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噫！国难深矣！不佞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因在过去读了40年死书，现在靠了颜习斋所讥之‘林间咳嗽病猕猴’之生涯以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因20余年来陷溺之深，神经麻木久矣，对于国事蜩螗，外寇侵陵，熟视若无赌，虽辽宁‘九一八’与上海‘一二八’尚不足以刺激我顽钝之神经。乃自本年献岁发春，榆关失守，承德再陷，才感到痛楚，镇日价‘魂忽忽若有己，出不知其所在’，常常自问，‘我究竟该做什么事才对呢？’想来想去，还以从事国语为最宜。”
“外寇侵陵，熟视若无赌”显然是反话，隐含着一股对当局的极度失望以及对国家遭辱的难言的悲愤；“魂忽忽若有己，出不知其所在”则道出了国土沦丧后钱玄同的椎心泣血与精神恍惚。这些痛心疾首的啼血之语，足以表明，钱玄同有血性有骨气还有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而正是缺少了这三点，周作人才会“落水”事敌，走上一条为老友所不齿的不归路。
“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钱玄同喜欢说这句话，他也确实当得起这句话，而他的老友周作人只能在这句话面前愧死。
“为了友情，批评我吧。”——周作人与刘半农
刘半农原名刘寿彭。小学毕业后他进入常州的府中学堂。府中学堂首次招生，刘寿彭是江阴县第一名；二年级考试，刘寿彭乃全校第一，年终考试，仍高居榜首。连中三元，刘寿彭成了学校名人，同学们都以结识刘寿彭为荣。
刘寿彭成绩好，思想也进步。当时，府中学堂舍监陈士辛思想守旧，对学生管理甚严。一次，陈士辛在办公室里将身为学生代表的刘寿彭训斥了一顿。出了办公室，刘寿彭昂着头，大呼：“不杀陈士辛，不为我刘寿彭。”小小年纪，就显露出桀骜不驯、刚正不屈的个性。四年级学年考试后，刘寿彭即退学去了上海，致力于小说创作，改名半侬。后应蔡元培、陈独秀之邀，赴北大任教，易名半农。
即使做了北大教授，刘半农仍然是锋芒毕露，冲劲十足。
1919年6月5日。北大教授在一间简陋的教室开会，商谈挽留蔡元培校长事。当时有位姓丁的理科教授，上台发言。此人方言重，说话啰嗦，他在台上唠叨了半天，底下人只听到几个单调的词：今天，北大，北大，今天，……。正值盛夏，闷热难当，挤在教室里听如此单调的长篇大论，谁受得了？这时，有人推门把刘半农叫出去。不一会，屋外传来刘半农骂声：“混账！”里边的人吃了一惊，那位丁教授听到骂声，不敢再啰嗦，赶紧下台。等刘半农回来说明情况，大家才知道，刘半农骂的是北大法科学长，因为他不支持学生运动。没想到歪打正着，声东击西，屋外发炮，击中了屋内的丁教授。后来，刘文典对人说，他特别感谢刘半农那句“混账”。因为当时他实在无法忍受丁教授的啰嗦，正准备上台给他一个嘴巴，再低头道歉。刘半农一句“混账”救了他。
刘半农去世后，他的墓志铭是周作人撰写的。周作人和刘半农是至交密友，周氏笔下的刘半农生动、逼真、传神，如这段：
“君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劳苦。专治语音学，多所发明；又爱好文学美术，以馀力照相，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与人交游，和易可亲，喜诙谐，老友或戏谑为笑；及今思之，如君之人已不可再得。”
周作人说刘半农“喜诙谐”，的确，一个“谐”字可贯穿刘半农一生。
在北大任教后，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都是刘半农的好友。在和他们的交往中，刘半农诙谐的一面展露无遗。
刘半农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是请胡适在他购买的“黛玉葬花图”上题字。
适之兄：
于厂甸中得黛玉葬花图一幅，虽是俗工所为，尚不觉面目可憎。此已重加裱制，欲乞《红楼》专家胡大博士题数字，将来更拟请专演葬花之梅博士题数字，然后加以刘大博士之收花印，亦一美谈也。即请大安
弟复顿首 三月十三日
请用甚小字题于画之上方，并留出一定地位予梅博士。
