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从小学到高中的应试作文，莫言都读过，但都看不出什么变化来，倒是女儿写的随笔和日记比较有真情实感，可以显现出一些文学的才华和少女的情怀。莫言觉得这样不对，我们的孩子用两种笔调写文章，跟“文革”时候用两种话语体系讲话，有什么区别吗？孩子们也知道，写假话，抒假情，就可以考上好的大学。莫言没正经上过初中和高中，所以上中学的女儿如果问他一些语文方面的问题，莫言给不了一个确定的答案，只能含糊其辞，最后建议她找老师解决问题，以老师的答案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莫言说，他骨子里藏着一种自卑，没受过完整教育的自卑。
女儿的数理化知识，他已经不能过问了，现在的语文课本改革，也成了一个体系，跟莫言那时候读的哥哥的教材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所以不敢给女儿贸然指导，也是怕她出问题，影响了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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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高考的时候，莫言写了一篇文章《陪考一日》，莫言写到，7月6日晚，带着三天中各种需要的物品赶去学校，因为运气好，女儿考试的地点在本校，所以可以提前说在校内培训中心定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熟悉的环境加上距离考场120米的就近距离，连妻子都说，真是佛祖保佑。
考试按说是考生们最紧张，其实是家长们更紧张，莫言嘴上没说什么，但坐在出租车上看见车牌的尾号是575，就开始暗自庆幸，觉得女儿要是考575分，那进入一个重点大学是没有问题了。又看到有的车尾号是268，心情又沉重起来，要是考268分可就真的名落孙山了。结果过了一会出现一辆车，车牌尾号是629，顿时大喜，要真是629分，可真是好极了。不过，莫言接着叙述道，说女儿选了极不喜欢的理科，二模只考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分？要是能考575分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安顿好行李后，女儿就开始了紧张的复习，一会问《墙头马上》的作者是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是哪里的作家？诸如此类，莫言所幸装睡不理她，后来，折腾来折腾去的女儿终于睡着了。第二天考试，考试结束，“女儿的年级主任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一位不知是哪个学校的带队老师说：行了，明年海淀区的教参书又要大卖了。”女儿也出来了，说觉得考得不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
下午考化学，女儿本来感觉还不错，但想起自己在化学卷子上添了一笔，所以顾虑重重，不知如何是好，哭了起来，莫言安慰她，不管用，让她打电话给老师，老师说没关系，也不管用，后来让管谟贤打电话安慰她，她还是哭。莫言只能说：
退一万步说，他们把我们的卷子当成了作弊卷，给了零分，我们一定要上诉，跟他们打官司。爸爸认识不少报社的人，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把官司打赢……
女儿折腾到一点钟，才心事重重地睡了，莫言躺在床上心想，让她把考试失利的事情忘了吧，后面的数学和物理都是她的弱项。
我丝毫不怀疑这文章里面有夸张，但也有疑问，第一，为何选极不喜欢的理科呢？高考当真是个奇怪的东西。第二，2000年，19岁的笑笑考进的是山东大学外语学院，理科？文科？笑笑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文学院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成绩果真突出否？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现当代文学博士，这博士是考的？不过，我相信笑笑是个好学生，因为莫言低调，家风放在那里，孩子也差不了。女儿跟着父亲耳濡目染，自然喜欢文学，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也仿佛是必然的事情，2003年，管笑笑22岁，就创作出长篇小说《一条反刍的狗》，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上学期间还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过论文《一个孤独移民的家园想象——论<；午夜之子>；的家园书写》，这些年，还发表了译著《加百列的礼物》，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莫言2004年在演讲《对故乡的爱》中说，女儿教他不能用“个人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他人的作品”，起因是莫言总说女儿这一代人是幸福的，天天吃馒头，他那代人连红薯都吃不饱。女儿却说，红薯多好吃哦，还反问吃饱了穿暖了就不痛苦了吗？
