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星期日，正巧又是接见日。入监队的犯人特别高兴，有在大厅里打乒乓球、看电视的，有在操场上打篮球的，更有不少犯人眉开眼笑地从接见室带回亲人送来的物品，与大家分享。我真羡慕他们，而我入监近3个月了，却没有亲人来探监。
上午11时左右，突然队长高喊：“汪爱源接见。”
接见？谁来了？肯定是妻子来了，我兴冲冲地向接见室飞奔而去……
没想到，75岁的老母亲和8岁的小女儿姗姗来了。母亲瘦了，身子单薄，面容苍老，小姗姗却长高了不少。
“妈，你怎么来了！”只见母亲抖颤颤地从怀里掏出四包小香糕。母亲含着泪道：“爱源，实在没有钱，我只带来四包香糕……”
“妈，别这样说，你这么大年纪来看我已很不容易了。”我实在找不到可说的话。
四包香糕，只值4角钱，但这里有着最深沉的母爱啊，因为只有母亲知道我从小就最爱吃家乡的香糕。
母亲虽坎坷一生，但却是一个坚强、乐观的人。
她出身在嵊县长乐镇的大户人家，外公钱湘耕是一位著名的茶商，而我祖父汪正金是嵊县城关镇的首富，人称“汪半城”，解放前任商会会长，因而母亲与父亲联姻，可谓门当户对。母亲常回忆说：“出嫁时我才18岁，十里红妆，风光得很。婚后随你父亲经商，在上海与香港都开办过药材公司……”
然而时代的风云变幻，使我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50年代初上海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父亲被判刑10年，送内蒙古劳改。又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与哥哥汪中源相继亡故。俗话说，中年丧偶，晚年丧子，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然而性格坚强的母亲，终于挺了过来。
晚年她唯一的亲人就是我这个不争气的浪子了。
母亲曾在上海定居20多年，由于60年代初我被南京华东化工设计研究分院除名，并被遣送到阔别20年的故乡——嵊县，她为了照顾我也毅然离开上海返乡。
1969年母亲又随被下放到离城30公里的八郑大队的我当农民。她虽年逾花甲，照样天天出工。她一天挣的工分只值1角钱，但还是使劲地干。令人称奇的是她还学会养猪，每年能养出一头大肥猪来补贴家用。
1976年，家中多了一个孙女小姗姗时，我家正处于巨大的“经济危机”，不但姗姗吃的奶粉钱无从着落，家中连一日三餐的粮食也要借一餐吃一餐。当时母亲作出一个惊人之举，决定出嫁，以挽救全家。她说：“其实晚年嫁人，颜面扫地，但人总得活下去呀！”好在我的继父是位心地善良的知识分子，他对我说：“其实我与你母亲在小学时就是同学，年轻时我就暗恋着她，但那时你母亲是位大家闺秀，我岂能高攀……”继父对母亲很好，但不幸的是两老牵手不到两年，继父就仙逝而去。我母亲仰天长叹：“命运啊，命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家带了生活的转机，1978年我回城办起全县首家个体照相馆。经几年努力，我就小富起来，并雄心勃勃建造新楼房。从困顿进入小富，我又开始忘乎所以，渐渐地滑向堕落，终于在1983年的全国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流氓犯罪中，被捕入狱，判刑11年，母亲又一次跌入痛苦的深渊。
由于新屋尚未建成，又为建屋曾向亲友们借了不少钱，我被捕后，债主上门讨债使妻子无安宁之日，我家又一次陷入赤贫之中。
为了生存，母亲在长乐镇家中，做卖开水的小生意，1角钱一热水瓶开水，艰难度日……
面对母亲送来的四包香糕，我无颜见人，低着头泣不成声……
母亲却给我送来毛巾，微笑着说：“爱源，不要灰心，要好好接受改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妈等着你早日回来团聚……”
接见的时间飞逝而过。临别时，母亲叫姗姗快对爸爸说：“保重身体要紧！”
串串泪珠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
1984年9月31日
写于浙江省第五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