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道“阎王门”的精彩之处，全在那犯人的一双眼睛上。你爹我的身体往后仰着，仰着，感觉到小虫子的哆嗦通过那条牛皮绳子传到了胳膊上。可惜了一对俊眼啊，那两只会说话的、能把大闺女小媳妇的魂儿勾走的眼睛，从“阎王门”的洞眼里缓缓地鼓凸出来。黑的，白的，还渗出一丝丝红的。越鼓越大，如鸡蛋慢慢地从母鸡腚里往外钻，钻，钻……璞嗤一声，紧接着又是璞嗤一声，小虫子的两个眼珠子，就悬挂在“阎王门”上了。（第二章赵甲狂言一）
另外，凌迟的场景、给孙丙上檀香刑的场景，都被描绘出来。而莫言展示的就是刑罚的“俊活”。莫言其他作品中，也不忘暴力和血腥。《红高粱家族》中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活剥罗汉大爷的人皮，罗汉大爷尿了出来，肥硕的耳朵被放在磁盘里，“活蹦乱跳”，他的男性生殖器也被托在盘子里喂了日本人的狼狗。《二姑随后就到》里，天、地两兄弟挖掉了大奶奶的两个眼球，还强迫路人对其凌迟。
“人皮”没剥过，莫言剥过兔子皮，于是他笔下的人物就在《筑路》里“剥狗皮”，在《复仇记》里“剥猫皮”，在《小说九段·翻》里把一切都翻过来，小龙把蚯蚓像“翻鹅肠子一样通通翻了过来”，翻了姥姥家的几只母鸡，翻了邻居家的小狗，还盯着家里的骡子以及父亲的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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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把恶心的东西写成美的，不是讽刺，说不定是他真的认为美。《苍蝇·门牙》描写苍蝇：
一线阳光从南窗户里射进来，苍蝇们的彩色眼睛愉快地闪烁着，散发出一圈又一圈的彩色的温暖柔软的波纹。……营院外唐家埠生产大队的养狗场里的臭味是黄色的，营院外唐家埠生产大队的绿豆粉丝作坊里的臭味是蓝色的，还有厕所、沤肥池、马圈等等臭味。五彩缤纷的臭气包围着我们这座小小的兵营。
《欢乐》中，齐文栋的母亲承受了肮脏和污秽：
在那个窗外雨声阑珊、阴冷潮湿的中午，母亲四肢蜷缩着，堆在墙壁旮旯里的麦秸草里，像老母鸡一样打盹，从她的嘴里，咈咈地喷出节奏分明的冷气，成群结队的跳蚤在她身上跳着，跳蚤又肥又大，像一粒粒炒熟了的芝麻。墙上黏着密集的苍绳，遮得像挂了黑釉般的老墙壁斑驳陆离。
《战友重逢》里，写到蒋英豪的痰：
干痂的痰块宛若炸弹的碎片在水面上打出一圈美丽的涟漪。
《蛙》里，写姑姑遭遇青蛙：
姑姑说她想跑，但跑不动，小路上的泥泞，像那种青年人嘴巴里吐出来的口香糖一样，牢牢地粘着她的鞋底，她每抬一下脚，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她看到在鞋底和路面之间，牵拉着一道道银色的丝线，她挣断了这些丝线，但落脚之处，又有新的丝线产生。她抛掉了鞋子，赤脚走在泥路上，但赤脚之后，对地面泥泞的吸力感受更加亲切，仿佛那些银色的丝线都生出了吸盘，牢牢地附着脚底，非把她脚底的皮肉撕裂不可。（第四部四）
我着实没办法把波德莱尔的审美带进自己的视域，也无法理解闻一多的《死水》除了讽刺还有什么美丽含义，最多理解那些事言外之意。就像我们第一次看《红蝗》时感觉到的毫无节制，以后的作品不过是一种在《红蝗》“审丑”附近的徘徊，他永远放不开这些丑陋。甚至觉得：
我为什么觉得应该把丑写得淋漓尽致呢？就是为了张扬个性。
莫言对于他的心思很清楚：
我很不愿意让自己的思维纳入“理性”的轨道，但长久不“理性”又有被人猜测为“精神变态”的危险，我不得不按照批评家们的教导来“理性”、来“节制”，果然是把“狂气”和“雄风”收敛了。我多么愿意成为一个被文学权威们视为掌上明珠的、不异端的好作家……但到底不行，正所谓“乌鸦叫不出画眉声”。
他还想亵渎一切神灵，想从“全人类的高度”来拯救人类，从“文化心理”上为民族“疗伤”，所以就要不断地暴露民族性格中的“懦弱、软弱、黑暗”。只有不去一味地歌颂真善美，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来展现社会上的丑恶和人本身潜藏的兽性，才能找到他所要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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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去顾及丑陋的底线，就可以触及人性的丑陋，这种人性的丑陋在不经意之间成就了陌生伦理。“乱伦”在莫言小说里并不陌生，你能看到各种乱伦的类型，《红树林》里的公爹与儿媳扒灰，《红蝗》中的叔嫂通奸，《马驹横穿沼泽》里的同胞兄妹，《欢乐》里的丈母娘和女婿，《丰乳肥臀》中就更乱了，单单一个上官来弟就跟好几个妹夫纠缠不清，先后有司马库（二妹夫）、孙不言（三妹夫）、鸟儿韩（三妹未婚夫）有过奸情，在《檀香刑》中，更是让眉娘处于一种“父女”通奸当中，又纠缠着亲爹和公爹，可谓是“三爹一堂”，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她和干爹有情，跟亲爹有义，对公爹有顺从。