从女儿的历程上看，莫言这个父亲或者没在生活中尽到父亲的责任，但还是给女儿尽量铺好前进的道路。但莫言对待子女并不溺爱，有人问莫言，女儿成为一个少年作家，描写的又是校园生活，觉得怎样呢？莫言说，当时女儿拿出了19万字的初稿，莫言看后只是淡淡的说了声，还行。他说自己对待女儿还是过于严格了，总给她定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所以也在检讨自己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对女儿最深的内疚就是打过她一次，成为他心中永远难以逝去的痛。
莫言有遗憾，因为他本来想女儿读哈佛，我想，每个在中国稍有成就的人就想让孩子留洋读书，或者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不是，有那么一点问题？其实，我想，笑笑最大的财富是莫言那小型的图书馆，无论她喜欢什么，应该都能找出来，还有，就是父亲对于文学独特的感受，应该给女儿一些启发。女儿写毕业论文，他总是要看一些书，也会给女儿一些题目作为指导，比如女儿要写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莫言就说可以写写世界文学里的儿童形象嘛，或者，“女儿要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研究拉什迪，逼得我没办法，看了巴赫金分析拉伯雷的书。”难不成，莫言一直在做女儿那个最好的参谋？这是女儿要做研究啊？我突然不敢往下想了，只是庆幸我父亲是个普通工人。
如今，女儿成了父亲的经理人，替父亲发表声明，或者打理一些事物，这些事情仿佛最顺理成章，也最不重要，重要的是，笑笑对父亲作品印象最深的是《牛》中的第一句：
那时候我是个少年。
（二） 爱恨交织
谁是好人
2012年，莫言在瑞典发表获奖演说的时候，最后以“八个泥瓦匠”的故事结束。故事是：
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有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我们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便哄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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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也出现在《金发婴儿》中，如果故事本身是探讨善恶的，或者探讨真理的，那婴儿的死算是对于紫荆出轨的惩罚，黄毛的入狱被看做是勾引人家老婆的惩罚，那黄毛和紫荆照顾瞎眼老娘，给老娘讲故事，这样做好事又有什么奖励呢？而作为一个在情感苦闷中恨不得抓住所有战士的缺点的天球又该有什么惩罚呢？大概就是文中没有说出的杀死婴儿之后的良心的谴责，和他在文中就失去的爱情和宁静。也许，黄毛在给瞎眼老娘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善恶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始终没有一个标准，有的只是用故事来表现其中的禅意。
仔细想来，说不定，《金发婴儿》中还有一个禅意的象征，就是那个裸体的女人塑像，那女人没有穿衣服，但却引来无数人的合影，她不是真实的，有些人心里是真实的，除了肮脏的性，恐怕还有战士们对女性的美好构想，这也就是为何天球把妻子的照片贴合在裸体女人的身体上，有时候会看到那女人浑身金光。雕像是死的，坚守在那个位置，本没有感觉，人们却把自己的感念和体悟加诸在她的身上，但愿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她看透一些世事，对欲望保持一种冷静，换句话说，这个塑像跟那座庙一样，本没有善恶，是人们自己决定是非善恶的。总之，泥瓦匠故事的魅力在于没有一个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就不要尝试一丁点的恶。总有一种命运的指引冥冥中是公平的，所以我们在对待人和事物的时候总会爱恨交织。