胡适接到信后，因忙，没有答复。几个月后，刘半农得急病去世。当胡适重读这封信时，已是物在人亡，情何以堪。未能及时满足好友的请求，胡适愧疚不已，他含泪在画上题了一首诗，满足亡友的要求：
题半农买的黛玉葬花画
没见过这样淘气的两个孩子！
不去爬树斗草同嬉戏！
花落花飞飞满天，
干你俩人什么事！
刘半农突然去世，胡适心中不快，就把怨气发泄到“两个孩子”身上。
刘半农和钱玄同的交情也很深，且两人都很诙谐，所以，一见面就闹。刘半农把两人非同一般的友谊用文字记录下来：
“余与玄同相识于民国六年，缔交至今仅十七年耳，而每相见必打闹，每打电话必打闹，每写信必打闹，甚至作为文章亦打闹，虽总角时同窗共砚之友，无此顽皮也。友交至此，信是人生一乐。玄同昔常至余家，近乃不常至。所以然者，其初由于余家畜一狗，玄同怕狗，故望而却走耳。今够已不畜，而玄同仍不来，狗之余威，固足吓玄同于五里之外也。”
作为刘半农的另一位密友，周作人和刘半农的交往也充满谐趣。一次，周作人想借刘半农的一本书《昭代名伶院本残卷》，刘半农的回函竟是几句唱词：
（生）咳，方六爷呀（指周作人），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曲滩簧。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呵，你就借去了罢。（下）
周作人一向不苟言笑，老成稳重，读到这样的信，也不禁莞尔。
刘半农称周作人为“方六爷”，这个典故出自《儒林外史》。书中有位成老爹，人很势利，和别人聊天时，常吹嘘自己见着方老五方老六了。方姓在当时的安徽往往是做盐商的富翁。五四之前，刘半农和别人谈话时常说自己见着鲁迅、周作人了。于是，朋友们笑称刘半农是成老爹，鲁迅是方五爷，周作人是方六爷。
刘半农喜欢打趣别人，也习惯调侃自己。他曾请画家王悦之给自己画像，还做了一首《曲庵自题画像》的诗：
名师执笔美人参，（注：画者王悦之连画三日，金耐先女士均来参观，并指改数笔。）
画出冬烘两鬓斑。
眼角注成劳苦命，（注：眼角下垂相者，言应劳碌一世。）
头颅未许窦窬钻。（注：方头，故不宜钻狗洞。）
诗文讽世终何补，
磊块横胸且自宽。
蓝布大衫偏窃喜，
笑看猴子沐而冠。
周作人读了这首诗，不禁手痒，当即和了一首，题目是《知堂奉和原韵》
宝相庄严许拜参，画皮光滑鬓毛斑。
眼斜好显峨眉细，头大难将狗洞钻。
脚下鱼鳞方步稳，（注：公曾着鱼皮鞋子。）壶中芝豆老怀宽。（注：公著有“桐花芝豆馆”诗若干卷，行于世。）
布衫恰是新章服，抵得前朝一品冠。
〔补注：〕 脚下鱼鳞句下，应云公少时曾着鱼皮鞋子，鞋仍系绸制，色微红，上有纹，似鱼鳞，故名。
胡适也做了一首诗，和刘半农的自题诗：
未见“名诗”画，何妨瞎品题？
方头真博士，小胖似儒医。
厅长同名姓，庄家“半”适宜。
不嫌麻一点，偕老做夫妻。
“厅长同名姓”，指安徽民政厅长和刘半农同名，也叫刘复。
“不嫌麻一点”，指刘半农诗中有“妻有眉心一点麻”句。
刘半农的风趣也感染了朋友，真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趣者谐也。
刘半农视周作人为“畏友”，不管做什么事，都不忘向周作人讨教。刘半农受命编《世界日报·副刊》，当然要请周作人指点、赐稿。
《条陈四项》就是周作人为刘半农贡献的“办刊方针”：
一、不可“宣传赤化”。在当时白色恐怖下，“宣传赤化”，危险甚大，周作人特别叮嘱刘半农“莫谈国事”。
二、“不可捧章士钊段祺瑞”。自从“三·一八”惨案爆发后，章士钊和段祺瑞是周作人最恨之人，所以周作人在这里把这两位当作是恶人的代表。
三、“不可太有绅士气，也不可太有流氓气。”这是周作人自己的为文心得，现在也无私地传给密友。
四、不可轻蔑恋爱。这一节，周作人谈的颇长：“天下之人大都健忘，老年的人好像是生下来就已头童齿豁，中年的人出娘胎时就穿着一套乙种常礼服，没有幼少时代似的，煞是可怪可笑。”
周作人还引用丹麦一句俗谚：“我最讨厌人家亲嘴，倘若我没有分”开导刘半农，谈情说爱，是人之常情也是年轻人的本分，所以：“我希望你能容许他们讲恋爱，要是有写得好的无妨请赐‘栽培’，妹呀哥呀的多几句，似乎还不是怎么要不得的毛病，可以请你将尊眼张大一点，就放了过去。”
考虑到刘半农本人思想比较开明，周作人又补充了一句：“这一条的确要算是废话，你的意见大约原来也是这样，而且或者比我还要宽大一点也未可知。不过既然想到了，所以也仍旧写在后面，表示我对于现在反恋爱大同盟的不佩服之至意。”
