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虽未发生全球大战，但国际形势动荡多变，地区性的冲突和战争不断发生。正是在这段时期中产生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间谍情报组织，花费了最多的秘密活动经费，使用空前复杂诡秘的间谍手段进行从情报、心战、策反到政治颠覆、准军事行动等各式各样的破坏活动。而对于这些和平年代的间谍来说，他们的职业生涯也会因和平的延续而延长，甚至有可能在间谍之路上徘徊一生。徘徊的代价是惨重的，不少人为此耗费了大半生的光阴，更有人在环境的蛊惑下发生了意志的动摇，他们甘愿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踏上了一条歧路。
在2001年的美国间谍史上，双重间谍成为了分量最沉重的名词：美国联邦调查局资深特工罗伯特·汉森被指控，在过去的15年里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汉森1944年4月18日出生在芝加哥。20世纪70年代初他被芝加哥警察局录用，在对内侦察处工作。1976年，汉森被调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后来他专门负责对俄罗斯驻纽约外交官的跟踪。正是在此期间，汉森投向了克格勃的怀抱。
1985年，汉森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寄出了一个包裹和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相信，贵国的专家一定会对这些文件作出恰当的评价。专家们一定会认为应该付给我10万美金。”
苏联克格勃喜出望外，指示克格勃驻美国分部尽一切可能满足汉森的要求，并且全力配合汉森的间谍行动。克格勃为汉森取了个间谍代号“拉蒙”。就这样，从1985年开始，汉森一共向苏联人提供了27封信件和22个邮包约6000页的绝密情报。这其中包括美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电子侦察技术等绝密件。
汉森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了27年，他隐藏得十分巧妙，甚至几次通过了美联邦调查局测谎局负责人亲自对其实施的测谎检查。由于苏联一夜之间瓦解，克格勃也随之解体，对外情报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1995年，汉森被调派到美国国务院外国任务办公室工作，仍不时能接触到敏感和保密的情报。于是，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重新恢复与汉森接头时，汉森毫不犹豫地披挂上阵，直到被捕当天还在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汉森一案的暴露使美国情报机构丢尽了脸面，这成为了美国情报史上耻辱的一笔。
间谍的千面人生
间谍的职业性质决定了谍报人员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其活动都要秘密进行。尤其在外国，其活动具有非法性质，一旦真实身份暴露则可能身陷囹圄甚至招引杀身之祸。因此，谍报机构在实施谍报任务之前，首先要选择安插间谍的渠道，既要表面上符合东道国法律，又要符合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以免遭到怀疑。与选择渠道一样重要的便是要物色能够胜任该任务的间谍人选，并为其设计出最为恰当的掩护身份。间谍只有利用合法而又合适的掩护身份巧妙地将自己的间谍身份隐藏起来，才能较安全地完成任务。可以这样说，没有掩护身份的间谍是根本不存在的，不过，间谍使用的掩护身份可谓五花八门，从西装革履的外交官到风月场所的舞女，都有可能是间谍。
经过包装的间谍就如同风格各异的演艺明星，他们在掩护身份之下展开了别开生面的间谍竞技，演绎出了别样的千面人生。
心知肚明的外交官
外交官是许多国家谍报人员最常用的掩护身份，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则是他们开展谍报活动的前沿基地。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或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由KGB演变而来）来说，那些职业特工往往都披着外交官的合法身份，以外交官为掩护身份进行谍报活动的案例也可谓数不胜数，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当属苏联情报机构。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材料，苏联驻美国华盛顿地区的外交官中间谍占50%，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大使馆中，间谍人数甚至占80%。更有甚者，一些苏联大使的真实身份也是间谍。
这些间谍人员的外交官身份是一个“显灵”的护身符，他们可以利用工作之便自由地游走于城乡之间，展开大量的调查和探访工作。即使出现纰漏被抓，他们还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庇护，一般很少危及生命安全，顶多是被驱逐出境了事。曾几何时，不少外交官的间谍身份似乎已经成了铁打的事实，无怪乎外交官遭驱逐也越来越司空见惯。
当然，外交官被驱逐也不是心血来潮的政治游戏，而是有着确定的规则。除了考虑到外交官个人行为的性质、法律后果和社会影响之外，“对等原则”也是其中重要的游戏规则之一。
如果A国驱逐B国10名外交官，即使B国并没有发现A国有10名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B国也会驱逐10人相抵。1994年，CIA发现埃姆斯后，美国就驱逐了俄罗斯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作为报复，俄罗斯也驱逐了CIA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
