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没有哪一种民居比土楼更富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从群山耸峙的永定、南靖到河谷曲折的华安、长泰，再到濒临台湾海峡的漳浦、云霄，这种体量巨大的民居以方和圆的形态横亘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其视觉冲击力是匪夷所思的。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我带着一个北京的朋友去南靖书洋看土楼，当我们把车停在山路边小憩，仰头望着半山腰披满霞光的土楼，犹如横空出世的庞然大物，朋友惊艳地尖叫：碉堡，不，城堡！
坚厚的墙基、高耸的墙体、粗重的大门，以及悬于高处的了望台、无处不在的射击孔，这就是土楼——由于地域、材质以及覆盖范围的不同，永定、南靖、华安叫作楼，而漳浦、云霄多叫寨、堡、城，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在作全称概述时均写作“土楼”——尽管它们的个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它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不容靠近的戒备与防守。事实上，当你以游客的身份走进土楼，迎面扑来的是锅碗瓢盆交响曲，你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聚族生息、饮食起居的大房子。感觉的反差不由让人心生疑窦，当年为什么要夯筑这种雄浑阔大、睥睨万物的土楼？
关于土楼的起源，学界一直有争议，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土楼特别突出的防御功能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正如为了阻挡北方草原部族的铁蹄南下而建造长城一样，土楼夯建伊始就被浓墨重彩写上了防御二字，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横扫东南沿海的倭患，流窜闽西南的“长毛反”，还有长年难于肃清的盗匪侵扰，不时兴起的宗族械斗，土楼把所有的危险隔绝在厚实的楼墙之外，用高墙坚壁庇护着芸芸众生的家园与梦想，人们和土楼休戚与共，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演绎着生死相依、唇亡齿寒的命运之歌。
闽南的春天并没有诗歌中那般妩媚，凛冽的风从山野间吹过，草木簌簌作响，我们走县道从平和五寨乡进入漳浦石榴镇，闲扯着土楼与战火的话题，不经意间就来到绥安镇马坑村地界，连忙打住谈兴，向路人询问一德楼的方位。正好遇到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中年汉子，自告奋勇给我们带路，这样我们穿过沿街铺面折入土路，来到一条蜿蜒的机耕道前，远远就望见田地里一堵高高的残墙，一片巨尾桉从豁口露出翠绿的枝叶，这毫无疑问就是一德楼了，但它又不是我想象中的一德楼。
相传一德楼为马坑村吴氏族人一位在京城作官的祖宗所建，主体建筑为方形，长27米宽26米，楼墙底部为二层石地基，以上全部用三合土夯筑，大门向北，门楣石匾刻着一德楼的楼名，以及“嘉靖戊午年季冬吉立”的纪年款，这是目前已发现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土楼，即建于明嘉靖37年（1558年），距今已有454年的历史。楼墙外十米建有围墙，略呈圆形，墙厚一米多，墙内隔出若干个小房间，像是楼外小圆楼，在东北方向开一石门，墙外是天然河道改道而成的护楼河，绕楼一周，形成保护土楼的第一道屏障。可是现在，护楼河早已填平成田地，围墙也荡然无存，唯有残破不全的四面土墙，风雨剥蚀的墙体上荒草萋萋。我绕楼走了一圈，走到大门前，猛然发现那块刻着楼名的石匾不见了，楼内的泥土冲刷到门口，几乎要把大门堵塞了。