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看门的小虎子都是鸟枪队的队员，只是和小顺子一样都是县衙的走狗，眉娘跟知县相好的时候点头哈腰，眉娘想为爹求情的时候，就装作不理。等到小甲用虎须看到了世人，就是各种动物的集体展览。在《小甲傻话》里，有云：
老虎满嘴胡须，其中一根最长的，是宝。谁要是得了这根宝须，带在身上，就能看到人的本相。娘说，世上的人，都是畜生投胎转世。谁如果得了宝须，在他的眼里，就没有人啦。大街上，小巷里，酒馆里，澡堂里，都是些牛呀，马呀，狗啦，猫啦什么的。（第三章小甲傻话一）
可见，人人都可以和动物对应上。而小甲做梦也想要这样一根虎须，县太爷正好有这么一张虎皮。老婆眉娘给小甲弄到了一根“虎须”，小甲就真的煞有介事的准备发现：
“俺紧紧地捏着虎须，借着明亮的灯火，不眨眼地盯着俺的老婆看。俺的心里乱打鼓，手脖子一个劲儿地哆嗦。天老爷啊天老爷，俺就要看到俺老婆的本相了。她会是个什么畜生变的呢？是猪？是狗？是兔子？是羊？是狐狸？是刺猬？她是什么变的都可以，千万别是一条蛇。俺从小就怕蛇，长大后更怕蛇，踩到一条稻草绳子，俺都能离地蹦三尺。俺娘说过了，蛇最会变女人，好看的女人多数都是蛇变的。谁要是搂着蛇变的女人睡觉，迟早会被吸干脑髓。老天爷保佑吧，俺老婆无论是啥变的，哪怕是一只癞蛤蟆，哪怕是一只大壁虎，俺都不害怕，只要不是一条蛇就行。如果她是一条蛇变成，俺就拾掇拾掇杀猪家什，夹着尾巴跑它娘的。……
俺老婆的本相竟然是一条大白蛇，俺跟她在一个炕上滚了十几年，竟然不知道她是一条蛇。白蛇传，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俺老婆当年唱戏时，就在戏里扮过白蛇，俺就是那个许仙啦。她怎么没把俺的脑髓吸去呢？俺老婆还不是一条完全的蛇，她只是生了一个蛇头，她有腿，有胳膊，身上还有两个奶子，头上还长着头发。但这也够让俺胆战心惊的啦。扔掉烫手的火炭一样俺把那根虎须扔了。就这么一霎那的工夫，俺浑身就冒了大汗。（第三章小甲傻话一二）
后来，他果然发现，自己爹的本相是黑豹子，知县的本相是白老虎，老婆的本相是大白蛇，他竟然是一只长胡子的老山羊。
我想起，在《藏宝图》里的那根“虎须”，是否就是小甲作为传家宝流传下去的呢？我想，看到众生的本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红蝗们不再把种族“退化”带到田里；重要的是燕子选择善良平和的人家做窝，《酒国》的饕客们请嘴下留情；重要的是《战友重逢》中的鳝鱼真的是河里的大王，可以保持一条精灵本来的善良，而不是变成孙丙肚子里钻出来的花花肠子；重要的是鸭子一只又一只丧身在馋鬼的嘴巴上，可不可减少一些动乱社会里的黑暗，让《放鸭》里的领导不再鼓吹他的光明；重要的是所有承受生育之苦的人，都能像《蛙》一样多子多福，不要幻化成陷阱中的德国人，宛如穿在签子上青蛙……
记得《酒国》里，在一堆又一堆的残酷书写中，有那么一刻安静：
跨过醴泉河上玲剔透的杉木小桥，把淙淙的流水、水上的睡莲、莲上的蝴蝶、戏水的白鸭、水中的游鱼、游鱼的感觉、白鸭的情绪、浮萍的思想、流水的梦呓……
这正是莫言梦中的动物世界。
（二）身份认同中的环境
莫言的身份首先来自故乡。这身份是年代的身份，在那个年代，莫言一家“富裕中农”（上中农或老中农）的身份很受歧视，也常常被孤立。“富裕中农”是介于中农与富农之间的尴尬等级，“富裕中农”即是在普通中农以上的，对别人有轻微剥削的中农，所谓“轻微剥削”，在白希的《开国大土改——让历史告诉未来》中有阐述，轻微剥削就是——
雇牧童、请零工、请月工、少数钱放债或典租，少数土地出租。
简言之，有剥削但比富农稍微剥削的少一点。由于这点细微的差别，“富裕中农”在很多时候是被当做富农看待，这就使得“富裕中农”要跟地主富农一样夹着尾巴做人，凡事谨慎小心。其实，莫言整个家族的勤劳与懒惰都因为“土地改革”变得荒谬起来。家族里，成分最好的是三爷爷家，因为三爷爷败家，三奶奶早亡，所以三爷爷家没有什么财产，就自然成了贫农。莫言的大爷爷最有本事，会医术，就成了地主，加上儿子在国民党撤退的时候，莫名其妙跟人家走了，所以还有一条通敌的罪名。莫言的爷爷是很勤劳的农村老把式，一辈子聪明勤恳，又会木匠活，所以挣下了一些家业，莫言家就成了“富裕中农”。
成分恐惧
