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难面前每个人的逃生经历都不一样。很有些人是绝处逢生，老天爷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和希望，有些事真的是命中注定的，不由得你不相信。
我们正在工作，一个人叫住了我，他叫我三姨。他是我们去年才找到的、我二姑的外孙——十姐的儿子姚强。他就在铝厂上班，离映秀很近。他看见有点像我，我们也只见过一面，他就试着叫了一声。他不明白我为何在这里，我告诉他我要进汶川找女儿和公婆。他说我家里人在找我们。这个二姑就是我小时候尚家爷爷提到过的，嫁在映秀高山上的人，是和我父亲失散二十几年的姐姐张素华。
新中国成立前我父亲是孤儿，这是唯一的二姐，逃难来到汶川后就失散了。二姑在离映秀不远的蔡家杠二村一户人家当了童养媳，爸爸在汶川铁邑尚家当了养子，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军到了川西北大草原，开始了长达一生的草原生活。我二姑一直是他内心的痛。我父亲只活了46岁，他曾带着我弟弟，见到过二姑一次。就是这辈子见的最后一面，让他肝肠寸断。他老说，二姑给别人生了十一个孩子，做了一生骡马。父亲直到死，心里都挂着她，叫我们以后有能力，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她，照顾她，她是父亲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我们几姊妹走出困境以后，去找过她很多次，但都无功而返。直到去年春节，我和弟弟来到汶川，叫任勇帮我们查了一下，终于打听到映秀附近的蔡家杠有这么一个人，但不姓周，姓张，叫张素华，年龄和身世都和我二姑一样。于是弟弟和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开车来到那里。我们那天打听的人刚好是十姐的儿子姚强，他们好些本地人，正在山坡下聊天。我们刚一问，他就说那是她家婆。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这是我这一生从没遇上的好事。我至今都在感叹老天的安排，实在是太巧了。二三十年了，我们在去年才刚刚找过她呀！
二姑已经76岁了，二姑父也是80多岁的老人，两人的岁数相差十几年。旧时高山上的人家很难找到媳妇。我二姑很小就这样给他做了媳妇。我从小就有些憎恨素昧平生的二姑父。我看到他时，他已佝偻得厉害，那一刻我竟没了恨意。他们就住在离映秀不远的半山上，弟弟和我开车上了山，山路崎岖陡峭。还好，弟弟平时在昆明开车就走惯了矿山上的路，我真怕他开的翻下去，闹个尸骨无存。这里的山就这么高，这么陡。我们竟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十姐的家。可十姐说，二姑和二姑父还在他们上面的半山腰上住，那里只有羊肠小道，我们只好弃车爬山。我们足足爬了半个多小时。看到木屋时，弟弟就凭小时候的记忆一下认了出来。我二姑住的小木板房就几间，而且很破很烂，家里除了一个电炉子好像没什么电器，更别说值钱的东西。弟弟说也许几十年都没变过了，他记得很清楚。
看到两位老人活得如此清苦，我们心里止不住地难过。二姑说为了生存她把姓都改了，以后见不了祖宗了。她先后生了十一个孩子，死了五个，送了一个。这一代老人经历的凄苦，是我们这些后人无法想象的。她说身处高山，虽然她也很想找到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可她没有任何能力和条件，难怪她让父亲揪心了一生。
走的时候，我们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了她。第二天我大姐家二姐家浩浩荡荡两家子都开车，赶过去看了她老人家。我们还在一起合了一张影，这是我们家最多最齐的一张全家福。我母亲去世的半年前，我们家也照过一张全家福。这张照片是我们几姊妹唯一的财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曾经丢失了很多东西。但这张照片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上它。
