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四老爷看着蝗虫出土，就像是看着一代代后人的相继成长，其内心蒸腾起来的心痛与震惊恰好说明了种族退化带来的不可接受。《食草家族》里的几篇小说被作者赋予了梦境排序，仿佛在为自己呓语般的叙述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第一梦是《红蝗》，第二梦则是《玫瑰玫瑰扑鼻香》。这个玫瑰的梦境直指“食草家族”的祖先，这个祖先甚至幻化成了一匹红马，马是否象征着“恋母情节”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一连串语言卖弄的夹缝中，红马和小老舅母亲玫瑰同样面临不可知的苦难与未来。故事看来颇为费神，主干却也简单。玫瑰是远渡过来的女人，“食草家族”吃青草、指上长蹼，这个“食草家族”的女人在被给支队长养马的黄胡子发现之前就已经身怀六甲，小老舅随后出生了。玫瑰不久就被支队长买走，随后支队长在赛马比赛中输给了同样是河对岸过来的高司令，即使玫瑰已经怀了支队长的孩子——“我”，还是被高司令强行带走了。即便是扑鼻香，即便在叙述上已经把《红蝗》中的“丑恶”宣泄有所收敛，但这个家族的祖先是美的，只是遭遇的人是恶的。
玫瑰无疑是个美丽的女性，这在“我”呓语般的叙述中，和小老舅故事的讲述中都有体现，可是玫瑰遭遇的黄胡子却不是善茬，遭遇的支队长也并非绝对的善类。黄胡子在小说中首先是玫瑰的占有者，并且养育了她的孩子——小老舅，然而，这种养育并没有心甘情愿，他会打骂这个孩子，以至于让这个孩子都怀疑自己的亲生父亲并不是黄胡子。在红马的喂养上，他用折磨来发泄对于支队长的不满，支队长给他钱物，他的态度才好转一些，把红马渐渐养肥。因为和玫瑰私会，支队长打了他，他在支队长赛马的前夜对马做了手脚，让支队长输了比赛。即便小老舅一再重复黄胡子长相凶恶，但是这个并不坏的人还是作恶了。
支队长在小老舅看来是个“俏丽的男人”，“活活就是个女扮男装的小媳妇”，在训斥黄胡子之后甚至面带愧色，但他却视玫瑰为赌注，在对待女人上，他没有用真心，他眼睁睁看着高司令把玫瑰带走。玫瑰走后，发现黄胡子做了手脚的他跟黄胡子扭打起来，最后死在黄胡子的手上。至于玫瑰，远走了，她去的地方也许就是她来的地方，只是她哭喊着离开，看起来痛苦异常。这也许就是“食草家族”后代衰亡的原因，他们和外来者结亲，把原本的对于传统根源留存的东西一点点和外来血缘混杂，血统在不纯净的同时，家族的后代自然一代不如一代。
随后的《生蹼的祖先们》、《复仇记》、《二姑随后就到》和《马驹横穿沼泽》同样在加强种族的退化感。祖先与大自然是莫言思考的问题，只是在一次次小说实验中，“食草家族”显然太过晦涩。《生蹼的祖先们》中“我”有个残忍的儿子，而家族中爷爷的去世迎来族中人的奔丧，小老舅渡河而来，带来半斤一支重的玫瑰，姑奶奶来的时候带来她的“二八年华’和对“我”的水中折磨。生蹼作为一种返祖现象，是原始的、野性的、没有发育完全的胚胎的象征，皮团长残酷地屠杀阉割族中人，是想尽快走向一种拯救，生蹼的子孙一旦落地，接连预示的就是巨大的灾难。
莫言还讨论原初，所以说，因为阮书记强奸了母亲，父亲被枪毙，大毛、二毛要予以复仇，与其说是向具体的人复仇，不如说预示着自然通过“生蹼”的返祖现象向人类的复仇。二姑有着叫做“天、地”的两个孩子，马驹则是被“食草家族’认为的祖先，如此看来又是一场轮回。
《红高粱家族》与《食草家族》都去考虑“种的退化”，去思考为何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原始的野性的种族性会渐渐退化，在这个悖论当中，莫言的迷惑也就是人类普遍的迷惑。只是，“红高粱”在莫言那里认为是图腾，“红马驹”在莫言那里被认为是食草家族的祖先，背叛造就了蹼趾，背叛也让“红马驹”一去不复返，背叛还让“红高粱”渐渐消失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
如今，去高密寻访“红高粱”的人往往会失望而归，近来又有传闻说高密打算重建一片万亩高粱地，宣称要弘扬“红高粱文化”，政府官员主张修缮莫言旧屋，甚至跟莫言的父亲开玩笑说，你儿子不是你儿子，你屋子也不是你屋子了。恐怕在莫言的担忧里，“两个家族”般的退化至今还未结束。
（二）六个长篇
《天堂蒜薹之歌》之愤怒者