这也颇像莫言对于爷爷奶奶的感情，是常态的喜爱，又不经意觉得委屈。这些出人意料被恰如其分地安排在小说里，莫言看来很是无辜，他被抛在成人的世界里，被迫接受已经既定的身份磕绊。爷爷奶奶既是给自己爱的人，也是那个让母亲痛苦难过的人。女人的地位低，又彼此相轻。有句古话叫做“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仿佛一切苦难就是等做了婆婆，可以在娶了媳妇的那一日，伸个懒腰。奶奶对莫言母亲的刻薄与莫言母亲对世事的隐忍，被他写在小说里，也叙述于访谈、散文当中。你很难想象，当家庭中的孩子多起来，就有了不受重视的理由。莫言的父亲本就有兄弟，莫言的父亲又不只生了自己一个儿子，所以，奶奶并不待见母亲，反倒是相对不好惹的婶婶更受奶奶疼爱。偷奸耍滑的受宠，踏实工作的受骂，莫言幼小的心灵就开始有关于母亲的是非和公平意识。《五个饽饽》是莫言早期的作品，到了《梦境与杂种》，五个消失不见的饽饽再次出现，这让母亲蒙上偷吃冤枉的饽饽反复出现，可见当时母亲受的委屈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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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对待写作这件事情上有的困惑，其实就是泥瓦匠在讨论究竟谁该出去时所遇到的难题，解决好了则罢，解决不好就成了庙里的人。莫言经历过一个低潮期，就是1990年暑假的50天，他陷入一种迷茫，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眼前是高密县城家里。院子里那一大片葵花地。他没事就在葵花地里转来转去，手里拿着一个苍蝇拍子，葵花地里有各种巨大无比的绿黑苍蝇，一下午他可以打死几百只苍蝇。他说自己联想到《静静的顿河》里葛里高利和阿克西尼亚约会的葵花地，只是那葵花地显然矮了，因为主人公需要蹲着，他就在这葵花地里转来转去，院子里是一条小狗，晚上月光照着，很安静，他的心却静不下来，所以无法写作。也许那时的烦躁让他对自己爱恨交织。
这期间，他写了一个武侠小说《革命样板》，而他的《酒国》写作时间是1989年9月—1992年2月，地点是：北京——高密。《酒国》里提到过一片葵花地，李一斗也提到了自己关于武侠小说的创作。《酒国》里的莫言给李一斗回信，说自己认为：
对一个作家来说，才华比什么都重要。有不少人当了一辈子作家，写了许多东西，也知道一切如何成为大作家的“法门”，但最终难成大器。这些人什么都不缺，缺的是才华或才华不够大。（第四章一）
这是莫言真实的想法，就像自己面对葵花地，什么也写不出来，那时的他是绝望的，因为觉得自己的灵感没有了，创作能力枯竭了。《酒国》则将他“无灵感”的苦闷表现了出来，《酒国》从1989年开始动笔，当时他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被余华戏称为劳动模范。那时候他身体不适还在苦苦坚持，因为有痔疮，要跪在椅子上写，非常痛苦，好在莫言那时候灵感勃发，十万字可谓一气呵成。
1983年，3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王蒙的《切莫拥挤在文学小路上》，这篇文章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红火的年代，王蒙称“文学不能产生文学，生活才能产生文学”，其实就是让有文学梦想的人想清楚文学究竟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凡是进入创作的低潮期，难免会思考这个问题，莫言在《酒国》与李一斗讨论文学与坚守的问题，李一斗问莫言是不是“刚刚扔掉打狗棍，就回头痛打叫花子”，意思是莫言刚刚有点名气，是不是就不待见这些没有名气的文学爱好者们。李一斗一边让莫言帮忙向《国民文学》推荐稿子，一边决定猛攻一点，不及其余，迅速拿下《国民文学》。这些叙述都属于年轻的决定在文学路上渐行渐远的生命。
其实，灵感已经很眷顾莫言了，他往往是那个站在庙外面看一众作家在庙里面却无能为力。
残酷与看客的爱恨情仇
莫言这一代作家都会读鲁迅，鲁迅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不被禁止的“五四”时期的作家，并且，鲁迅的小说如果用心体会的话，除了那个时代鼓吹的反封建，其实有很多内涵，聪明的读者如果细细品味，可以尝出传统与哲学的种子。莫言对于乡村的独特体会，跟他的出身——“富裕中农”，跟他的生活——乡村，都有关系。
比如《檀香刑》，莫言说他从鲁迅的文章中看到一种“看客”心理，就在想为什么没有人去理解“刽子手”心理。我想这里面有一层爱恨交织，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中，杀人是一场大戏，既然是大戏，就没有人体会“刽子手”，而是看杀人，正如剧情很吸引人的时候，没有人会去体会演员的心情，剧情结束了，如果还是很震撼，那脑海里只有剧情。时间久了，你就忘记“刽子手”是谁了？哪里还有他们的“心情”？正因为中国人的“看客”心理，才让人忽略了“刽子手”。况且，鲁迅是一个主张不把毛毛虫写进小说的人，毛毛虫他都觉得丑陋，那酷刑杀人，他就更加回避。莫言把这些写出来，正是把看客们的“爱”包裹进社会人伦、道德、人性等大爱的“恨”当中，实现了又一层爱恨交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