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草家族》是由《红蝗》、《玫瑰玫瑰扑鼻香》、《生蹼的祖先》、《复仇记》、《二姑随后就到》、《马驹横穿沼泽》六个中短篇组成的，其中《红蝗》、《生蹼的祖先》是中篇小说，《红蝗》发表在1987年第3期的《收获》上，《生蹼的祖先》发表在1988年10月《长河》的创刊号上；而《玫瑰玫瑰扑鼻香》、《复仇记》、《二姑随后就到》、《马驹横穿沼泽》是短篇小说，《玫瑰玫瑰扑鼻香》发表在1988年第1期的《钟山》上，《复仇记》和《马驹横穿沼泽》发表在1988年第11期的《青年文学》上，《二姑随后就到》则发表在1993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上。同样是对于作品顺序做了微调，组成了长篇小说《食草家族》。
这个家族因为凌乱，所制造的阅读障碍比《红高粱家族》还要巨大，所以小说陷入了一片批评声中。很多人指责莫言在奇幻的叙述中渐行渐远，已经失去了传统小说般的可读逻辑，莫言在《食草家族》的卷首说：
“这本书是我于1987年——1989年陆续完成的。书中表达了渴望通过吃草净化灵魂的强烈愿望，表达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表达了我对蹼膜的恐惧，表达了我对性爱与暴力的看法，表达了我对传说与神话的理解，当然也表达了我的爱与恨，当然也袒露了我的灵魂，丑的和美德，光明的和阴晦的，浮在水面的冰和潜在水下的冰，梦境与现实。”
或者，表达的欲望多了，难免要用凌乱找一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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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家族》是莫言选择“红高粱”作为一个载体来叙述他的故事，抗日与爱情，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还有一个内核，就是“红高粱性灵”。莫言在《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中谈到：
“我小时候，气候和现在不同，经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泛滥，种矮秆儿庄稼会淹死，只能种高粱，因为高粱的秆儿很高。那时人口稀少，土地宽广，每到秋天，一出村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高粱地。在‘我爷爷’和‘我奶奶’那个时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许多高粱秆儿冬天也不收割，为绿林好汉们提供了屏障。”
这样看来，“我爷爷”、“我奶奶”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不羁的野性正是杆高的高粱所预示的。高粱是唯一可以存活的，在这之前，人们多半尝试种植过各种作物，因为小麦、稻米这些矮作物在稍微有点农业经验的人看来都是多产、口味好又利于销售的，所以高粱就因为直挺挺易于存活的个性受人欢迎。再者，就是高粱的成群结队与粗壮有力的精神。
我奶奶还待字闺中的时候，就犹如一片“娇嫩的矮庄稼”。她其实尝试过以“矮庄稼”的方式生存，直到生存不得。文章是这样写奶奶被财主单家看重的，说那年清明节，奶奶在秋千旁展开了她的青春气息，正好被路过的单廷秀看见，于是决定许给儿子做媳妇。文章写到：
那天，我奶奶在秋千架旁与一些尖足长辫的大闺女耍笑游戏，那天是清明节，桃红柳绿，细雨霏霏，人面桃花，女儿解放。奶奶那年身高一米六零，体重六十公斤，上穿碎花洋布褂子，下穿绿色缎裤，脚脖子上扎着深红色的绸带子。由于下小雨，奶奶穿了一双用桐油浸泡过十几遍的绣花油鞋，一走克郎克郎地响。奶奶脑后垂着一根油光光的大辫子，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银锁——我外曾祖父是个打造银器的小匠人。外曾祖母是个破落地主的女儿，知道小脚对于女人的重要意义。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缠脚，日日加紧。一根裹脚布，长一丈余，外曾祖母用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真惨！
