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二年（1584年）冬天，张居正已死，吏部拟用海瑞为左通政，皇帝向来器重海瑞，给他以前职。第二年正月，召为南京右金都御史，在道上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当时年已七十二岁了，上疏言衰老垂死，愿意效仿古人尸谏的意思，大略说：“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平教化不至的原因，在于对贪官污吏刑罚太轻。诸臣都不能说到其原因，反而借待士有礼的说法，大家交口而文其非。待士有礼，而平民百姓则有什么罪呢？”他举明太祖刑法剥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以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达八十贯判处绞刑的规定，说现在应当用这样的方法惩治贪污。
他的言论被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很多大臣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有人上疏弹劾他。一向慵懒的万历皇帝对此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大臣们对海瑞的非议多了，他干脆把弹劾海瑞的大臣罢官了事。
万历皇帝屡次要召用海瑞，主持国事的阁臣暗中阻止，于是他被任命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向来苟且怠慢，海瑞身体力行矫正弊端。有的御史偶尔陈列戏乐，海瑞要按明太祖法规给予杖刑。百官恐惧不安，都怕受其苦。提学御史房寰恐怕被举发纠正要先告状，给事中钟宇淳又从中怂恿，房寰再次上疏诽谤诬蔑海瑞。海瑞也多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下诏慰留不允许。万历十五年，死于任上。
海瑞去世时，金都御史王用汲去帮着料理后事，只见用葛布制成的帷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海瑞的灵枢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他以清廉的正直之臣的形象而名垂青史，尽管这不是他生前最大的期望。他的重振道德风尚的期望需要极其重要的社会和时代条件，可是无论嘉靖还是万历，都没有让他完成自己的心愿。可以说，他死不瞑目，但是，他没有想到过，为什么在他坚持理想的同时，那么多的官员还在贪污、受贿，还在明目张胆地欺压百姓。
他为了皇帝的“家”而牺牲了自己的家，为了皇帝的国而殚精竭虑，他是一个君子，但因为他几乎完全不顾自己、不顾他人感受地执行自己的理想，因而，在那样的时代，他只能算是一个“非典型性君子”。
原则与忠诚的较量：帝国政治的死湾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石灰吟》，出自一位明朝大臣之手。这位大臣，可以说是为了国家而不计个人名利，最后，他也因为自己的爱国行为，最终被明朝皇帝害死。
他就是领导北京保卫战、抵抗瓦剌进攻的于谦。他的一生，为国为民，时刻站在原则的立场上，但对皇帝而言，他干涉了皇帝的家事，因而不算是“忠诚”。
特立独行的读书人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于谦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也许很多的士大夫都有于谦这样的经历，都有过对国家、百姓十分负责任、寻求治国之道的阶段，然而，能够像他把这种精神坚持下来的，却寥寥无几。
在当时，要治国，就必须做官，要做官，就必须学习八股，靠科举出人头地。所以，于谦在思考治国问题的时候，也要练习空洞的八股文。他十六岁入府学，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二十三岁的于谦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在考试的政论文章中出现过于激烈的言论，“策语伤时”而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
不久，于谦以江西道监察御史的身份，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发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这位于大人与明朝的其他官员不同，他不但相貌英伟，善于谈吐，声音洪亮，而且他头脑里面充满了治国的道理，每次奏对都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朱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1430年），明廷设立巡抚。宣宗钦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位被称为“三杨”的重臣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造福。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做屯田，以资边用。
他任两省巡抚九年，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病逝。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随后，他又写诗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
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疏，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疏，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这个怀着治国理想的读书人，不顾官场中的恶劣风气，不但不巴结权贵，反而远远避开。他心里只有对国家如何振兴的思考，而没有对个人地位、权力的图谋。他从未考虑过自身的荣辱，也就难怪很多官员觉得他不大正常了。
临危受命辅新君
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可能谁都想不到，就在第二年，明朝历史上最滑稽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明英宗听信王振的谗言，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亲征瓦剌。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郕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虏。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皇帝被瓦剌俘虏了，应该如何应变？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郕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首先倡议南逃，群臣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郕王的支持，他们见于谦如此自信，就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