人，都有种宿命。冥冥中，也许是父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向我们交代什么？为的只是要我们今生今世再见二姑一面，也是最后一面，照顾照顾几个生活得并不容易的表兄妹。十姐的儿子告诉我，二姑和二姑父住的那座山都垮了，原来的位置连他们都找不到了。两位老人一起都被深深地埋在了里面，根本无法挖掘出来。
尚家爷爷说得很对，映秀的山真的很高，我二姑那里离天真的很近，应该可以看到很大很大的月亮，然而大山却失去了应有的巍然屹立、高耸稳固，我的二姑二姑夫和这里那么多的人全没了。我站在废墟边，向着他们住的山垮的方向，默默哀叹。
一路走好，我苦命的二姑张素华（周素华）、二姑父王汗章。
蒲局的高血压累犯了，我们叫他去军区战地医疗队看看，休息一下，他去吃了点药就又赶回来工作了。蒲局以前就在映秀当老师，很多本地人都认识他，大家都在跟他打招呼。可以看得出他的人缘很好。我们在派出所外碰上了一个老太太和他打招呼，她的儿女都在都江堰，面对灾难她只能一个人乐观面对。老太太一个人搭了棚子，还找到吃的喝的和盖的，她还煮好稀饭，叫蒲局一定要去吃。蒲局说这里的老人小孩都坚强得让人落泪。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蒲局的同学汶川县物价局局长陈济康。地震时他也在映秀出差，中午他去宾馆，服务员是一个小姑娘，不让他住在二楼，他还生气得很，拎着东西上了三楼，坐在沙发上抽烟，这时地震就来了，轰轰的剧烈摇动后他觉得心往下沉。等摇完了，他几步就从废墟里跨了出来。灰尘里那个小姑娘，还有房子就都不见了。命不该绝啊！幸运和奇迹在这里随处可见。
大灾难面前每个人的逃生经历都不一样。很有些人是绝处逢生，老天爷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和希望，有些事真的是命中注定的，不由得你不相信。
随着部队进来了大批的记者和志愿者，他们分散在各处。也就是这一天姐姐们看见了我和任勇，出现在了电视上。映秀这几天来工作的大人物实在太多了。他们来的时候一般都跟了一大堆人，包括随行记者。后来我看到资料，这次在灾区有时竟有几十位将军同时在工作。可以想象国家和军队对这次的灾难有多么的重视。
我的姐姐们一直以为我们俩已经在路上出事了，我和弟弟都是两个姐姐带大的，父母去世后，相依为命到今天。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虽然也会吵吵闹闹，但彼此之间感情很深。1997年弟弟和我送任勇到汶川后，在回成都的途中，我们的小车被大巴撞了。当时，开车的弟弟一直以为我坐在他身后的座位上，他就自己用车头迎了上去，方向盘都被撞断了，他一直抱在手中，他说：“这样就撞不到你了，姐。”他要用自己的生命保护我啊！那次我们是大难不死，但车毁了。
我们走进汶川的那几天里，姐弟们天天都站在电视机边，希望有我们的消息。大姐不顾一切地从昆明来了，我是她带大的，我的女儿也是她带大的。她是14日晚坐最后一班飞机从昆明飞来，可到了成都才知道，当时的成都根本打不到出租——因为他们全部自发去了各个灾区。不只是出租，很多私家车也自发买了许多东西去了各个灾区，救人、发放各种灾区必备的东西。直到政府将他们统一管理，组织起来，他们在第一时间见证了灾难带来的心灵冲击和真实！回家后，我在一张报上看到了当时的壮观的景象，长长的车队，自发地排在街的两边，源源不断地向各个灾区奔去，他们在第一时间给灾区的人们送去了希望和帮助！
没车了，大姐就一个人从岷山宾馆走到绵阳宾馆。十几公里的路啊，夜半三更，大雨倾盆，她一个人背着大包提心吊胆地走着。当时大姐没能和家里其他人联系上，她是第二天才找到二姐的。
湖南的航班被取消了，大姐的侄儿子没来成，那时国内的许多航班全改为运送救灾物资了，所以他没来。母子俩都是当兵的出身。
最后我的姊妹兄弟都想方设法地来到了余震不断的成都。她们就为了寻找我和女儿一家！