可见此时的“我奶奶”全凭父母做主，自己并没有多少野性的反抗。她脖子上带着父亲给的禁锢，她的脚是母亲层层加紧的束缚。这样的她还不自知，只是满目憧憬婚后的生活，十六岁的少女，所思所想都是少女的隐秘，即便是偶尔听到他人议论自己的丈夫是个麻风病人，依然对父母心存祈愿，认为父母不会如此狠心，仅仅为了金钱，就把自己嫁给一个麻风病人。残酷的现实由不得她不信，在她出嫁那天，路过高粱地，她开始趋向于高粱的性灵。
刚刚上轿子的“我奶奶”还心存侥幸，她说：
“老天爷，保佑我吧。”
这跟中国农民的思维一样，在遭遇不可解的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求救于上苍。可是在轿夫们恼人的颠轿和谈论单家少爷的麻风病中，奶奶相信了，随之哭泣了，这一哭就引起了一个轿夫的怜爱，这个轿夫就是日后的“我爷爷”——余占鳌。随后，高粱地里的劫道歹人成就了我奶奶的勇敢，她哭泣是因为命运，她不怕歹人也因为命运，既然已经足够悲惨，还有什么值得害怕？她这棵“矮庄稼”把所有能尝试的生存方式都尝试了，最后不得不向高粱靠拢。于是，拿着剪刀反抗麻风病丈夫，不让他挨身，回门的时候和余占鳌偷情，对父母的冷漠开始冷眼相待，都是成长。
当余占鳌杀死了单家父子，自然是两个产生爱情的年轻人双宿双飞的好时候，可是，“我奶奶”偏偏不理余占鳌，反而一心一意地笼络住了单家烧锅酒的生意。这种独立的生存意识，正是高粱的性灵，也正是高直的杆儿所具有的坚韧和倔强。爱情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已经把一个女性的蜕变过程讲述清楚，倘没有日本人入侵，这就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坚强的女人故事，日本人令人发指的侵略，让莫言把高粱成群结队的性格高扬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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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在国人心中很难。因为几朝几代过去，中国人早已习惯了隐忍，但凡有条活路，绝对安于现状，满足于现世的安稳。莫言没有战争经历，所以在经历过战争的人面临“写不动”的缺憾时，他认为：
“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
正因为如此，他需要一个独特的视角，所以“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全知视角，又是带有回忆性质的他人叙述，便将未曾亲历带来的荒唐感隐藏起来，可以大胆去理解和体谅未曾亲历的错误，因为本就是上一辈讲述的事情，又何必较真？
“红高粱性灵”在共同抵御外来入侵的时候就是“民族精神”了。民族精神的核心之一就是凝聚力，一个人称不上民族，几个人也称不上，大家伙的心凑在了一起，愿意为同仁去报仇雪恨，愿意把生命交给他人，这才是民族性。关于激发民族性，莫言用了残酷的场面——活剥人皮，《红高粱家族》一直受到好评，获了奖更有说服力，拍成电影征服了外国人，多多少少有些许扬眉吐气，也成就了巩俐，多多少少让这个山东姑娘一边感谢家乡，一边开始自己的国际之旅。我以为，《红高粱家族》好就好在把血腥放在一种激发民族性的高度，绝不是哗众取宠。
可是小说在激发民族性上并没有让人物都活着，而是让女性死去，男性留存。我以为女性的死去在战争中更显残酷，因为她们并不是直接的反抗者，甚至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会跪地求饶。奶奶被日本人打死，二奶奶被日本人强奸致死，小姑姑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死……而“我爷爷”、“我爸爸”、“我”活得好好的。男性的活旨在保留民族的种姓，女性的死旨在叹惋命运的悲剧和彰显外来者的残忍。
在谈到《红高粱》的原型时，莫言说：
“《红高粱》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所住的村庄的邻村。当时日本鬼子为了报复某个村庄的村民对他们的攻击，准备对这个村庄进行报复。在路上，因为一个人指错了方向，使得另一个村庄的一百多个百姓惨遭杀害。”