很多小说家在处理人伦关系的时候，总试图在乱伦的边缘或者是从亲族内部找到一个自相残杀的理由。莫言的小说《檀香刑》中，眉娘的亲爹被她的公爹杀害，这本就是一种全新的人伦诉说。
小说的每一部分之前都有一段猫腔，所以在开卷之页就看到眉娘的大悲调倾诉，胶州湾来了德国兵，德国兵来了修铁路，占了百姓的坟茔。而眉娘的亲爹就是去抗德的，被抓之后就被上了檀香刑。眉娘的公爹是晚清刑部的首席刽子手，夜里做梦也在数豌豆一般数这辈子他杀过的人头，而眉娘的干爹就是抓孙丙进牢房的县太爷，眉娘是和他上了三年炕的干闺女，只是这个吃她肥狗肉、喝她黄酒，听她唱猫腔，还跟她上床的干爹，实实在在坑了她，想救亲爹出来，没门。
而孙丙本身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现在跟眉娘的小娘在一起生活，按说在那个年代很是平常，可这个英雄死就死在不吃亏上，眉娘细数爹的种种行为：
谁知你阃教不严，让小娘乱窜，招来了祸患。被人摸了，摸了就是摸了。你不忍气吞声，做一个本分百姓，吃亏是福，能忍自安。你意气用事，棍打德国技师，惹下了弥天大祸。德国人，皇上都怕，你竟然不怕。你招来祸殃，血洗了村庄，二十七条人命，搭上了弟妹，还有小娘。闹到这步，你还不罢休，跑到鲁西南，结交义和拳，回来设神坛，扯旗放炮，挑头造反，拉起一千人马，扛着土枪土炮，举着大刀长矛，扒铁路，烧窝棚，杀洋人，逞英雄，最终闹了个镇子破亡，百姓遭殃，你自己，身陷牢狱，遍体鳞伤……（第一章眉娘浪语二）
孙丙的悲剧有种必然的诱因就是孙丙反抗的是德国人，就算是眉娘的干爹、亲爹想放过他，但“袁世凯，胶澳总督克罗德”也不会放过他的。孙丙是条好汉，希望像自己的唱腔里那样——“窝窝囊囊活千年，不如轰轰烈烈活三天”。也就因为如此，本来亲人相戕的戏码就有了英雄传奇的色彩，但公爹、干爹、亲爹都在同一个堂上的时候，眉娘也奇怪，干爹抓了亲爹和公爹去，究竟要做什么呢？这些跟她有密切联系的“爹”们，注定要唱一出“三爹会审”，而莫言的伦理中也注定多了这三层的混乱。
雷同的可怕
莫言的雷同让我们得到的陌生持续不了多久，即使他并不把故乡圈禁起来而是不断打开，把不是故乡的事物放进故乡，说他这个国王想要扩展他的疆域。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有时候，他恼了，说为什么我出身乡村你们就说我不适合写城市小说呢？其实他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城市”和“乡村”的选择运用，而是他的笔底无论怎么选择都逃不了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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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莫言自己也觉得有问题，他说过，想把作品减半，比如有80个短篇，要是有40个就好了。他说过：
“关于我的小说读多了有雷同的感觉，这也是我千方百计地想避免没有避免了的，任何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希望尽量克服这些问题，这些提法也很对，这是困扰所有作家共同的问题。”
我想，在一个创作旺盛的年代，不自觉的就把这些故事写来写去，没有时间去仔细校对，究竟哪一些是雷同的。我曾经想专门花时间好好把这些雷同罗列出来，比如，《蛙》和《地道》中都有为了躲避“计划生育”而挖的地道，《扫帚星》和《梦境与杂种》里都有用死老鼠冒充流产的婴孩的事件，牛、羊、鸭子、蛇都有雷同之处。倘都梳理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证明雷同最多的地方说不定是莫言最深刻的记忆？
还是不要去整理，不如好好想想莫言为何雷同？雷同的好不好？雷同的结果是什么？
