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我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蒙老师教授现代文学，他穿黑灰的衫子或中山服，蓬着头发，讲授最易进入境界，得意忘我，一笑，嘴挺大，词语和模样都很幽默。我总把他和刘建军老师比较，说刘像朱自清，他则是闻一多。
他那时写许多理论文章，论点有棱角，更常常鼓动我们写些稿件，但凡有新奇之处，便多表扬。他说文章不怕幼稚最怕平庸，我们许多同学的文章就是经他修改后拿去推荐给报刊发表的。我那时很自卑，写了篇小文章不敢著真名，化名吴胡然。他读了，问谁是吴胡然？我说是我。他就笑了，说：“你没胡然！”拿到校刊上发表了。
大学三年级，他领我们为出版社写一本书，很长时间里吃在一起，住在一起。那时他在校是两个老师住一个房间，师母带孩子从外县来也没地方住，甚至为此而怄过气，他也为此伤心落泪过。但一到指导我们写书，就重换了一个人，在定稿期，他胡子不刮，两眼充血，常常是两个蒸馍来一点咸菜算一顿饭。记得一次完成了得意的一章，他说：“走，老师请客！”我们深夜里上街吃了一次扯面。
他最不喜欢刻板的生活，常要作些很憨的动作和说许多趣话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如果不了解他的学问，谁也看不出他是教授。一次师母出差十多天，他说：“这下好了，把刷牙的瞎毛病改过来了！”他对自己从来不讲究，但却极认真地办理别人托他的事。我几次在学校碰见一些请教学问和办什么私事的人，在一旁的人就说，“你去找蒙老师！”蒙老师在中文系是最忙的人。
毕业之后，我练习创作，他已经是知名的文艺批评家。作协陕西分会在太白开会，会上大家对我的创作说了许多鼓励话。那一个晚上，他却叫我一块去散步，严肃地指出我创作中的许多不足，要我冷静头脑，扎实创作。我们随着一条窄窄的街道走过去又走过来。一直到深夜，那一夜他的胃不好，不停地打嗝儿。
他喜欢喝酒，甚至有些贪，为了他的身体，师母曾严厉限制过他，我们在一起，也劝他少喝。一次他到我家，我拿了酒敬他，炒几盘小菜，因为他喜欢吃辣，我的小女儿也喜欢吃辣，他们两个很快吃完了那盘辣豆腐，他说：“这孩子有个性，和我这个客人抢吃哩！”因为高兴，他喝得多了点，我和他到了学校偏巧遇到师母，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当时很尴尬，我也尴尬。师母说：“你老师有胃病，以后不要让他喝酒。”从此就和他在一起很少再敬他酒，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在酒桌上还提到他，说今后一定要多劝他少喝。
一个月前，我有事去找他，我们就蹲在校外的马路边上说话。他气色很不好。我说：“你近来身体不好吗？”他说：“是不好。”我说：“你要多保重才是。”他说：“我有个预感，可能随时就不行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劝他别这么思想，不要太劳累。他又谈了许多他主管的作家班的一些事，还谈了他的小女儿，甚至谈到家里的那只猫。
现在，蒙老师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做学生的一见面就提到他，眼里充满泪水，议论他博深的学识培育四面桃李而耗尽心血，人生难道这么残缺；议论他滚烫的心肠扶八方急难却常常忘却自己，尘世真是好人难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