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全面的“土改”使得命运的偶然加剧，勤劳致富并不一定会带来安稳踏实，五毒俱全，遭家败业也不见得就贫穷到底，多少有点《活着》中福贵的影子。诚然，当只拿财产这一条标准来衡量身份，已经让很多作家看到其中的荒唐，中国传统的对于勤劳褒奖已经行不通，所以就带来一种格外的沉默。这大概也是蓝脸和莫言爷爷为何选择单干的原因，因为他们有着超于普通农民的致富法宝，就是更加聪明勤劳，他们不想自己成为他人懒惰的理由，也不想有个让自己懒惰的理由，所以宁愿自给自足，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一直是中国农民固有的想法，在一个大集体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颗高尚的心，这也是很多国有企业，很多厂长，很多小队长，为何凭空就比别人吃得好的原因，他本身也不是纯粹的，只是他的贫穷，或者难以琢磨的命运让他偶然成了头目，那漫长的岁月中，他会为这种不劳而获沾沾自喜，甚至理所应当。
右派
小时候，莫言放学后，要放羊或去给羊搂草，就往胶河农场后面的河堤上跑，看着那一片农场的瓦房发呆，心里说，长大了要当个“大右派”，因为右派实在太有本事了。莫言说他们认为：
“天下的难事，只要找到右派，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牛不吃草可以找右派；鸡不下蛋可以找右派；女人不生孩子也可以找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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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言的记忆中，有个右派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在农民夜校给农民讲课，写了一个“人”字，从甲骨文开始讲到了人民公社，历时三个晚上，还没讲完。真真是有大学问，父亲他们自然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大众日报》的总编辑，背着个粪筐子，在田野里遛个弯儿，转眼就在黑板上写黑板报，根本不用打草稿。以及山东省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他设计了一个二层小楼的仓库，画了图纸再一指挥就能建好，这粮仓盖的“远看像座庙，近看像草帽，出来进不去，进去找不到。”①红砖红瓦，但是是高密东北乡最高的建筑，独一份儿。
右派不能算是凄惨的，或者说在“文革”后的那些忆苦思甜的文章中，很多还是不写实的，右派在莫言的村子里就过得很好，平时一团和气，吹拉弹唱，还开运动会呢。有个拉二胡的右派，拉什么都能把人感动哭了。况且，那个时侯，村民们都羡慕右派，因为右派不干活照样有粮食吃。
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这文章主要是写右派的。右派们在这篇小说里像是水泊梁山下来的108个好汉，各有各得本领。莫言说要不是有这些右派在自己的小学里教文化，恐怕他这个五年级水平的孩子是写不了小说的，能人太多了，学的知识也就多了。
小说用运动会来展示右派们的风采，还安排了一个颇为奇特的结局。结局是警察来抓人，在长跑比赛中，这样的结尾无疑是最为巧妙的，就剩下三个人了，再向下写无非是谁得了第一，有什么奖励，再有个颁奖仪式，就落了俗套了，不如安排个抓人，抓人就抓人吧，抓几个？我们潜意识里当然只有一个是犯人，警察的意识里也只抓一个，可是到了最后，三个人却都主动说自己犯罪。莫言口里总说右派们都不简单，这一下就更不简单了。
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中的主角就是朱总人。莫言老师朱宗文是原型。小说介绍到：
朱总人是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代课教师。他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右派。搜检留在脑海里的三十多年前的印象，觉得当时的他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年人了。他梳着光溜溜的大背头，突出着一个葫芦般的大脑门；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眼镜腿上缠着胶布；脑门上没有横的皱纹，两腮上却有许多竖的皱纹；好像没有胡须，如果有，也是很稀少的几根；双耳位置比常人往上，不是贴着脑袋而是横着展开。人们说他是“两耳扇风，卖地祖宗”。他的出生年月不详。他也许还活着，也许早就死了。