第二天，大姐和二姐相约进山来找我们。二姐夫把已走到青城桥头的她们拦住了：“先是妹妹找老公，现在又是姐姐找妹妹，明天是儿子们找妈妈，最后是各自的老公找妈妈娃娃。你们就不能理智一点，这不是添乱吗？”二姐夫生气地说。回家后我看到姐姐的装备，绷带、消炎药、小儿感冒药、压缩饼干……都是我们最需要的。想得很周到，真不愧是当过兵的。她们说我们两个傻瓜还活着，傻得在废墟边东张西望。大姐还怕我长长的头发，在逃难时被树枝缠上。可看到我把头发盘在了脑后，她们怕看错了，于是一个下午一直坐在电视机边上，等到晚上的重播看清楚后，才终于放下心来睡了。她们已经担心了好几天了，寝食难安。
任勇常说：“我觉得映秀的房子肯定是斜着修建在路的两面，否则会往路中间倒的。”我说：“谁会将房子盖来斜起，宝气！（四川方言，傻瓜的意思）”后来，有人说地震波刚好从这条路上顺着经过。要是偏离一点的话，那天不知还要死多少人。映秀幸存的很多人当时就是在这条路上。不幸之中总有万幸。映秀一共一万两千多人，幸存下来了这么多，这就是个奇迹。有时候生命就需要奇迹。
我们去找任勇的那晚，看到建材市场有一家人，也许是地震波刚好经过他们家，周围全是相同的建筑，都没倒，就他们家垮了。一家几口全部遇难，后来挖出来，却不知为何多出了一人。
我公婆在都江堰的家也是这样。他们的房子在荷花池附近，前后的楼房都没倒，就他们那栋倒了。公公当时回了汶川，公公战友的房子就在他们楼下，这次没能幸免，他家里两个人被埋了。地震专家说，地震波经过的地方，会留下很明显的痕迹，路面会凸起，房屋会倒塌，所到之处，无坚不摧。
后来我们知道公婆楼下的阿姨和来找她的女儿夏秀兰是一起被埋了，当挖出来时，她们母女俩还紧紧抱在一起。秀兰家里人说她本来在楼下的，地震时，她从楼下冲上去，想去带妈妈下来，可是楼垮了，母女俩就这样没了，而秀兰自己还有一个不大的女儿。我父亲和秀兰的爸爸夏拉叔叔是战友，他们一起在草原上剿过匪。小的时候，我们家和他们家在一个连队，在草原上爸爸和夏拉叔叔还是酒友，我记忆里至今都有马蹄声声和酒香飘荡。爸爸经常骑着战马，到各个连队去玩，每次都是我去把他找回家。家里人都说我的胆子从小就很大。我们两家人的感情很好，孩子都很多，我妈妈和阿姨也是好朋友，秀兰和我经常在一起玩。直到我母亲去世，我们一家随父亲工作调动而离开。秀兰只比我大一点。几年前，我在都江堰碰见过她一次，长得很漂亮，亭亭玉立的，修长的身材。没想到她有如此的孝心。她们娘俩都是家里的主心骨，我不知很少做家务事的夏叔叔，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
一路走好，阿姨，还有我儿时的伙伴夏秀兰。
天灾人祸谁也无法避免，只能看运气好坏了。你家的房子是不是刚好处在地震波交锋处。由于连续几天下雨又加上这几天出了太阳，走在大街上，恶臭味更浓了。很多当地人没口罩就用各种布捂住鼻子和嘴巴，而我们什么也没有了。我第一次感到钱不再是万能的。我包里虽然装着几千块钱，但却再也买不到一滴水、一片药、一点吃的。
当地人已经通过步行、坐冲锋舟、坐直升机转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多数是官兵、工作人员、记者和志愿者。
我陪任勇去指挥部回来的路上，捡了一个日记本，一包治感冒的药，半瓶水，他还如获至宝地捡了一双袜子，高兴得举着递给我。而我脚上的袜子泥土都干在上面了。
日记本上有篇用圆珠笔写的文章，名叫《我的母亲》，笔迹很娟秀。文中这样写道说：“我的母亲叫师术群……母亲生前，勤俭朴素，很少乱花钱，地里的农活全部她一人承担……自从我结婚后，她每隔两个月到映秀来看我一次……如果一个月的时间没看到她，我就特别地想她，总想回家去看看她……”回成都后我把它塑封保存起来，不为别的，只为那份朴素的浓浓的母女情。我不知道日记本的主人还在不在，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希望将来亲手将这本笔记本交还给她。日记本里还有一张留言条写道：“姐：我跟着我班上的人一起走了，你们不要找我了，你们出去以后，给我打电话好吧？一定哦！你们不要担心我，你们全部的人都要好好的保重，我会想办法和你们联系的，我的电话号码不能忘了。妹：王梦。”小女孩肯定走得很匆忙，那上面还有个电话号码，我回家后打过，可是没通。我在废墟边看得很专注，任勇说：“走吧，她们肯定都活着。也许她们都离开这里了。”他把水盖拧开喝了一口，递给我，我喝了一点。要知道我在家里，从不让人喝我的水杯。
