛里不再平静。大姐开始在母亲的体内生长。母亲描述大姐生长时的感觉是：一粒种子（就是那颗牛筋草籽）拱开泥土和石子，对着春天的阳光，大口呼吸，迎风生长。后来，大姐在母亲的体内长高长大，有了手和脚，有了眼睛、鼻子、嘴巴和眉毛，连长发也有了。风一吹，大姐的长发飞扬起来，像一篷牛筋草，牛筋草的根一寸寸地往深处窜动，母亲便疼，钻心的疼。母亲的描述终于把大姐和那颗牛筋草的种粒联系起来！等到那颗草长到母亲的身体不能容纳，快要蹿出来的时候，等到那种一分为二的撕裂般的疼痛无以复加的时候，大姐便来到这个家庭了。母亲说，她一共怀过八次娃，只有怀上大姐的那一回的感觉强烈。母亲所讲的这些，充满了深情和想象，很多人不信，包括她最亲近的人——我的父亲也不信，但是她和大姐坚信无疑。灰喜鹊造访我们家的时候，也许真如母亲所描述的那样，她看见了一颗牛筋草的种粒，正植入大地。母亲无法知道，那一刻，她已亲手种下了一颗苦难的种子，一颗如她一样苦难的种子，牛筋草种粒接下来所演绎的一切证明，一个女人的苦难与另一个女人的苦难息息相关。
三
大姐在春天降生。大姐的名字叫春联。这个名字是父亲取的。大姐长发飘飘，对于她的到来，父亲一直耿耿于怀，但是还是动用了肚子里的全部墨水，取了这样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大姐是父亲与我母亲的第一篇杰作，尽管，这作品在父亲看来显得差强人意。我以为，大姐的名字，要比后来几个姐姐的名字要好得远。像二姐叫玉狗，三姐叫素娃，一个不如一个，哪一个都是村里的大路货色！
原以为，父亲之所以给他的长女取这样一个名字，也许是为切合自己舞文弄墨的爱好，每回过年，他都有兴致涂抹几幅对联什么的，贴在我家的大门上。这是一般意义的理解。其实，父亲这样做，还有他秘不示人的目的。大姐不是男娃，然而父亲还是暗自希望大姐能给他带来开门红，祈祷母亲接下来能为家族生几个男娃传递香火。大姐名字的风格与村庄里的取名惯例不尽一致，父亲这样执意而为，是退而求其次，多少有些无奈和破釜沉舟的意味。当然，这是很多年以后，我和父亲在探讨家族的问题时，无意中从父亲严密的口中试探出来的。后来二姐、三姐以及我们哥俩儿的出生，验证了父亲在对待生育子女一事上阴暗自私的一面。
春联活脱脱是她娘一个模子做出来的。家族的女人都这么谈论。用时下的话说，大姐就是母亲的复制。我理解，这话不仅指大姐的长相与母亲肖似，往更深远一层想，还指大姐一直没有主心骨，唯母亲的话是听，人生经历毫无新意，整个就是母亲的翻版。
有两个理由可以支撑这个观点。
没有独立的幸福，幸福被母亲掌握。大姐从小就最听母亲的话。譬如，大姐的辍学。那一年春天，家里又添了两个要吃要喝的妹妹。庄稼的长势比癞子的头发还稀疏。饥荒还在我们的村庄里蔓延。你回来，让玉狗（我的二姐）上吧。1961年春天里，我的母亲话语里写满了伤感。刚刚上完初小的大姐，就被母亲宣布读书的事情到此为止。大姐就老老实实放下书包，拾起镰刀和锄头。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时，母亲又说，老二走了，靠不住。老三、老四、老老还要上学，就在家再帮几年活。母亲说这话是轻描淡写的，但就是母亲不经意的一句话把大姐熬成了家族里有名的老姑娘。也许是母亲总是一个人说了算，久而久之，无主见就成为大姐性格里的惯性成分。甚至出嫁后相当一段时间，这种惯性还不自觉地体现着影响。那年，大姐头胎怀了个女娃，大姐婆家的一致意见是把娃做掉，等以后生个儿子。大姐就回来问母亲。母亲说生吧，大姐就把娃生下来了，搞得大姐婆家很长一段时间与我们家不和。
