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虽然长期被当作一门正式学科，但其学科的正当性却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自从比较文学产生以来的100多年中，这种强烈的质疑就从未间断过，以致形成了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几乎不断的“危机”。其学科地位常常处于摇摆不定的尴尬处境和迟疑不决的焦虑状态之中，学界不断有人指责比较文学的“不合法”性，不断有人提出比较文学“消亡论”，从早期的克罗齐直至今天的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面对此一尴尬处境，比较文学界陷入了十分困惑的境地，往往欲说还休，甚至茫然不知如何应对。这极大地影响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进展和深入，极大地伤害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显然，只有改变这种状况，才能把比较文学发展推向新阶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持续不断的比较文学“危机”状况？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长期不规范、长期未能完全确立自己明确的研究领域，从而导致了长时期的比较文学“危机”。诚如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所说，“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的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韦勒克虽然早就洞见了这一问题，但以韦勒克、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为代表的美国学派仍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难题。相反，美国学派还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危机，致使比较文学的学科地位一直动荡至今。
本文正是着眼于这个百年难题，拟重新规范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试图从研究范围这一角度来解决比较文学研究的危机与困惑。
为什么要重新规范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因为100多年来，正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规范不当而引起了比较文学学科长时期的“危机”。
一、“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
——早期研究范围的人为收缩
众所周知，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有一句名言：“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是法国学派用来规范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句名言和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方法。
为什么由“比较”起家的比较文学偏偏要标榜“不比较”呢？这曾令许多初涉比较文学的人感到十分困惑与不解。比较文学为什么要丢掉“比较”？个中蕴含着法国学派的苦衷和无奈，同时也体现了早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艰难与法国学者的艰苦努力。
然而，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确立，是建立在牺牲学科应有范围这一重大缺陷基础之上的。法国学派抛弃了比较文学最根本的特征——“比较”，而仅仅着眼于文学关系的研究，拘泥于文学史的实证性研究。这种放弃了主要研究领域的学科范围的收缩和退却，虽然暂时挡住了克罗齐等人的攻击，稳住了比较文学阵脚，却埋下了学科发展的重大隐患，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严重的危机。
随着全世界比较文学的进展，法国学派这种缩小学科范围的失误日愈凸显，随着“问题”的日愈严重，比较文学学者们不得不站出来高呼“危机”，倡导变革。美国学者韦勒克正是顺应历史潮流，大胆站出来，奋力批判这种学科范围收缩的严重失误，从而产生了1958年美国教堂山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历史性的一幕，产生了韦勒克里程碑式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比较文学终于回到了“比较”，回到了无论有无影响关系的“比较”，即“平行研究”上。
时下不少比较文学概论性著作在论述韦勒克对法国学派的批判时，往往将焦点放在韦勒克对法国学派的民族沙文主义、呆板的实证主义、脱离审美性的琐碎考证等等方面的批判上，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即学科研究范围问题。
例如，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概论性著作《比较文学导论》(卢康华、孙景尧)指出：“韦勒克的这篇报告(引者按，即《比较文学的危机》)搅活了这潭死水，击中了法国学派在实证主义影响下的流弊，可说是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认为比较文学历时长久的危机的症状是‘题材和方法的人为的划分，关于来源和影响的机械的概念，文化民族主义的促进因素……’，因此他要求对这三方面‘进行彻底的调整’，主张文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作品本身的内在价值，作品本身应成为研究的中心。”该书以上对韦勒克观点的论述并没有错，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研究范围的问题，忽略了韦勒克开宗明义所指出的，“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的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以后出版的各种比较文学概论性质的书，大多没有集中论述这个重要问题。显然，对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忽略，既让我们放过了造成比较文学“危机”的首要问题，也让比较文学的“危机”继续延宕下来。