无疑，故乡事在小说中已经被敷衍的支离破碎，甚至看不出原有的味道，那些拼凑的记忆联合起来的画卷，让莫言完成了一次对于故乡的逆袭，然而，他并没有恶意，只是想把那段苍白的历史展现得更加鲜活，或者把曾经的血腥诉说出来，又不至于让人不忍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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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草家族》其实是对《红高粱家族》“种”的退化的一种延续，也就是把“一代不如一代”放大，来思考“民族根”的丧失。《红高粱家族》里，“我爷爷”
是个丝毫不畏惧死亡的传奇大英雄，“我父亲”则失去了半个卵子，仍然充满血性，而“我”则是在城市中傻傻煎熬的凡人，野性在城市化的时间中丧失，种族精神被迫退化了，“红高粱性灵”逐渐衰弱。《食草家族》则更加直面种族的被迫退化。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夸大了“丑”，甚至被论者称为没有节制。贺绍俊、潘凯雄在1988年的评论文章《毫无节制的<红蝗>》中批判了莫言对丑恶书写的无节制，说莫言的发泄感无疑让作品难读：
“表现丑同表现美一样，同样需要一种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也同样需要依循一些最起码、最基本的艺术规范，并非摆脱了美的拘谨约束，进人丑的王国，就可以漫不经心，随意敷衍。”
文章在表现丑恶上的失当，被论者叙述为完全失去了对于写作的严肃态度，文章去夸张、去敷衍、去堆砌，丑变得不自然，是做作出来的恶心，甚至认为这种无节制模糊了甚至伤害了原本的宏大主题。我想，如果从“爱之深，责之切”的角度去看待莫言的“审丑”，就会对《食草家族》中的丑恶给与宽容，或许，越是无节制地堆砌丑恶，矫揉造作，越是因为实在心痛。
《红蝗》作为《食草家族》的开篇其实是给《食草家族》定下了一个基调，因为从头到尾，小说都在试图讨论差异。五十年前的蝗灾和今天的“我”在报纸上看到蝗灾的预警，五十年前的偷情和这个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偷情，都成为一种关于“种的退化”对比。五十年前的蝗虫和家族一样有着对于草的喜爱，家族里人人咀嚼茅草来净化口中的异味，偏偏就四老妈不吃这一套，她顽强地抵抗，换来的是被休弃。这里有着一种特殊的意味存在，抵抗类似蝗虫，都不受欢迎，而蝗虫偏偏在这种抵抗失败的时候成灾来袭，反倒成就了四老妈的硬气。
四老妈的死在小说中成为一种抵抗的胜利，四老妈保住了她心中的高粱性灵，因为“食草家族”的人们并没有像高粱一样集体抱窝去彰显气节，而是像蝗虫一样泛滥成灾将原本的种族传统噬尽。五十年前的退化还不是最沉痛的，仅仅是冰山一角。五十年后，当我感觉蝗虫啃噬的威力大不如前的时候，才真的到了退化的深度。因为“食草家族”连蝗虫般的威力也不存在，五十年前因为蝗灾争吃人尸的饥荒都不复存在，蝗虫的预警显得微不足道。
偷情也流于世俗。五十年前，四老爷和四老妈分别有着相好，四老爷用计谋揭穿了四老妈和锔锅匠李大元偷情的事实，而后把四老妈休回了家，这直接导致了四老妈的死亡。五十年后，城市里偷情的人更加毫无节制，并且丝毫没有彼此拆穿的意思，就这样干耗着，戏谑着，这样的道貌岸然背后是人与人之间欲望的横流，只关于欲望无关乎情感，人与人的凉薄成了城市情感的主题。然而，凉薄的人偷情却不耿直，他们始终惧怕，不去担当。
四老妈和李大元则更为耿直和野性，他们偷情也忠于这份感情，当李大元拿着双枪去抢回四老妈的时候，在士兵的乱枪中，四老妈腰杆直直地坐在毛驴上，仿佛没有惧怕。她死了，李大元也跟着殉情。五十年后，城市里的车祸将那个黑衣女人带走，显然没有毛驴上的四老妈充满野性的风韵，而偷情的男人在被发现的时候则跪地哀求：
“是她……这个婊子勾引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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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蝗虫”来铺排这种退化，也颇具心思。蝗虫这种粉嫩的小东西对于高粱情有独钟，这就是为何在大旱之年，必有大灾。因为生命力顽强的高粱会被这小虫子啃噬殆尽，人们就真的没有食物。电影《一九四二》的一张海报直接是一只被替换了人头的蝗虫，这在谈论人性恶的层面倒是可以联系莫言的《食草家族》看看，他们很有默契地异曲同工。蝗灾或者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人性的消弭，人一旦像蝗虫一样将传统留存的“红高粱性灵”啃食干净，剩下的灵魂就是退化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