面对苦难，母亲是唯一的参照系，甚至上升为一种原则。父亲给予大姐的名字里所包含的一相情愿，未能给大姐的一生带来好运。大姐降临时的那一个迎面而来的春天没有。那个喜气洋洋的名字也没有。母亲去世后，很多的事情证明，她的苦难没有谢幕，而是由大姐来延续。先是大姐夫的意外去世，随后大姐又患上了一种折磨人的病。家庭的极端贫困，两次要命的打击，哪一样都足可以让一个农村女人的精神濒临崩溃。面对接踵而至的苦难，大姐以母亲为标本，放弃自己的幸福，独自承受苦难。外出打工，回家烧瓦窑，做小菜买卖，替人看孩子喂奶牛，啥子能挣钱就做啥子。大姐一直没有改嫁，硬是一个人把一双儿女拖大，侄女儿找到工作成了家，侄儿也上完了四年大学。一个几乎可以忽略的女人，面对苦难所选择的那种近乎于逆来顺受的人生方式，虽无借鉴的意义，却令人敬畏。
有一次，大姐进城找我，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大约是说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问我行不行。我当时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苦难或许可以找一个人分摊，幸福却是自个儿的事。儿女的事情都完了，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要是觉得那男人可靠，就自己做一回主。大姐见我没有明确表态，以为是我对她改嫁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就作罢，再未提起过。
四
印象中母亲一直有一种怪病，见不得湿气生冷。五月天不敢下田插秧。大热天不裹一身衣服就睡不安稳觉。一年到头不用一方青布头巾把个头包得严严地，头就疼得要命。看过几个跑乡下的郎中，都说这是一种“月家病”，是生娃时不注意身体落下的，治不断根。母亲掐指细想，是生哪个娃得的病呢。想来想去，母亲把这账算给了二姐。生二姐时，冷雨从秋天一直下到初冬，下了怕有七七四十九天吧，母亲心情比天老爷的脸还忧郁。山下的玉米先熟，山肩的要迟几日。稻田只有数得清的几块。找几个邻居搭个手，玉米和稻子没几天也就收割完了。豆子呢，就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往老屋挪。最后一颗豆已被收拾回家了。母亲终于长舒一口气。肚子里似乎又被谁重重地踹上一脚，揪心地疼。秋天以来，母亲一直感到一股殷殷的疼，是那种被谁用力蹬踹的疼，针尖般大小的疼，从心底深处开始，想起来就疼，想到哪里疼就绵延拢哪里。秋天的雨水一直在持续。母亲的疼痛也似乎没有打住的势头。母亲的疼与一场许多年来少见的绵绵阴雨有关。等那雨住了，是不是就不疼了？没完没了的霉雨已经超过了母亲的心理耐力。母亲陷入了秋天以来最为严重的情绪危机。而二姐已经迫不及待地到来了。二姐的来临总是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母亲说生二姐时，她已经不感到疼痛了。长久的雨水和绵延不绝的疼之后，即便从身体的某个地方掉下一块肉来，也不觉得疼，只剩下麻木和迟钝。就像悬念在没有解开之前，总是无时无刻不牵挂人的，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悬吊吊的，等真相大白了，便只有空荡荡一片。