周作人这篇文章，既向刘半农贡献了“办刊方针”，也讥刺了“社会公敌”章士钊段祺瑞以及保守禁锢的社会风气。可谓绵里藏针一箭双雕。
当刘半农答应主编《世界日报·副刊》后，《世界日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大意如下：刘先生的许多朋友，老的如《新青年》同人，新的如《语丝》同人，也都答应源源寄稿。其实，刘半农敢揽下编副刊的活，仰仗的当然是周作人、钱玄同这些文章圣手。
周作人真心愿意帮刘半农的忙，多为老友写稿。然而，真正拿起笔来，周作人却犯难了。不是写不好，而是不知道该写什么。于是他向老友“诉苦”说，我们处的并非“黄金世界”，如果写几句话“舒服舒服”，我是作者要倒霉，你的报纸也会跟着遭殃。
另外，周作人也敏感地觉察到，《世界日报》似乎不想开罪权贵们，所以尽管自己想写一点“骂”章士钊等人的文章，又担心报纸不会发表，于是，他对刘半农说：“我觉得《世界日报》副刊的空气是不大欢迎骂人的，这或者是我的错觉也未可知，不过我既然感到如此，也就不敢去破坏这个统一了。”
在“诉苦”的最后，周作人把刘半农写给自己的一句话又“回赠”给了对方：“老哥叫我做文章，实在是做不出，如有虚言，五雷击顶！千万请你老哥原谅，（拱手介）对不起，对不起。”
周作人这篇“诉苦”，既作为约稿还了刘半农的“文债”，又曲里拐弯发泄了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怨气，同时也吐露了他不能为老友多写稿的苦衷，可谓一石三鸟，巧妙之极。
其实周作人给刘半农写稿，非常为难。一方面，他不能驳刘半农的面子；但另一方面，他对《世界日报》主编成舍我不待见，不愿投稿给《世界日报》。成舍我原是北大学生，他入学考试的卷子还是钱玄同批阅的。所以，当刘半农向钱玄同约稿时，钱干脆拒绝了，还对周作人说：“刘博士怎么给学生当伙计。”这件事其实说明了刘半农没架子，无城府，哪怕给学生“打工”，他也尽心尽力，十分投入，丝毫不觉得“丢面子”。
刘半农心直口快，眼里不揉沙子。有段时间，他对青年学子的浮躁学风很看不惯，就撰文批评。在文章中，刘半农给学生提出五条建议：一、要读书；二、书要整本地读；三、做文艺要下切实的功夫；四、态度要诚实；五、批评要根据事实。
周作人看了刘半农提出的几点，大乐。对于“要读书”“书要整本地读”，周作人说，这是常识。刘半农用这些常识来劝告学生，实在是“太迂了”。对于后几条，周作人觉得也没必要提，他说：“难道半农真是相信‘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加上博士的头衔’应该有指导（或提携）青年的义务？而且更希望这些指导有什么效力吗？”
周作人不赞成刘半农指导青年，因为在他看来“指导是完全无用的”：“倘若有人相信鼓励会于青年有益，这也未免有点低能，正如相信骂倒会于青年有害一样。一个人到了青年（十五至二十五岁），遗传，家庭学校社会，已经把他安排好了，任你有天大的本领，生花的笔和舌头，不能改变得他百分之一二，就是他改变得五厘一分，这也还靠他本来有这个倾向，不要以为是你训导的功劳。”
周作人还举了英国人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基督教无论在西洋传了几百年之久，结果却是无人体会实行，只看那自称信奉耶教的英国的行为，五卅以来的上海，沙基，万县，汉口各地的蛮行，可以知道教训的力量是怎么地微弱，或者简直是没有力量。”
周作人在这里，虽然批评了刘半农，但他写此文更主要的是讽刺一些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所谓教授与博士，连带着也抨击了英国人在中国各地的暴行。
周作人常说，他写文章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所以，读了这篇文章，若你以为他故意找茬和刘半农过不去，那你就错了。他是声东击西，别有所图的。当然，刘半农也不会误会周作人的“鸡蛋里挑骨头”。他俩是多年朋友，自然“心有灵犀一点通”。
刘半农和周作人是北大同事，两人是“文学革命”阵营中的盟友，且都喜欢写新诗。刘半农还说，他和周作人在新诗创作上，“相知得最深”。所以，在他准备出版《瓦釜集》时，他曾写信请周作人做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