雷同跟多产脱不开关系。我甚至对多产提出过另外一种质疑，就是为了生活。其实，莫言的生活并不像一个著名作家该有的生活好，加上莫言总是惦记着为自己的家乡多办点事，常常为村里捐款，妻子杜芹兰的篮子里，也常常是一大堆蔬菜，改善生活就是为莫言包一顿饺子。诺奖之后，莫言虽然有那不用交税的750万奖金，也就只能在北京稍微买一所房子了。买房子是他一直的愿望，2002年，朋友们笑称，你要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拿奖金做什么呢？他说买一处房子，带大浴池可以洗热水澡的。如今，得到奖金，莫言还在说房子的问题，可见，他真的想改善一下居住环境。作为一个作家，的确需要一个宽敞的环境，至少把自己需要的图书摆开，想看哪一本就拿哪一本，不至于为了找一本书还要撤橱倒柜，挪叠翻找，比如人家金庸先生的书房，一层楼，正对着维多利亚港湾，全是一架一架的书，这是无数人梦想的书房。
其实莫言也够倒霉的，今年的奖金由于经济不景气下调了20%，往年是1000万瑞士克朗，今年是800万瑞士克朗，加上北京的房价翻了十倍，2000年买个带洗澡池子的可能还够，现在也就120平米。莫言的稳定收入只有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的工资，作品创作有一定的周期，现在盗版和侵权又严重，加上妻子不工作，女儿上学多年，90岁的老父亲要赡养。可见莫言的生活说不定还是有些手紧的。
有人猜测，莫言会因为经济利益，重复自己的作品？但很快又被莫言的一件小事否定了。莫言在台湾出版了很多书，在香港却不多。很多作家都有台湾和香港的两个版权，这样挣的版税也多一些。可是莫言觉得在台湾出书之后，香港可以买到，反之，香港的书，台湾也买得，那就没有必要再出一次，所以香港的书也是独特的，是自己一些没在台湾出的稿子。莫言还说：
我希望我的书能够畅销，但我不会为了畅销而写作。因为我即便是为了畅销而写作，写出来也不一定畅销。该怎么写还怎么写。
所以，莫言为了生计去重复自己的作品不是没有可能，但他绝不是唯利是图，很可能是因为多产难免重复。有人批评莫言的速度，说个把月写出来的长篇，能有价值吗？当然，在时间上，我们无法用莫言的作品跟曹雪芹用一辈子所创作的东西相较，也不能说陈忠实用了十年是时间写的《白鹿原》是莫言无法比拟的，歌德的《浮士德》用了60年就完全盖过莫言作品的价值，小说的优劣并不用速度说话，只能说，用的时间长，就会相对成熟一些，被人拿出来诟病的东西有可能少一些，但也可能在左右逢源中渐渐削弱了锋芒，导致原本一些犀利的想法消弭掉了。莫言则像是一个被压抑过度的人，突然开始爆发，把所有想法都说出来，生怕漏掉一点。我想，这就是莫言的风格，也是属于他的急智，才情从来没有远离过他，反而因为他的苦难与劳累，丑陋与自卑越聚越多，多到他开始写作的时候用不完，以至于快速书写成为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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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同当然不好，不但读者买文集的时候大呼上当，连论者也怨声载道。情节无非是好地主、坏支书、好母亲、坏婆婆、大胆的姑娘、朴实的农民、能干的右派、通奸的知青、成精的动物、离家的军人、颠倒的战争，故事里的传说，以及丑陋的孩子，再就是整体风格上的残酷、神秘、怪异，加上偶尔的抒情小夜曲。
撒农药的姑娘总是把农药当做死亡的问候，动不动就成了绝命的武器；饥饿年代的豆饼总是遇上脆弱的胃，有姑娘、小伙子、老人死在这遇水膨胀的食物上；火舌在铁上来回滚着，淬火、打铁，成了铁匠们的手艺和作家叙述的笔；驴和人一样动不动就会难产，难产的时候都是先伸出来一只脚或者一只手；人推着磨盘，生吞着粮食，一回到家，就是呕吐的时刻，这些带着血丝的粮食定会成为全家人的粮食；女人们总是丰乳肥臀，乳房在性开始的时候，总是展现着它的诱惑，让懵懂的少年把持不住；爷爷、奶奶、姑姑有讲不完的故事，故事说出来都很诡异，跟情节也没多少关系；放牛羊的孩子和牛羊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孩童的胃也总难以满足；别指望支书会为民做主，别指望放荡的女人会改邪归正；别指望屡考不中的考生会考中，别指望残疾人会得到公平的待遇，别指望可怕的梦境不会成为现实。
你可以找出无数个“斗儿”和大量的“我”，还有那些“人畜是一理”的牛、马、驴、狗、猪，这些动物几乎总要死亡，不是被杀就是病死，而人类就直面这种死亡。你还可以在母亲身上找到几乎可以想象的所有苦难，在父亲身上找到几乎所有的谨慎，在爷爷身上找到几乎所有的传奇，在奶奶身上找到几乎所有的野蛮，在兄弟姐妹身上找到几乎所有的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