母亲说二姐就是她身上长错了地方的一块肉，还没掉下来，已殷殷地疼。后来，真的掉下来一块肉了，倒不怎么疼了。但是那块肉疼，牵一下疼一回。母亲自己分明能感觉到。母亲打来一盆冷水。又掰了几棵玉米秆，好不容易，生起了火。老屋到处都在冒水，灶脚的柴火大都被淋得精湿了。还是把水烧热了。母亲整理出一块干燥的地方来，把二姐从头到脚洗得又白又净，然后依偎上去，终于筋疲力尽了！外面的冷雨还在继续。那场秋雨一直绵延到冬天的开始。后来母亲给我谈起过这件事，语气平静，说她生老二时，坐月子就像在坐水牢。我猜想母亲这话，是对父亲和二姐说的。
五
我的母亲是预言家。我坚信。
我只需要举上一个例子来印证就够了，那就是二姐的婚姻。
二姐是三个姐姐中唯一自由恋爱的。那时，二姐夫是生产队里的记分员，脸蛋俊，又有大权在握，被队里女娃们追上追下。母亲却不稀罕这种油嘴滑舌的家伙。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母亲说她看一个人，看别样看不准，看人品八九不离十。金华就不是个“好胎胎”。别看他现在人模人样，说不准啥子时候就成了个二杆子，嫁给他，没得好汤喝。金华就是后来的二姐夫。母亲在二姐出嫁前，不止一次地警告，不信就走着瞧，我看不到，你的弟弟妹妹们会看到。后来，母亲临去世时，还在病榻前对二姐的这桩婚事耿耿于怀。玉狗愚啊！母亲捶胸顿足地告诫家族里的小辈们。二姐是母亲心里一块至死也未能痊愈的心病。她的心里殷殷生疼。
尽管母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二姐还是一意孤行，成为了追求那个记分员的女娃们中的胜利者。那年，她只有十六岁。二姐离开老屋时，是一个人孤独地走的。母亲连一根布线也没给她，打发大姐、三姐做嫁妆，母亲却是倾其家里的所有了。对于二姐的婚事，母亲只有诅咒，没有一点好声气。后来，我思考这件事时，以为母亲是不是搞家长制，厚此薄彼了，手板手背也是肉嘛。其实，父亲才是真正的家长制作风，与父亲相比，母亲就温和多了。很多时候母亲是很尊重我们几姊妹的选择的，像二姐的婚事只是个例外。但是自从母亲去世后，关于二姐的婚姻一步步沿着母亲的预言演变时，我动摇了，怀疑二姐自己做主的这桩婚事里，爱情的成分有多少，我于是对母亲那时候武断的预言也不禁有些佩服了。
二姐发现她的婚姻危机的时候，二姐夫已和某个女人绞在一起许多年了。我咋就一点也没觉察到呢？二姐绝望到了极点。在这之前，二姐除了不知疲倦的劳动，供娃们上学，便一无所知。这和村里许多女人的悲剧是惊人的相似。
对于突如其来的爱情变故，二姐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连死守了几十年的男人都背叛了自己，二姐几乎不相信任何一个人了。村里的人在她的眼里都不可靠，都是变着法在和她作对。二姐只有去庙子里烧香，找菩萨说话。菩萨问二姐还留恋那个男人吗？自从嫁了二姐夫，二姐从来就不曾想过这个问题。二姐愕然了。菩萨又说，你要恨就恨那个女人，把她的生辰八字找来，粘在一个草人上，扎她一百遍一千遍。二姐就照菩萨的话，扎了个草人，草人扎得很丑。还把那女人的生辰八字，写在一张黄纸上，糊上去，用纳鞋针狠狠地扎，扎一回，咒一次，恨就消了不少。