二、 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人为区分
受到美国学派激烈攻击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区分。这也是关涉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
法国学派的主将梵·第根指出：“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两个因子之间的‘二元的’关系。”而“总体文学”则与比较文学不同，“所谓‘文学之总体的历史’，或更简单些‘总体文学’，就是一种对于许多国文学所共有的那些事实的探讨。……总体文学是与国别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有别的”。梵·第根这种把“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区别开来的做法实在是吃力不讨好。事实上，梵·第根两边都不讨好：铁杆的法国学派与后起的美国学派都对他的区分进行了批驳。
法国学派的另一主将基亚指出：“人们曾想，现在也还在想把比较文学发展成为一种‘总体文学’来研究；找出‘多种文学的共同点’(梵·第根)，来看看他们之间存在的是主从关系抑或仅只是一种偶合。为了纪念‘世界文学’这个词的发明者——歌德，人们还想撰写一部‘世界文学’，目的是要说明‘人们共同喜爱的作品的主体’(盖拉尔)。1951年时，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打算，对大部分法国比较文学界作者来说，都是些形而上学的或无益的工作。我的老师伽雷(Carre，又译伽列，卡雷)继P·阿扎尔(P。Hazard)和巴尔登斯贝格(F。Baldensperger)之后，认为什么地方的‘联系’消失了——某人与某篇文章，某部作品与某个环境，某个国家与某个旅游者等，那么那里的比较文学工作也就不存在了。”基亚实际上点名批评了梵·第根的“总体文学”，并力图维护比较文学的纯洁性。这种极端保守的立场，导致基亚连梵·第根的看法也不能容忍。与之相反，美国学者韦勒克则从另外一个方面激烈批判了梵·第根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分开来的做法。韦勒克指出：“我怀疑梵·第根区分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意图是否行得通。他认为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而总体文学则着眼于席卷几国文学的运动和风尚。这一区分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为什么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呢？因为在实际研究中，你很难将二者明确地区别开来。韦勒克举例道：“比如，为什么将华尔特·司各特在法国的影响视为‘比较’文学，而把浪漫主义时期历史小说的研究纳入‘总体’文学的范畴？为什么要把研究拜伦对海涅的影响和研究拜伦主义在德国区别开来？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无疑是不恰当的。”韦勒克十分明确地反对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区分开来、割裂开来，“在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构筑一道人造的藩篱，是绝对行不通的……‘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线应当废除”。为什么要废除，因为二者实质上都是超越国别文学的研究，也可以说二者应该都是比较文学研究。正如韦勒克所说，“‘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的术语，指的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文学研究”。韦勒克的这一看法，体现在了雷马克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之中，即“比较文学研究超越一国范围的文学，并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的关系”，“简而言之，它把一国文学同另一国或多国文学进行比较，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雷马克同样认为梵·第根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区别开来是不正确的。因为一国对一国的文学比较是比较文学，一国与多国的比较也同样是比较文学，为什么一定要将比较文学限死在一国对一国的关系上呢？雷马克指出：“梵·第根的定义至少引起了一个问题，像他自己所身体力行的那样，把比较文学这个名称局限于两国之间的比较研究，而把涉及两国以上的研究留给总体文学，是否未免失之武断和刻板？为什么理查逊和卢梭之间的比较算作比较文学，而理查逊、卢梭和歌德之间的比较却属于总体文学呢？难道‘比较文学’这个名称不足以包括涉及无论多少国家文学的综合研究吗？”
其实，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提出“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分，既有功劳，也有失误。为什么说他有功劳？因为梵·第根提出“总体文学”，实质上冲击了法国基亚等人刻板固守的一国对一国的关系，冲击了法国学派的根本立场——反对“比较”而倡导“关系”。事实上，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也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梵·第根自己所说，“我们并不想斩断把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密切地连接着的那许许多多的桥梁，也并不想使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对立起来；我们认为总体文学是比较文学的一种自然的展开和一种必要的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说，梵·第根的胸怀和眼界比基亚、伽雷等人宽阔而深刻，正是他提出的“总体文学”启发了后人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韦勒克与雷马克对梵·第根的批判，应当说是一种批判性的继承或继承性的批判。最终，梵·第根所说的“自然展开”的桥梁，实际上是融合在一起的。比较文学的领域，事实上包含了所谓总体文学。到了美国学派，这个顺理成章的逻辑便“自然展开”了。在经历了曲曲折折的发展后，比较文学不仅又回到了“比较”，而且回到了“总体文学”。