《天堂蒜薹之歌》最早发表于1988年《十月》的第1期，差不多同时，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了《愤怒的蒜薹》作为《天堂蒜共之歌》的修订本，再后来南海出版公司、北岳文艺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等都有再版。这本小说还是莫言第二本被翻译到美国去的作品，除此之外，法文、日文、瑞典文、希伯来文等等皆有版本，可以说，这是莫言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在国际上的也颇具影响力。我想，国外读者也试图在这本书里读懂真正的中国。这也符合莫言在和奥兹对话时，奥兹说过的一句话：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旅行的最好方式不是买一张国际旅行机票，而是买一本书。因为你买一张机票到另一个国家旅行，看到了那个国家的纪念碑，博物馆，与那里的人们相遇；如果你买了一本书，那么等于邀请你走进一个家庭，看到这个家庭的客厅、厨房和卧室等很多细节。”奥兹还说，莫言与他的共同之处是“把死者请到家中，来理解他们。”
于是，农民的破败的家庭，含冤死去的四叔，就是愤怒的《天堂蒜薹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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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说对莫言来说就是愤怒的集体展现，莫言说，“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饥饿之书，也是一部愤怒之书”。愤怒之一，当然是中国农民当时的生存现状。蒜薹事件是个真实的事件。
1987年，位于鲁南的山东省苍山县由于干部们中饱私囊、趁火打劫、玩忽职守、不负责任，使得蒜农们种的约一亿斤蒜薹卖不出去，只能烂掉，损失惨重。蒜薹丰收，外地蒜商纷纷来采购，可是县政府各个部门都利用手中的权利捞好处，设置了层层关卡，苛捐杂税繁多，收费混乱，每个部门都想多捞点好为自己单位的职工发奖金，吓得外地蒜商只能掉头逃跑。于是，愤怒的蒜农将大量的蒜薹堆在县政府的大院里，要求政府赔偿他们的损失，政府官员吓得不敢露面，被激怒的农民砸了县长办公室，放火烧了县政府办公大楼，由此震惊全国，县里的主要领导被撤职后调往他地，蒜农中的主要闹事者则被逮捕。这次事件被《大众日报》发了几个大版的文章，无非是各打五十大板，领导有错，蒜农也不该冲动违法。《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就是大篇幅的媒体报道，我以为是莫言根据真实报道，加上自己的观点改编的，莫言也说当时想为农民说话，实际上就是为自己说话。
小说共二十章，每一章前面都有一段瞎子张扣的说唱。莫言说自己写作《天堂蒜薹之歌》的时候“他们沙哑苍凉的歌唱声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莫言搬出了他心中的“真正的艺术家”，被论者认为是创新，瞎子张扣被认为是一个民间的讲述角度，区别于文章中报纸的官方报道，小说作者的叙述角度。莫言在写作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因为他用了35天左右就已经写好，并很快发表了。只是瞎子张扣真的有其人，张扣也叫张继成，是高密市曲艺宣传队队长，山东快书大师杨立德的徒弟，说一口好快书，也说一口好西河大鼓，曾带着一帮盲人下乡表演，活跃于60至80年代的高密东北乡。
莫言用了真实的人物，小说中的张扣死掉了，不但嘴巴里一坨烂泥，身边还躺着一只没有头的死猫。这似乎又为《檀香刑》的猫腔找到了一点呼应，重点是，把人家写死了，人家多半不乐意了。对此，莫言说过：
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反复在想，为何莫言潜意识里会有这样一个诉说者呢？因为民间自然形成的文学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实，一个时代会因为政权的压迫让所有的书本都说了假话，而坊间流传没有必要为了政权说谎，它在这个层面更加真实，也体现了普遍的、民间的、大众的是非善恶，更是一种公允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