在我们几姊妹的包办下，二姐解除了和二姐夫的婚姻。二姐对自己的男人彻底丧失信心，在她的爱情模式里，似乎只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嫁了一只鸡一条狗，不争气不看家，只有自认倒霉。两人分手后有一段时间，谁都没有搬出去住，当然也不屑于住在一起。除了二姐自己和我们几姊妹，没有人知道她没有了男人。二姐不想成为供长舌女人们奚落的话柄。当然这些都是二姐自己提出来的。二姐夫出于对二姐的愧疚，也没有另外再找女人成家。就像为争巢而结了隔世仇恨的两只麻雀，同寄住一屋檐下，飞进飞出，却行同路人。
我想，要是母亲还在，她又会怎样面对二姐的婚姻悲剧呢？是坚决地劝女儿割除畸形的婚姻，另寻幸福，还是继续坚持她的预言和诅咒？也许，这是母亲留给二姐甚至我们这些儿女费力思考一辈子的命题了。
伴随二姐悲剧的加深，二姐在家族中的地位每况愈下。这就是我的二姐，简单愚蠢，一目了然，简直就是现代版的祥林嫂。对于她的遭遇，做村官的三姐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次，二姐的二女不幸遭遇车祸，命悬一线。所有的人都心急火燎手忙脚乱。只有二姐，一句话也不说，买了一大捧香，一个人去了观音岩，祈求菩萨保佑侄女逃出鬼门关，气得大姐、三姐和大哥哭笑不是。我就劝大家，由她去吧，不如此，她还能为她的女儿做些啥子呢？我说这话的时候，一直被一种低沉阴郁的情绪所笼罩。因为，我知道，有一种善良生来就是和愚昧连在一块的。
六
山里的秋天很短，母亲刚把地里的庄稼草草收回老屋，冬天就拢了。那是1959年的冬天。母亲抬起头来，不安，忧郁，由来已久。虽然仅是从一个冬天到一个秋天，却恍惚度过了三年。那场接连不断的雨水，已模糊了季节的概念。母亲的秋天里，总是被一场冥冥之中的雨水缠绕。淌过秋天的雨水，母亲直奔1959年冬天的主题——为父亲的家族生育一个男娃。就像村庄里任何一个女人一样，母亲的主题是如此的简单！母亲备了一份礼物，做了一桌高规格的饭菜，小心翼翼地上门请来了接生婆童婆婆，替自己拿主意。童婆婆其实应该姓陈，童是她男人家的姓。多吃酸的，黄梅子，青杏子，泡萝卜，腌萝卜，见啥吃啥。老掉牙的话，从童婆婆的嘴里出来，就成了可以信赖的经验。母亲从冬天开始准备。冬天哪里去寻黄梅子青杏子呢，泡萝卜腌萝卜，倒不缺少。母亲就见啥酸吃啥，直吃得肚子里像打翻了泡菜坛，一张脸摊开来，简直就是一片腌熟的青菜叶子。酸儿辣女，如此腐朽的理论，母亲竟然从头年的冬天，坚持到了第二年的秋天。母亲摆谈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是多么不屑一顾。当然，这还不是生一个男娃所要忍受的苦难的全部。母亲还得把自己尽量想象成一个男人。做男人的活，想男人的事，吃男人的苦。没体体面面吃过几斤苦，养啥子男娃！这话不是童婆婆说的，是家族里几个婶娘说的。我家的几个婶娘，下起男娃来就跟母羊撒粪豆，一撒一连串，话里自是充满了轻蔑。母亲就学做男人的活，比如使犁挑粪桶，比如栽秧打谷子。母亲只有背水一战。白天做活累了，夜里一躺下床，梦里尽是男娃的影子。母亲的肚子开始一天比一天突出。母亲就挑父亲的衣服穿。父亲的衣服又长又松，穿在身上，还真合母亲日渐臃肿的身材，喂猪做饭，收豆晾豆，也不显得局促。不知疲倦的劳动，以及男人打扮，几乎让母亲忽视了一个女人的本来面目。终于在一个秋天的早上，母亲对着一潭溪水浣洗的时候，秋水的清辉照亮了母亲。母亲拢了拢有些凌乱的发梢，忽然发现很久没有体体面面地打扮过了。咋忍不住又想起女人的事情呢？就像一缕微风从秋雨中穿过，不经意的一个念头，刚冒出个尖尖儿，母亲就后悔不已了。一个冬天过去了，又一个冬天紧跟就要来到。那场雨水还没有结束。会不会出啥子差错呢？母亲仔细回想刚才的细节，不禁有些担心。母亲不敢怀疑童婆婆的经验，只是对自己缺少足够的信心。生一个男娃的路，遥遥无期，前途未卜。仿佛那场没有尽头的雨水，漫长绵延，充满不测。除了等待，别无选择。母亲把自己陷在了一种深深的无奈里，不能自拔。