特殊的年代，人被分成很多种，贫下中农可以对地主、富农进行压迫和监督，管制甚至侮辱、谩骂、伤害、消灭。仅仅地主、富农本身还不够，还要加上他们的子女，甚至万世万代，一旦成分定了，就不可能有出头之日，为了祖先的富裕，就永远失去了享受富裕的权利，因为祖先是个穷鬼，就可以颐指气使地对待他人。这种荒唐注定走不了多远，人只能疯狂一时，不能疯狂一世。那些穷鬼变得富裕，他们当然要想办法把这种富裕合法化，如果还不改政策，那被监督、压迫的人就会有意见，于是，新一轮“吃大户”开始了。历史怎么就这样荒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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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分带来的恐惧充斥着莫言的童年。小时候，莫言因为听了那么多鬼故事所以怕鬼，母亲说，最可怕的是人。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他没有一种对于话语的人文自觉，听话只听表面，不会去往深层考虑，所以这一句“最可怕的是人”，被莫言解读为鬼也怕人。
其实“文革”时期，就是鬼也怕人，“牛鬼蛇神”们，有哪个不怕人？并不因为人本身可怕，而是在阶级斗争中，人人丧失了理智和良知，死亡开始变成得普遍，唯一不普通的是死亡的方式。很多人饱受虐待死去了，或者不堪虐待自经了，或者本来就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随着亲人一起逝去。这些死亡的合法性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狂热的政治。人，这时候不是鬼，而是魔鬼的头子撒旦，生存或是社会认同，都变得荒诞而离奇。
莫言说，即使在“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后，他遇到当时的人，回到当时的地，还会忍不住难受——
“我每次回到家乡，见到当年那些横行霸道过的人，尽管他们对我已经是满脸谄笑，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心中充满恐惧。当我路过当年那几间曾经拷打过人的房屋时，尽管那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倒塌，但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
因为恐惧，那时候每个家庭都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公开说，一套是家里说，这种现象持续了几十年，恐怕至今还在。“文革”期间，更是把这“两套话语体系”发挥到了极致，一套是公开的套话，“豪言壮语、革命的话、比赛的话、吹捧的话”；一套是真正的人话，“家庭里悄悄讲的”。这两种话语代表了两种道德观念，徘徊在理智边缘。莫言说：
人们在公开场合说的是冠冕堂皇的假话，明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却要歌颂美好幸福的生活，明明对某些人满怀感激，还要当众骂他们猪狗不如，明明对某些人恨之入骨却要对她们感恩戴德，只有到了家里，面对着自己的亲人，人们才开始说一些与事物真实面貌相符的真话。
这种风气只会让真话受到压抑，让假话受到颂扬，社会上没了真话，人们也习惯不听真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丧失了说真话的能力，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更是把假话当成报告来说，那文学也自然是虚假的文学了。莫言作为一个孩子，最直观的感受是两种话不一样，会辨别究竟哪一种是对的，聪明的他当然知道家里说的是真的，而外边的是自保的适应社会的言不由衷。可小莫言就是不放弃说真话，所以常常因此惹祸。母亲对多话的莫言忧心忡忡，莫言用这个笔名，除了把“谟”字拆开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话多，惹祸也多，就用这个笔名来提醒自己。莫言后来很少说话，因为他用笔说话，笔一拿起来，就滔滔不绝，或者说，作家对于莫言来说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冲破两种话语体系的牢笼，用小说公开说真话。莫言笑称，自己少年时期省下的话，都在后来的写作中得到了变本加厉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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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恐惧有多深刻，这身份就有多尴尬。父亲一辈子谨言慎行，多半是这个原因，莫言的谦虚谨慎也多半是这个原因。莫言出身不好，小时候还话多，话多就容易生事端，所以没少被家人训斥。莫言还调皮，馋、懒、丑，所以受人欺负，孩子调皮绝不是坏，而是他多动的天性，往往因为多动闯祸。在“成分”那里，莫言这就叫做“坏”了。好事找不上他，村里发生了什么坏事就会找上他。