他活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曾经对我们说过，当我们突然发现他不见了时，他就到一个能将肉身喂老虎的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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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莫言村子三里，的确有一个国营农场——胶河农场，那里面有四百多个身怀绝技的右派，《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里记录了这些人，这比赛是在莫言小学举行的“五一节运动会”，莫言小时候就写过一篇作文，从此让老师赏识，多年后，又写了这样一篇小说，莫言说，他主要是想为朱宗文老师写点什么。小说中提到：
这些右派里，有省报的总编辑李镇，有省立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刘快刀，有省京剧团的名旦蒋桂英，有省话剧团的演员宋朝，有省民乐团的二胡演奏家徐清，有省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有省立大学的数学系教授、中文系教授，有省立农学院的畜牧系教授、育种系教授，有省体工大队的跳高运动员、跳远运动员、游泳运动员、短跑运动员、长跑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标枪运动员，有那个写了一部流氓小说的三角眼作家，有银行的高级会计师，还有各个大学的那些被划成右派的大学生。……
可见右派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文中还特别提到了唱戏的蒋桂英：
我们村的麻子大爷候七说，解放前，蒋桂英隔着玻璃窗跟一个大资本家亲了一个嘴，就挣了十根金条，如果不隔着一层玻璃、如果跟她通腿睡一个被窝……我的天，你们自己想想吧，那需要多少根金条！就是这个蒋桂英，竟然跟我姐姐一起在鸡场养鸡。……尽管蒋桂英嘴馋加“腰馋”，但人家那根嗓子的确是好，的确是亮，的确是甜，人家的确会“拿情”，人家的眼睛会说话，蒋桂英一曲唱罢，我们村那些老光棍小光棍，全部酥软瘫倒。尽管有的革命干部当众骂蒋桂英是大破鞋，但见了人家还是馋得流口水。
右派们刚刚来的时候，我们还因为这是一批“酒囊饭袋”有意见，但随后就看到了这批人的厉害：
省报总编辑李镇，负责办黑板报。场部的齐秘书办期黑板报，那谱摆得，大了去了！他要先写出草稿来，反复修改，然后拿着些大尺子小尺子，搬着凳子，端着粉笔，戴着套袖，来到黑板下，放下家什，摆好阵势，然后，前走走，后倒倒，有时手搭着眼罩，如同悟空望远，有时念念有词，好似唐僧诵经。折腾够了，他就开始往黑板上打格子，打好了格子才开始写字，写一个字恨不得擦三次，我们围着看看都不行，好象他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怕羞，又保密。可人家李镇撅着个粪筐子到田野里转一圈，回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就写，根本不用打草稿。那粉笔字写的，横是横竖是竖，撇是撇捺是捺。不但字写得板整，还会画呢。人家在那些字旁边，用彩色粉笔，画上些花花草草，那个俊，那个美，看得我们直咂嘴，怪不得划成右派呢。我爹说，你以为怎么的，没有点真本事能划右派？
还有个传奇的会计师——老富：
老富那时候就有五十多岁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大概有一百多岁了。据说这人解放前是胶济铁路的总会计师，解放后被吸收到银行工作，他本事太大，连共产党也不得不用。他能双手打算盘，双手点钞票，还能双手写梅花篆字，就像三国里徐庶的老娘一样，我爹说。那时我们十几个村子都归胶河农场领导，每到年终，各村的会计都要到场部来报账。场里让老富来把总。一个人像流水一样念数，十几把算盘打得就像爆豆一样，人人都想在老富面前显身手。我叔是村里的会计，他从小在药店当学徒，磨练出一手好算盘，在十几个村里小有名气。我看过我叔打算盘，那真叫好看，你根本看不到他的手指是怎么拨弄的，你只能听到啪啦啪啦地脆响。提起打算盘，让我叔服气的人还真不多，但我叔看了人家老富打算盘之后，一下子就变得谦虚谨慎了。我叔说，人家老富打算盘时，半闭着眼，一会儿挖鼻孔，一会儿抠耳朵，半天拨动一个珠，等我们劈哩啪啦打完时，人家早就把数报出了。有时候，我们十几个人的得数都跟他的得数不一样，他就说，你们错了。当然是我们错了。
还有“右派”运动员的一些精彩故事，比如标枪运动员马虎：