七
三姐报名竞选村官了。这一点父亲无论如何是没有想到的。一个女娃家，抛头露面，成啥？尽管有这样的想法，父亲还是决定去竞选现场看看。当然，结果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在父亲的意料之外的。三姐激动地跟我征求演说方案意见的时候，我已有了印象，像三姐这样的女人，不做村官，谁做？做起事情来，一根筋，认死理，这一点彻底遗传了父亲的禀性。父亲是一直不看好三姐的。这之前，他固执地让大哥顶替进了单位，不惜代价地送我读书，目的就是培养一个接班人——像他一样做个“国家干部”。当然，一切都没有顺理成章，我跟大哥的人生与他的思路格格不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承继他的事业的，最后是一个女娃。
也许，如母亲所言，三姐从小就长得像我的父亲。腰粗背宽，说话大声武气，走路疯疯翩翩，一张面盆脸，盛了水就能当镜子照。母亲既然都这样说了，村里的人也就不怎么避忌。三姐很懂事，知道大家话里暗藏的意思，读书就比别的女娃用功，噌噌噌地就读到了高中。虽然碰上了高考，没能上成大学，也很了不得了，在三姐之前，家族里的女性们最高学历也只是个初中。大家自然就对三姐另眼相看了，母亲很有面子。生了一个高中生，几乎就是捡了半个女秀才回来呢！
三姐高中毕业回家那年，我差不多十岁，对于美丽已是懵懵懂懂。三姐不是那种以脸蛋的漂亮悦人的女子。我仔细研究过三姐的毕业全班照，除了那根长长的辫子，以及那对又黑又亮的眼睛外，她几乎就混同于任何一个农村女娃。我纳闷的是，怎么一下来了那么多的媒婆和年轻男人呢？他们差一点就踩烂了我们家的木门槛。先来看人户的是一个乡中学的公办老师，又有学识，又会说话，在辅导我三天功课后，回家了。姐姐说，油嘴滑舌靠不住，这一点与我的观点不尽一致。随后是临村的一个性格木讷的壮小伙，我们家什么活最累，他就抢着干什么。只知道干活，不是水牛就是驴子。三姐悄悄告诉我。后来，曾给大姐做过媒的那个女子，又从坝上介绍来了一个长相白净据说还会做生意的男人。那个男人在我家待的时间稍长一些，最后还是让姐姐发现了两个缺点——抽烟，扛一捆竹麻走不了三里路就歇了八回气。三姐挑选女婿的那段时间，我发现，她比任何时候都要美丽。什么缘由呢？直到现在，我也闹不明白。据说，爱情让女人变得透明，也许是这样吧。
三姐的小名叫“素华”，一个很别扭的名字。父亲解释说，“素华”就是“素花”，改这个名字很花了他一番心思。我还是记不牢，依然认为三姐的名字像一个男人。那时，我还不会叫她姐。跟谁学呢？大哥一直对三姐心存不满，似乎每次都是直呼三姐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叫过姐。我在上学堂之前，我一直管三姐叫“妹妹”。大姐、二姐就说，尽说瞎话，老三是大姐二姐的“妹妹”。你们都这么叫，凭什么我就不能？我很委屈。三姐安慰我，妹妹确实是不能随便叫的，姐姐长得丑，疼人。妹妹长得乖，被人疼。我依然困惑。三姐就举了个例。譬如，有一颗桃，三个人吃，轻轻咬一口皮的是姐姐，咬着不松口的是弟弟，吃不着桃干哭鼻子的才是妹妹。我就是那个姐姐，你就是那个弟弟，妹妹还在妈的肚子里没出来。三姐的话，显然很可疑。轻轻咬一口桃皮儿，一个人抱着一颗桃不放，或者吃不着桃干哭鼻子的模样儿，跟长相的俊与丑有什么干系？那时，我还没有读过《红楼梦》，还不能体会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当然，更难以把三姐与一个仙姑一般的妹子联系在一起了。