小时候，这个孩童仿佛被所有人孤立，所有人眼里，他都是个坏蛋。村里失火，他给邻居说起火了，邻居出门看的时候，猫把肉叼走了，邻居就说，是不是你让猫把肉叼给你了？他进大队部叫父亲吃饭，无意中听到干部审坏分子，结果被干部逮到，认为他是探子；邻居家死了小鸡，他恰好路过，就被邻居认为是凶手；弟弟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腿，一口咬定是他推的，婶婶拉着他去母亲那里，连母亲也生气地一起打骂他。
不仅仅是莫言，整个家庭无论发生什么好事，都会被人问这样几个问题，地主富农怎么能当兵呢？提干呢？上大学呢？当作家呢？关于这样的故事，莫言并不陌生。当年，哥哥管谟贤要当兵的时候，就被人撤换下来过，管谟贤考上华东师范大学，村里就有人酸溜溜了。后来，华东师大就发来函调，有可能是入党，村里一个革委会主任就把莫言叔叔岳父家的情况给填上了，因为他叔叔岳父家的成分是富农。可见此人居心之毒，这样拐着弯的亲戚，都能拐着弯写上。幸亏这件事被莫言父亲发现了，及时找来村里的话事人，这人有良心，就骂那副主任，说人家叔叔的社会关系你填什么？那副主任就红着脸装糊涂。据莫言叙述，其实村里这种事情很多，比如人家孩子被选上当兵了，部队来人家访，一些小人就会说这家有历史问题，或麻风病人是这家的近邻；又如找媳妇，自己看上订了亲的姑娘，就跑到人家姑娘家，说定亲男方的坏话，硬硬地给人家“戳茬”——拆散婚事。
当莫言成为一个强者，摆脱了乡村，还是有人翻着“红眼”拿“成分”说事。莫言当兵的时候，接到过来自家乡人的告状信，大意是这家是“富裕中农”，这家人和地主、逃到台湾的叛徒有亲戚关系，幸亏莫言的指导员也是“富裕中农”成分，深有体会，没给报到团里，否则，莫言恐怕不是今天的莫言。不服气的乡亲们纷纷表示，莫言什么了不起，字都认不全，胡编乱造，谁不会？莫言小时候上课还尿裤子，被老师罚站呢？阶级斗争改变了很多人，这多少有些光怪陆离却又日渐深刻。战火、土地改革、还乡团、“文革”、仇恨教育、政治运动，人与人之间莫名其妙就有了仇恨，即使是亲人之间，也莫名其妙相互指责。就拿“文革”说吧，多少夫妻跟“有历史错误”的另一半离婚了？多少孩子不认父母，与“有问题”的父母断绝关系？人与人之间是敌对的，自然就没法结束这种告密和发坏。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成分不作数了，才真的到了“你们应该没有问题了，再有人写信、告状，也没有问题。”
莫言做为一个“富裕中农”的子女，竟然提了干、上了大学、成了作家，这给贫下中农带来的失落感空前巨大。这失落感并不仅仅针对莫言个人而言，整个80年代中期都有这种情况。当时，阶级斗争已经没有了，也给地主、富农摘了帽子。过去大年初一，“地富反坏”都要扫大街，而现在，摘了帽的“四类分子”在大年初一也会换上新衣服去听戏，贫下中农心里不满意了，认为坏蛋怎么配和我们一起看戏呢，也有人写信往上告，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时代不同了，告状已经没有人理睬了。贫农的内心的自豪感转变为失落感，很多地主的孙子可以当兵、提干、上大学，他们心里自然酸溜溜的，过去整过人家的，现在见了面也尴尬，除了羡慕，也会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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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两户老贫农，人民公社时期，吃大锅饭，他们非常神气。因为成分好，分到的食物最多，干最轻松的活，拿最高的工分，在大灾之年，村里发救济粮，每次都先发给他们，要是最后不够了，地主富农的死活就没有人管了。但时代过了，就尽显荒唐，因为大家都是靠双手和智慧吃饭的，他们在过去的年代里已经变得嘴馋手懒，也就重新成了村子里最贫穷的人，但这个时候，穷是最没面子的事情，其实，他们的祖辈也有因为馋懒才变成贫农的。“文革”中恶声恶气，见了莫言就要打的人现在反而点头哈腰，足见时代的荒唐。
亲戚之间，因为“成分”不作数带来的失落，因为小时候太多熟悉而带来的心里落差，会在时间的某个角落展现出来。有一次莫言家建房子，堂兄弟们都来帮忙，吃饭时候，几杯酒下肚，就有人酒后吐真言了。四叔的三儿子，红着脸，气愤地说：
“三哥，你有什么了不起？你那脑子一般化，空心不大。……你脑子里的空心并不比我们打，你无非是运气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