马虎一点都不马虎，他的标枪投得，只差一厘米就破了全国纪录。但我们认为，标枪比赛，光投得远还不行，还应该讲个准头。……如果讲准头，马虎是毫无疑问的全国冠军，弄不好连世界冠军也是他。……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老百姓不打野兔改善生活呢？没有枪，没有弓箭。场里领导也想吃肉，就让马虎带着几个搞体育的右派去抓兔子。马虎下放不忘本行，劳改还带着标枪。他把从省城带来的那杆标枪的尖儿用砂轮打磨了，尖锐无比，闪着白光。他举起标枪，朝着那些狂奔的兔子，连准也不瞄就投过去。标枪在高空中飞行，发出簌簌的声音，好像响尾蛇似的，飞到兔子头上，猛一低头就扎下去，几乎是百发百中，不是穿透兔子的头，就是砸断兔子的腰。一上午就穿了四十多只。当然，他有这样大的收获，也离不开那几个右派的帮助。那个短跑运动员张电和长跑运动员李铁，负责把兔子往马虎面前赶，他们两个起得作用，就像两条出色的猎狗，一条善于穷追不舍，一条长于短促出击。有一条因为拉稀体力不佳的兔子，跟张电赛跑，被张电一脚踢死了，你说他跑得有多快。那天，马虎张电他们，浑身挂满了兔子，就像得胜归来的将军似的，受到了全体右派、全场职工与干部的热烈欢迎。
右派朱老师在小说中跳高赢了、跑步赢了，打乒乓球、斗恶霸，简直无所不能。给莫言他们家阉猪的手艺人老董，也是个厉害的右派，一刀下去，酒精一擦，小猪就可以继续跑出去喝水了，那时候的乡村土兽医，有的把猪肠子都拉出来，倒一遍，才能找对地方阉割；还有就是有百米十秒七的体育陈老师，打起鸟来更是百发百中；再有农场里有着各种名贵牲畜，那里负责养殖的都是省农院畜牧系的老师和学生，老师是“右派”，学生也是“右派”。这些往事，比如那个老董，就写进了小说《牛》。
知青
知青和农人的想法不一样，农人看到下雨，就担心收成，怕吃不饱，而知青们则喜欢下雨天，因为不用上工了。他们平时就是一副开朗乐观的样子，绝对不是死气沉沉，他们穿着游泳衣下水游泳，总是带给我们新鲜的事物。《司令的女人》里，知青英俊漂亮，会拉手风琴、一口白牙，刮风就带着风镜，给乡村带来新鲜的词语，每隔上几天就会给贫下中农表演个节目。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负面新闻，比如“宋鬼子”就跟“茶壶盖子”好上了，“宋鬼子”偷乡亲们的鸡吃，被乡亲们为了留住鸡反倒推荐他进城做了工。村里的老人说：
“游击队拉驴，知青抓鸡，一代不如一代。”
老师
莫言在家乡只有小学教育，或者说他这一生的基础就是那从1960年秋到1966年读了不到六年的小学教育。莫言在大栏小学学习，当时学校用的是单家的大瓦房，就位于大栏胶河古石桥以东200米，河南岸，平安庄东西大街以北。地主家的瓦房自然很少见，北边是就见房屋，后墙河堤上时一户人家，一块菜园，西边有厢房7间，最南边靠着大街的地方被开辟为教师宿舍和3间教室，莫言就在的班级就紧靠大街。中间东侧的房子分给了社员，学校的围墙低矮破败，那时候周围八九个村的孩子都来这里上学。学校离莫言家很近，就在他家东边，中间只隔着一条南北胡同，在莫言家里，可以听到孩子的读书声，打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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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毛维杰的文章介绍：
学校校长是王金榜，老师有尚怡、孟贤惠、于锡惠、张作圣、王兆聪、朱宗文、王润之、张焕文，伙房师傅1人。别看学校是所乡村小学，但教师来自五湖四海，师资搭配合理，藏龙卧虎。
莫言在回来的回忆，学校有一段时间有胶河农场“右派们”的孩子，所以右派们就来当老师，虽然只是小学，水平却有高中那么高，这也是为何莫言能依靠小学文化走上创作之路的原因之一。
给莫言留下印象的第一个老师是孟贤惠②，长得清清爽爽的，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散发着一股好闻的肥皂味儿，是高密河崖镇陈家屋子人，与莫言妻子家同村。有一次活动课，全校师生在操场西南角听王校长讲话，老师跟着学生站在队伍后面，莫言个子小，站在第一排，莫言内急，但又不敢去，就别别扭扭，扭来扭去，后来忍不住说，校长我要上厕所，校长在讲话，当然不会理睬一个小屁孩，莫言就边跑边哭：
“我拉到裤子了……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了家。”
莫言觉得闯了大祸不敢回家，同学李忠领着他回去，自然被母亲一顿臭骂，骂完了，母亲说：
“你糟蹋了衣服不要紧，要紧的是给孟老师糟蹋了珍贵的教学拼音卡片，咱庄户人哪能赔得起！”
这件事让莫言感受到了一个女老师的温暖，十几年后，莫言从妻子那里知道，原来妻子叫孟老师姑姑，妻子还说姑姑夸过莫言，说他：
“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还特别讲究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