三、 无边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学科理论的误区
美国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在批判了法国学派人为地收缩比较文学研究范围之后，同样也面临一个怎样划定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或怎样规范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面对这一难题，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见解和定义，奠定了美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论。
韦勒克则专门撰写了《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一文，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进行了探讨。韦勒克在回顾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及各种定义之后，对雷马克的定义也有不满之处，他指出：“雷马克最近关于比较文学定义的打算，不是那么武断，显得更加雄心勃勃。他说‘比较文学是超越某一具体国家局限的文学研究，它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的领域——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其他科学、宗教学等等——之间的关系。’然而，雷马克先生不得不作一些人为的、站不住脚的划分：如把霍桑与卡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称之为比较文学，而把对霍桑的内疚、罪恶、赎罪的看法研究，纳入了‘美国’文学的领域。”究竟怎样做才不会混淆不清呢？韦勒克开出的药方是“无边的比较文学”。他指出：“我认为，内容和方法之间的人为界线，渊源和影响的机械主义概念，以及尽管是十分慷慨的但仍属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是比较文学研究中持久危机的症状。所有这三个方面都需要彻底加以调整。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线应当废除。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的术语，指的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文学研究。……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干脆就称文学研究或文学学术研究。”韦勒克还批评另一位主张坚守比较文学领域规范性的著名比较文学家弗里德里希的观点，说：“为此我对弗里德里希(Friederich)先生的观点不敢苟同。他说比较文学‘不能也不敢侵犯别的领域’，即英、法、德民族文学和别国民族文学研究者的那些领域。我不明白怎么可能接受他的不‘相互侵犯领土’的建议。”韦勒克的这一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显然有偏激之处。把比较文学等同于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取消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也等于取消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也许，韦勒克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他希望比较文学宽阔一些，但这种无边界的比较文学是不可能存在的。当比较文学无所不包之时，它就在这无边无界之间泯灭了自身；没有了边界，也就没有了比较文学。实际上，韦勒克也未能跳出这个悖论：他的初衷是企图规范比较文学研究范围。他大力抨击法国学派“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结果是他自己也隐入陷阱中，提出了令人迷惑不解的“比较文学无边论”。而这，也恰恰进一步延续了比较文学学科持久的危机状态。
从韦勒克的比较文学无边论，还发展成了一些美国学者的比较文学无定义、无学科论。美国另一名比较文学学者勃洛克(Haskell M。 Block)指出：“比较文学主要是一种前景，一种观点，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除了展示一个广阔的前景的必要性，我以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同其他学科分开的企图，都是不妥当的。”勃洛克实际上是将比较文学无边论进一步明确化了。即不能规范内容、不能下定义、不能建立学科理论体系。他甚至不能容忍美国同行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他严厉批评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理论，认为“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入门》一书，错就错在想给比较文学建立学科理论体系。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入门》包含丰富资料，但是正因为这本书企图把一个体系强加给一门不受体系束缚的学科，它的用处就大为减少”。这真有些倒因为果，指白为黑了。韦斯坦因比较文学论著，其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建立了一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而并不主要是因为“包含丰富资料”。勃洛克之所以敢“顶撞正统派”，提出比较文学不要定义、不能规范内容甚至反对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其根本在于他几乎走向了一个学科取消主义者。他说：“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将得不偿失。”勃洛克甚至提出，他决不相信比较文学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门正规的文学学科，他说：“我不相信比较文学有朝一日会变成‘建立在方法论基础上的一门语文学分支’。”美国学者走到这一步，也的确走得太远了一点。由韦勒克的比较文学无边论，到勃洛克的比较文学学科取消论，实质上是由美国学派一手造成的比较文学的又一危机。韦勒克用右手消灭了法国学派人为地收缩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危机，同时又用左手创造了新危机，即比较文学无边论危机。勃洛克之论，便是明证。