母亲是不可能再给我生一个妹子了。她的乳房委琐得像两个摇摆在秋风中的鸟巢。凭什么我的三姐永远只能做我的长相平平又疼人的“姐姐”，而不是貌若天仙被人疼的“妹妹”呢？
八
关于童年的记忆总是止于一片黄昏的灰色。
那个时候，我们一家被一张八仙饭桌团结起来。饭桌是乡村中常见的那种，四方四脚，猩红暗敛，最没落的光彩也无疑是关于黄昏的记忆里最出色的一笔。
父亲坐了上八位，我和哥陪坐一旁，母亲和三个姐姐对着坐了另外两根凳子。母亲静静地挤在桌子凳子一角，几个姐姐眼看着就是家里的大人了。我和大哥还矮，够不着菜，姐姐们就把菜碗都往我们一边挪。母亲忙着往大哥和我的碗里夹菜，偶尔也跟几个女儿夹几筷子。有时，我也和大哥抢座位，一人霸占一个凳子，眼睛瞪眼睛，鼻孔对鼻孔，一左一右对坐在父亲两旁。要是这样，二姐就立在大哥后头，不住地与他夹菜添饭。三姐自然就依偎在我的后头，照顾我了。母亲和大姐，则坐了下席。格局虽有些小调整，却无大碍。
母亲和她的三个女儿吃得很慢，咀嚼什么都似乎是在咀嚼骨头一样，样子很香。其实，姐姐们的碗里并不比我和大哥的碗里丰盛。她们扭捏文雅的姿态，只是按照母亲的规矩做给我们兄弟俩的榜样，尽管我们对于姐姐们的斯文吃相不屑一顾。父亲草草下了桌。母亲说父亲吃相很难看，咕嘟咕嘟，分明就是在倒！母亲的数落，就像耳边风，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父亲的一门心思在桌上的两个男娃儿。父亲朝我们看过来，我能感觉出来，他看几个姐姐时目光是漫不经心的，而看我和大哥时眼里溢满光彩，很惬意，如同过年刚挂完春联，还须隔在三步开外细细打量一般。每每这时，我和大哥就会很得意，像两只骄傲的小公鸡！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曾经突发异想，要母亲再给我们几姊妹生一个弟弟。我的理由是，家里吃饭时还剩下一个位子，觉得缺点什么，坐上去一个男娃，四男四女，一张桌子不正适合吗？对于我的建议，大哥自然是坚决反对，有我与他争吃争穿就很烦了，哪里能容得下又跑出一个男娃来。何况，生了个男娃后，哪个去跟父亲坐一堆？这的确是个问题。算来算去，有资格和父亲坐一堆的，只有母亲。母亲说，你们老子一人坐一个凳子惯了，才不去瞎挤呢。我敢肯定，这绝对不是母亲的托词，她的立场已经习惯了与她的女儿们站在一起。母亲执意不去与父亲同坐上位，我、大哥以及三个姐姐，谁去坐似乎都不合适，借增加人丁来打破三男四女所维系的饭桌平衡的念头，只得作罢。
直到母亲染病而去。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冬天，我的三个姐姐已相继出嫁，离开了老屋。还是那张祖上留下来的楠木饭桌。父亲一个人闷闷地坐了自己的位置，吃饭更加潦草了。我和大哥一人坐了根凳子。父亲对面的凳子依然摆放着。我和大哥谁也不说话，饭菜和着泪水往嘴里送。我知道，有四个影子站在那些空空空荡荡的位子背后，我和我的大哥正被她们默默注视。她们是我们今生最最亲爱最最不能割舍的一群女性亲人。
记忆中，那是一张渐渐倾斜的猩红方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