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认识了。近三十年来，我们曾经生气过，也红过脸，但到了现在竟然脾性相近，审美相同，想来真是一种缘分和幸运。我们始于以文成友，成于以友论文，未沉沦为权利和酒肉之朋，这得益心向往之却不多走动，没有太随便（文人相处一随便就从此不谈文学了）。这种见天容易见君难的现象，一直维持着一个作家和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关系上，似乎天长地久下去了。忽一日我掉了一颗牙，正好有事给他拨电话，谈到年龄，他说你五十多了我也六十过了，我蓦然地才意识到我们一块都老了。
如果说贯穿新文学时期，我们都算是，一条河里摸着石头过来，回想了就有太多的感慨。我初学写作的时候，意气勃发，欢得像空地里的树苗子，见风是长。他天生来的评论家气质，典型的年轻时不见年轻，年老了不显年老的形象，黑个脸，老成严肃。他一直在关注着我，给我过很多鼓励，但更多是眼光在寻找我的短处，或愤然不满，或恨不成器，但他从没有讥笑和作贱过我。而我的好处是有辅导性，对他的批评虽脸上挂不住，有过尴尬，可总是当时不服背过身服，口上不服心里服，越挨批评越去请教，背了鼓寻槌，认作他水平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创作和评论是自行车的前后两个轮子，当路遥、忠实等我们这一茬作家起根发苗时，陕西文坛正活跃着一批评论家，李星就是其中的一员大将，他们为陕西的文学事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九十年代后，评论家的阵营里有的死去了，有的因种种原因写得少了或搁笔不写，而李星，依然在那里坚挺着，且视野更加宽阔，见解越发独到，超越了地域，声名远播，已成为国内大影响的评论家。他的思想绝不保守，但却又沉住气，这令我佩服至极。他广泛接触着文坛上的各层次各年龄段的作家，他当然给许多人说过好话，从说话的角度上、语气上你能看出他的善良，生怕挫伤了人家的积极性，而原则性的问题决不含糊，保持着一个批评家的道德底线。而对于已有成就的作家，他评论的标尺就相应的高，意见中肯又有深度，能击中要害，即便言辞尖锐，极富建设性。正因为这样，他赢得了众多作家的尊重。据我所知，在许多文化活动的会议上，但凡他发言，会场便一片肃静，大家却要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几十年来，我们见面都在文学活动场所，也去过他家几次，都是我写了什么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品了，拿了第二稿求他给看看，关了门让他“砸一砸”，砸过了回来再改，可以说，我许多作品，里边都有他的心血。
我和一些作家私下里谈过，同样是从乡下进城的人，同样居住在边远的西安，李星的思维为什么就那么开放，那么多的见解又是怎么形成的？每次见到他，他总是眼充红丝，给我们推荐有了什么好的书，文坛上新冒了一个什么作家，某某的近作又怎么样。他的不断的学习和阅读的广泛让我们这些写作者吃惊。当看到他日子过得很清苦，我们也曾发出感叹：评论家在中国文坛上是最难做也最穷的，如果下辈子托生，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做评论家。
李星是我见到的外表和内心最不统一的人。如果他在街上走，没人会认为他是个文人；如果了解他，他感情丰富，用心仔细，对作品的总体把握和敏感度，国内没几个人能出其右。北方男人一般是不做家务的，他那么忙的，竟能按时为儿女做饭，读书和写文章外最大的满足就是和儿女在一起。看着他臃臃肿肿地提着篮子在菜市上的样子，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平实、温暖、可以信赖的人。古书上说：“无狂放气，无迂腐气，无名士怪诞气，方放达者。有诵读声，有纺织声，有小儿啼哭声，才是人家。”李星就是这样。这样的人反倒成大气候。
2004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