关于天堂，小说显然有更多的理解。也许经历过解放、“土改”、公社化、以及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农民的确获得了更多的实惠，跟过去相比，眼看就过上了天堂般的日子，但这种天堂却是有等级的，导致好日子陷入另一种地狱当中。但丁的地狱有九层，现实的地狱有两层，就是所谓的官与民。中国社会历来少民主，以至于大家都习惯了不民主，习惯了皇粮国税就是天经地义，从来不想合理与否。于是，天堂县的人们在小说正文部分过得浑浑噩噩，而张扣的回前歌谣却明白得很，小说开始，人们对于蒜薹丰收的期许就像是上天堂，四叔的死亡是地狱的开始，蒜农砸了县政府之后，天堂才真的变成了地狱。地狱中的人是坏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地狱都是为坏人准备的；天堂中的人是好的，无论过去现在，天堂都是为好人准备的，可是，天堂县里的人缘何从好人变成了打砸的坏人呢？蒜薹收购就是那连接地狱的奈何桥。小说中，莫言让青年军官用法庭辩护引出了答案，他说：
“我父亲参与了打砸县政府，打碎了一台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焚烧了政府文件，并打伤了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构成了犯罪。作为儿子，我很痛心。我并不想为我父亲开脱罪责。我感到很不理解的是：被告人郑常年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担架队，跟随解放军一直打到江西，荣立过一大功两小功。这样一个人，怎么竟变成一个罪犯呢？他对共产党的感情是深厚的，为什么为了几把蒜薹就去砸抢共产党的县政府呢？”父亲回答：“共产党变了！现在的共产党跟过去的共产党不一样啦！”
小说中，听政府话的高羊，狱中的女医生对他好一点，他感到“飘飘欲仙、忧悒又优美的幸福感”甚至“鼻子酸溜溜的，很想哭泣”；内心善良，点了把火就认为给老头子报了仇的四婶；深知儿子不孝，勤劳的四叔；勇敢正义，追求爱情的高马……性格迥异的人怀揣着不同的记忆最后殊途同归，因为他们都是“被负责者”。或者，今天的农村还有这种“被负责”制，就是政策管用，农民有义务喂饱领导干部的钱袋子；政策失败，农民要为自己饥饿的钱袋子负责，好处是领导的，责任是大众的。
在中国，乡村广大，加上山高路远，于是各地政府就有各地的潜规则，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反正山高皇帝远，一个个乡镇的领导们在各自的山头上，一家独大，对自己的山头予取予求，偏偏人是最难枯竭的资源，人很能忍受，所以官员们就可以毫不吝惜。百姓种蒜薹不易，官员说会扩大收购，然而在收购过程中却设立了重重关卡，交通管理费、工商交易税，环境保护站、卫生检查站……税费混乱，经历过一重重税费之后，换来的却是暂停收购，这看来不可思议，却真实彻骨，这就是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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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之二，是四叔家庭的里的不孝子孙。四叔在小说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小说结尾，女儿金菊因为丈夫和家人的被捕而绝望自杀，随后四婶因为两个儿子不孝和不仁不义自杀，高马因为金菊的尸首都被自家兄弟卖给他人结阴亲而自杀。四叔的三个孩子，各有各的不孝。女儿金菊看来是最听话的，因为小说开始，父亲就决定用她给瘸腿哥哥换个媳妇儿，但对爱情的追求让她忤逆了父亲，她爱高马，不想嫁给“半老头子气管炎”，私奔之后，怀了高马的孩子，父亲才无奈让高马拿出一万元来娶金菊。除此之外，金菊是孝顺的，父亲死了，她帮着料理丧事，对哥哥的贪婪很是鄙夷；娘进了监狱，她拿着西瓜去看，对母亲的惨状心痛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