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于明天要去杭州彩排，后天将正式举行第一场招待演出，所以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进行中。
首先要解决的是演出的服装问题。这次省劳改局下了决心花血本，男演员一律订购白衬衫、红领带、西裤、黑皮带、黑皮鞋；女演员一律穿定做的粉红色连衣裙。独唱演员和节目主持人的服装另外设计定做。
如今我们省劳改局艺术团有男女演员和小乐队队员共56人，其中女犯17人，少年犯13人，男演员17人，小乐队9人。
看来为了参加全国司法部的录像文艺赛，省劳改局是非常重视的，估计光是演员的服装费用至少几万元。
下午发皮鞋，皆大欢喜。我发到一双42码的，就得意地穿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周雪蛟女队长对我说：“汪爱源，有一位大合唱演员的皮鞋太小，你那双给他穿，反正你是演小品，穿你自己的皮鞋就行。”真是空欢喜一场。
我们的小品，马团长非常重视，今天下午特地亲自指导，并在台词上做了不少修改。
这几天排练最苦的是舞蹈组的女犯们了。浙江歌舞团的老师对她们要求非常严格，每个舞姿、手势，一招一式，反复排练，只见她们个个大汗淋漓，一天换三套衣服。张秀秀因领舞时经常要跪地，皮脱了一层又一层；陈雁雁多次跳得腿抽筋，倒在舞台上；许多女犯脚起血泡……然而她们没有退却。
男声独唱，都有女犯伴舞，局外人总以为既然同台演出，男女之间讲几句话是很平常的事。然而，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我们有严格规定，男犯与女犯间绝对不能讲话。
在如此严肃的环境下，连我们的“超短波”金光也只能摇头叹气，一筹莫展。他忿忿地对我说：“我看见张秀秀和孙思思最近眼睛都红肿了。”
“怎么回事？”我问。
“被内奸出卖了！”
“谁呢？”
“谁知道，真见他妈的鬼！张科长已找我训话，要我交代问题。交代个屁！我只与她们讲过一两句话，有什么大错误？”
（二）
上午，当7辆快乐的大囚车进入杭州市区时，着实惊动了市民。囚车的警笛声和一辆接一辆的大囚车鱼贯而驰，市民们睁大着一双双惊异的眼睛，连与囚车擦身而过的公交汽车、电车上的乘客也一个个伸出头来，向囚犯们投来惊异的目光。
是的，让人吃惊的是，这7辆快乐的囚车上，有的人向市民们挥着手，能唱的唱，能吹的吹，能拉的拉，小乐队更是大显身手，爵士鼓更使劲地击打着……
9：00左右，7辆囚车终于在浙江京剧团剧院前停下。当我们下车整队时，两旁挤满了好奇的市民们，他们是如此的友善，有人向我们挥手，更有人鼓掌欢迎。
由于正式彩排是下午1：30，于是不久我们又由专车送到天目山路24号“湖光饭店”。
菜，相当不错，鸡、鸭、鱼、牛肉片，还有不少我叫不出菜名的佳肴。
有趣的是当服务员每端上一盆菜，不到一分钟，就一扫而光，见到我们这批“饿狼”，连女服务员也开心地笑了。
当服务员端上大米饭时，我们桌上的菜早就像秋风扫落叶般，除一碗菜汤外，盆盆皆空也！
单处长笑着将干部桌上的两大盆鱼和炒肉丝端了过来，说：“你们好厉害呀！”
“单处长，别说这一桌菜，就是来双倍的，我们也可以一扫而光。”
女犯们到底文雅些，她们桌上的菜，几乎没有动呢，金光大声嚷嚷：
“这就是假正经嘛！”
（三）
虽说今天是非正式演出的彩排而已，但台下观众已爆满。
演出是非常成功的，观众反响强烈，他们不仅以最热烈的掌声表示鼓励，更有许多人向我们翘大拇指。
当我耍着拐杖走到台前做一个卓别林式的亮相时，观众“哗”地大笑，有一位前排的观众在高喊：“有两下子！”
这个亮相动作是导演何学初帮我设计的，果然舞台效果很好。当我演到小偷扒我钱包未成，而小偷自己的钱包反而“飞”入我手中时，台下一位观众又在高喊：“这个反串动作好！”这个“反串”的词，我还第一次听到，可能台下的那位观众是浙江京剧团演员，也许他用的是专业演员的“术语”，但它的含义我是理解的。这说明我们设计这个情节是成功的。
今天剧院里来了不少杭州犯人的家属。我们艺术团演员朱宝的老婆和孩子也来了，这孩子虽只8岁，但很活泼，嘴很甜：“老爷爷，你演得很滑稽，我都笑痛肚皮了！”
有一个镜头更感人——
当演出完毕，浙江京剧团有一位30岁左右的演员握着我的手说：“听说这个《引路》小品是你创作的？”
“是的，请提宝贵意见。”
“编得不错，很风趣、幽默。”
“我觉得下半段我没有写好。”
“配合政治嘛，也只能这样了！你是搞戏曲专业的吧？”
“不，完全业余，上大学时我学的是化工专业。”
……
由于队长催着上车，我们匆匆告别。
让我最开心的是下午演出后，碰到了《浙江新生报》的陈副总编和一版编辑伍晓龙。伍老师握着我的手说：“汪爱源，你演得蛮好，祝贺你！”他又说，“你们五监陈科长很关心你！”这个信息使我特别感动。
1991年5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