在路上，我们还捡了一个别人用过的口罩，给了蒲局。他非常认真地把它戴上了，还说管它呢，有总比没有强。这地方实在太臭了。有记者在远处冲着我们照相。我对任勇说：“瓜儿，以后报纸上会登‘映秀，一对灾民夫妇正在废墟找吃的。’”他说：“只要不是写成一对叫花子夫妇在翻垃圾吃就行了。”我说：“以后回成都了，我再也不歧视翻垃圾的人了。”他一紧张说：“你要干吗？准备回去后改捡垃圾了？你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业余爱好了。”我说：“你现在才更像个叫花子了。我再去给你捡个破碗来，这身行头就全部置齐了。”
很久以来，我一直觉得夫妻感情是最经不起推敲的，是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和外界的诱惑的。在感情和亲情之间，我情愿相信亲情。而此时，我却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爱。很多年前，有个人对我说“人”字其实就是两个人互相支撑互相依靠着。尤其是老伴，那就是一人一半，加在一起。别看它笔画这么简单，它蕴涵了我们作为人的所有的意义。
路上我还捡了一袋5斤装的面粉，我提给部队的士兵，可他们不肯接受，说有纪律。何况还没办法做了吃，怎么办呢？那时汪艳家的粮还没挖出来，但另一个工作组的人找到两处已经化验可以喝的水了，我们在还没走的老乡那里借了一口锅，交给战士。这些战士是接到命令后跑步进来的，好多人都没水喝、没有东西吃。我们可以到处蹭吃的，到处捡喝的，他们就不行。我们可以喝酒，他们也不能。休息的时候，看到他们只能呆坐着，他们也急行军了几十公里，在规定的时间，准时来到了映秀。
他们中的一部分已向卧龙等地挺进了。随着大部分重伤员被空运到成都，聚集在这里的全国各地、全军各大单位的救援力量，开始由震中向周边村镇辐射。望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我们感到，一阵阵内心的轻松和释然。希望他们可以赶去救更多的人，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护自身。晚上，我把另一份一天的工作记录交给蒲局和老公，他们汇报工作要用。
士兵、记者还有志愿者都回营地休息了。我坐在派出所废墟前的竹椅上，和一个前来找铁军帮忙的建玻厂的女人聊天。她说她是再婚，婚后有个孩子，这次没了。她爱人没受伤，可是疯了。她劝他走出去到安全的地方，可他怎么也不肯离开已经破损的家，还跟她吵闹。我说：“你们还年轻可以再生一个，何况你们还有单位，有手和脚。可以从头再来啊。好多人命都没了，你们很幸运了，我到现在还不知女儿是死是活。汶川死了几百人呢。”这是我地震以来第一次对别人说出自己的担心。她说：“汶川震得很厉害，希望你的家人没事。”但愿吧。我心里已经默默地祈祷了千万遍了。这几天我根本不敢在任勇面前提女儿和婆婆她们，我怕他也崩溃。她还说：“男人有时候比女人脆弱，经不起事。”我也有同感。在路上任勇不肯吃也不肯喝还不能表示同情。好多次我情不自禁地想哭，他还不准，说我影响他的情绪。不知不觉中我们聊了很久，而且轻言细语。她告诉我很多事情，语气很平静，一种大悲大痛后的辛酸平静。自己的孩子没了，谁都会难过。但她此刻居然还在想着帮助她家的老邻居，一对非亲非故的老夫妇。这对老夫妇就住在山脚下，怎么都不肯离开，山上塌方又塌得那样厉害，她怕山上的石头滚下来砸住他们，她想叫铁军的人帮她劝劝他们，把手脚不方便的老人抬离危险地段。除了相互关心外，她想不出别的办法。她还告诉我，他们离气象观测站很近。她想找人说说话，我也是。
她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后来有人对她的真实存在很是质疑，说我肯定是和幽灵在交谈，我很生气，有几个铁军也看到了她。何况我现在根本不怕什么鬼怪。即便有，他们也是善良的。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死亡吗？鬼吗？残疾吗？不知为何我在映秀从没感觉害怕死人和鬼魂，回家后也是，我觉得这些已经远远没有我们对生命的渴望和追求来得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