毫不夸张地说，当美国宣布驱逐俄外交官时，在俄罗斯的1000多名美国外交人员应该早就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驱逐对方的外交官，事实上就是驱逐早就知道的间谍。双方都明白，驱逐出去的人还会以其他面貌回来，所以这常常是一种外交姿态，而不是真正的反间谍活动。所以，出现“对等原则”也就不足为奇了。1986年，里根驱逐80名苏联外交官曾轰动一时，但即使这样大规模的间谍战，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当时仍对对方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冷战结束10年后的今天，布什和普京的低姿态也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如果布什有一天说，“依然寻求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也并不奇怪。
肩负重任的商人
战争从来不讨厌商人，即使是敌对国也会通过各种渠相互道购买自己急需的物资。所以商人往往是间谍的最好面具。
商人，尤其是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前往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如从事考察投资环境、交货运货等商务活动。而待考察的所谓“投资环境”内容十分广泛，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的情报，它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局势、军事动态以及经济发展趋势等，都是跨国集团公司的领导人需要了解的情况。
因此，以商人为掩护身份的间谍较具有隐蔽性，也有条件在商务工作中搜集到有价值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高科技情报。
掩护间谍情报机构进行活动的商号、企业，有官办、半官办的，也有私营的。即便两国断绝关系，或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单位都可以存在。一旦间谍活动暴露，也不会涉及大使馆或给大使馆造成直接牵连。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国情迫使其保持一个人员精干、办事效率极高的二三十人的对外情报机构。负责收集外国情报的摩萨德所承担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人少、事多、环境恶劣，这就要求摩萨德的特工人员个个“以一当百”、“身怀绝技、绝对忠诚”。
摩萨德的祖师爷——哈雷尔确定只招收最忠诚、最合适的人选，特工人员留去自便，绝不勉强。与许多人不同，哈雷尔不喜欢“007”邦德这样的冒险家。
1965年5月18日，被叙利亚秘密警察送上绞刑架的以色列间谍大王——伊莱·科恩从青少年时就显出超人的能力和异乎寻常的气质。因为具备了一系列特殊才能，所以当科恩还只是一个埃及公民时，摩萨德就发现了他。
哈雷尔对他亲自栽培，后以商人的身份进入叙利亚。科恩没有辜负恩师的教诲，他在被捕之前的身份是以色列的主要敌国之一叙利亚的总统的挚友，并被作为叙总统继承人人选之一，对这样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来说，叙利亚对以色列来说已无秘密可言。
1967年6月5日，在科恩被绞死两年后，阿以爆发了著名的“六天战争”，以军凶猛、快速、准确的进攻，不到一周就摧垮了被以军喻为不可突破的戈兰防线，占领了戈兰高地，叙军损失惨重，被迫停战。而正是伊莱·科恩为以军提供了叙军雷区、炮兵阵地和步兵堑壕的精确位置。
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记者
记者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调查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其职业就是搜集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并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以记者为掩护身份，对间谍来说，如同猛虎添翼，既可以公开大胆地进行情报搜集，又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著名的苏联间谍大师佐尔格，可以说是以记者为掩护身份的典型范例。
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毕业于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办公室并与使馆官员亲密无间的著名记者竟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从1925年入行到1941年被捕，佐尔格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成功地游走于“二战”期间的多个战场，他“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他的胆识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
专注于“第二专业”的科研人员
在高科技情报已经成为各国情报机构关注重点的时代，只懂得军政情报需要、缺乏高科技知识的情报人员已显得落后于时代，无法满足当今高科技情报搜集需要。要打入科研单位并获得高科技情报，搜集情报的人应当自身具有一定的科研学术水平。
1986年8月23日，在美国纽约地铁站台上，一名衣着得体、英语流利的苏联人正在翻阅一份有关美国国防计划的机密文件。就在这时，他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此人名叫扎哈罗夫，是克格勃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其公开掩护身份为苏联驻联合国组织科学技术专家。在近4年时间里，他活跃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物色、培养和发展可能为苏联提供技术和军事情报的人选，这是这位物理学家潜心研究的“第二专业”。
四通八达的留学生
留学生身份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间谍惯用的掩护身份。留学生不仅可以方便地出入各院校实验室，了解外国科技研究动态，还可以与院校里的专家、学者或大学生进行大量的接触，从而掌握他们的情况，并相机发展合适的人选为己方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