不过，大多数人并没有按照勃洛克的见解去办，而是努力建设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从弗里德里希到雷马克，从韦斯坦因到克莱门茨(Robert J。 Clements)， 在一批美国学者孜孜不倦地努力下，比较文学在美国各著名大学蓬勃成长起来，比较文学系、比较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点纷纷建立，众多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出版……比较文学已然成为一门正式的文学学科。这一事实，实际上是对勃洛克这种学科取消论者的一个最好的回应。正如克莱门茨所说，比较文学不但“成为受原则和方法所制约的一门学科”，而且还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肯定和支持。克莱门茨指出：“比较文学家们自然都应当感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作的努力。该组织对比较文学系目前的做法，或将来应当做的方面，作了切合实际的阐述。”这个“阐述”指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学科及各类学位及课程的规定。克莱门茨认为：“这种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综合描述，作为一个起点是相当不错的了。”
然而，尽管比较文学学科仍在蓬勃发展，但由韦勒克、勃洛克等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无边论”，却严重影响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成为比较文学危机不断的一个重大问题。
四、 比较文学无所不包——中国比较文学的严重失误
雷马克曾明智地指出：“虽然比较文学这一术语在地理上的含义比较具体，但美国学派概念中所包含的属性的分支，引起了划分界限方面的一些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美国学者一向所不愿正视的。”这就是上述比较文学无边论。雷马克说：“在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中几乎一切的一切都可被称之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成为一种几乎无所不包的术语，也就差不多毫无意义了。”遗憾的是，这种导致比较文学又一危机的“无所不包论”，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纠正，以致流弊至今。这个流弊，在中国也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中国的比较文学，最早是从台湾开始而成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台湾大学率先办比较文学博士班、主办国际会议，等等。而美国学者的“比较文学无所不包论”的流弊，最早是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起跑点台湾开始的。
对台湾比较文学流弊的批判，有一篇论文很能切中要害：台湾的《淡江评论》17卷2期刊登了董崇选的一篇论文Wh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eases Compare，大陆《中国比较文学》1992年第1期转载了此文，译名为《比较文学能不作比较吗？》。董文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台湾学者盲目跟随美国学者，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搞得模糊不清，令人无所适从。董文说：“我经常从我们比较文学家口中听到这样的谣传：比较文学实际上根本不作比较。我说‘谣传’，因为我知道它无法证实。但是确实有人对这种说法信以为真，而且被它暗示的态度镇住了，以致当他们打算对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时，再也不敢把两个作品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令人无所适从的“不比较”？董文认为，其原因在于台湾学者提出的所谓“比较文学中国派”。董文指出：“谣传决不会没有它的源头。我想，比较文学家的谣传与他们试图在台湾建立一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大有关系。……我们的比较文学家实际上把注意力主要对着一个有限的研究课题，那就是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对研究我国文学的适应性。这个倾向已在我们较早的一本比较文学研究著作的前言中得到证实：‘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中国派的特点。’这个倾向由于以下事实得到进一步证实：我们当前最活跃的比较文学家，实际上都是文学理论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西方文学理论的跟随者。”台湾学者这种“不比较”的怪谈不但跟随西方文学理论，以西释中，且照搬了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无边论”。董崇选指出：“甚至这样一种奇怪的‘理论’也不能离开西方的前驱者(请不要怪我语带讥刺，很遗憾，我们往往是西方理论拙劣的跟随者，而不是自成理论体系的优秀创立者)，在《比较文学：内容和方法》一书中的‘导言’中，A·欧文·奥尔特里奇是这样开始他的第二段的：‘现在一般认为，比较文学并不是在一种文学与另一种文学相对照的意义上进行两国文学的比较，而是在研究单个文学作品时提供一种扩展视野的方法——一种超越狭隘的国界辨别各种民族文化的趋向和运动，认识人类文学和人类其他活动领域之间关系的方法’。”应当说，董崇选的判断是正确的，台湾的“不比较”正是来源于美国学者的“无边论”。奥尔特里奇的观点，与韦勒克、勃洛克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倡导一种广阔的“视野”，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胸怀和眼光。正如奥尔特里奇所说，比较文学，只是“提供一种扩展视野的方法”。这一观点，将台湾学者错误地导入了比较文学可以“不比较”的陷阱，因为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显然就具有了这种宽阔的“视野”、“胸怀”和“眼光”，董崇选坚决反对这种所谓的“扩展视野”，他尖锐地指出：“我不知道奥尔特里奇的说法是否得到‘公认’，但是我却不能同意他的话。我承认比较文学不是把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对立，但是我不能设想，不用比较方法还有什么比较文学。人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比较文学‘在研究单个文学作品时提供一种扩展视野的方法——一种超越狭隘的国界高瞻远瞩的方法……’，然而，这到底是什么方法？该怎样去做？”董崇选的这几个问题问得好，实际上，问号下面的意思就是指由美国学者造就的又一次比较文学危机：“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的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韦勒克语)。”我这里借用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的这句话，意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比较文学“无边论”这一问题上，韦勒克不但“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而且还走向了自己观点的反面，直接导致了比较文学“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不明确的又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从台湾延续到香港再延续到大陆，如今，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不确定性仍然深深地困扰着中国大陆学术界，当然，也同样困扰着美国学者、法国学者及全世界的比较文学学者。
当前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更是“危机”声不绝于耳，危机从何而来？我认为比较文学“无所不包论”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比较文学“无边论”在美国的当下的影响与发展，就是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主持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报告，报告号召比较文学转向比较文化。而这一泛文化倾向正是形成当前比较文学“危机”的总根子，极大地影响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有关“泛文化”问题，我已有多篇论文讨论过了，在此不再赘言。我认为，当前比较文学界的“泛文化”倾向，也就是过去比较文学“无所不包论”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不赞成这种“泛文化”倾向的也大有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就持反对立场。他认为，如果将比较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就会面临着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机。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显然，当一个学科发展到几乎无所不包之时，它也就在这无所不包之中泯灭了自身。既然什么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
当然，目前也有学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与迫切性。张辉在《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2期发表《无边的比较文学：挑战与超越》的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的无边化对比较文学是有害的，“这不是简单的定义之争。从操作层面上说，它关系到比较文学究竟将把哪些论题纳入自己的学科领域；从认识比较文学独特存在价值来说，则无疑更需要一种清醒的‘身份认同’。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边界’，比较文学将随时可能迷失自己，而很可能真的变成一个无所不包而又无所可包的‘空无’”。
如何解决比较文学持续不断的危机？解铃还需系铃人，韦勒克开出的药方并没有错，用韦勒克的话来说是，“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的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其实，只要真正能落实韦勒克所倡导的“确定明确的研究”，比较文学本来可以免走许多弯路。然而，或许道路总是曲折的，任何学科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韦勒克是一位有远见的学者，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韦勒克的失误在于只是将药方用在批判法国学派上，而没有继续坚持下去，甚至又陷入了同一个错误，忘记了自己也同样需要“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今天，我们重新反省自韦勒克以来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失误，目的正在于鉴往知来，真正认识到造成比较文学长期的、持续不断危机的总根子之所在。唯有如此，才可能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才能真正对症下药，共同来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才能真正“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韦勒克语)，真正着手解决长期存在的隐患，从而走出危机。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