我只能弯着腰走进楼里，只见一片巨尾桉蓬勃生长，杂草丛生，黄土隆起一个个小土堆，已经感受不到往昔哪怕一丝一缕的生活气息，这里俨然是一片阴郁寂瘳的小林子。话说人宅相扶，人一离弃，这宅就败落了。楼外的田地里有几个正在浇粪的农民，我向他们打听那块楼匾的下落，他们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被收起来了”，语焉不详，倒是提起当年土楼里的风光，他们就显得颇为骄傲地滔滔不绝起来，其实他们也没这楼里住过，一切都是从长辈那里代代相传而来的。一个锄草的老农说，从他出生记事起，这楼就废弃了。他的记忆是没错的，1943年，侵华日军的飞机轰炸漳浦城乡，一棵炸弹落在了一德楼西南角，炸毁了一段楼墙。在过去的岁月里，一德楼坚固的楼墙一次次抵御了敌人的进攻，但它实在无法抗拒冲天而降的炸弹，这正是一德楼的不幸，古老的夯土文明遭遇现代化的弹药，土墙倾塌，烟尘四起，人们顾不上擦干血迹，惊魂未定地弃楼而去。一德楼再强大的防御功能，在空中打击下也是不堪一击的，反而因为体量巨大更容易成为打击目标。或许，呼啸而下的炸弹给人们留下太惨痛的记忆，人们不愿重返那可怕的噩梦，一德楼自此无人居住，楼内的木结构陆续被拆除、搬走，它终于成了一座废楼。
走在田埂路上，我还是忍不住回望了几次一德楼，并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微博上。生于战火，死于战火，这也正是一德楼的宿命。
一德楼夯建的时节，正是倭寇横行东南沿海的年代。清康熙《漳浦县志》说：“土堡之置，多因明季，民罹饶贼、倭寇之苦，于是有力者率里人依险筑堡，以防贼害耳。”饶贼即指附近饶平地区的盗匪，时常骚扰，而倭寇的凶残与恶行，更是让人闻之色变。其时，土楼、山寨、城堡的兴起，正是民众出于保全性命、保卫家园的迫切需要。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里，这些底部用条石砌成或者全部用花岗石垒起的土楼、城堡无疑就是民众的诺亚方舟。倭寇的一次次进犯，都被挡在了坚不可摧的楼墙外，他们的刀剑劈不开楼门，即使他们用火攻，也很快会被从门楣上暗道倾泻而下的水浇灭，他们的火枪频频开火，最终也只是在墙体上留下一个个深浅不一的弹孔。从漳浦到云霄到诏安，一德楼、贻燕楼等众多土楼城堡见证了倭寇的猖蹶和无奈，即使他们转向濒海的内陆山区长泰、平和等县，面临的同样是固若金汤的土楼石堡，难有斩获。清乾隆《长泰县志》记载了高安军以林墩寨、温山寨、大帽寨、鸡庵寨、磐鸿楼等土楼寨堡为据点，奋勇抗倭的史迹，“时倭寇充斥，所在残毁，各寨堡崩溃，村落化为瓦砾。独高安军且守且战不为动。”至今让人回肠荡气。1995年版《福建省志》说：“福建从嘉靖三十四年起，严重倭患达七八年之久，先后被攻陷的有府城县城十二座，卫城所城九座，沿海主要城镇大多遭到围攻，军民被杀被掳十余万人，房舍被焚数万间，财物被掠无数，使原来繁华的沿海地区为之残破萧条”倭患如此严酷，土楼城堡在抗倭斗争中一次又一次立功，它的防御作用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挥。
这些在战火中诞生的土楼，注定要沐浴战火，保佑众生。但是在倭寇肃清之后，许多躲过一劫的土楼却没能逃出“迁界”的厄运。
其时正是明清交替、战火频仍之际，所谓“三日清，四日明”，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武装力量在闽南沿海一带建立了反清根据地，为开辟抗清基地，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郑成功挥师东渡，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有了更多与清廷抗衡的本钱。因为郑成功的兵源大多来自漳泉地区，与大陆联系非常密切，征饷贸易也很频繁。为切断郑军给养和兵员补充，清政府于同年九月间，采纳郑氏降将黄梧的“灭贼五策”，发布登峰造极的“迁界令”，“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强迫海岛和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不得逾越。因为闽南与台湾一水之隔，又是郑成功的老家，所以是迁界令执行最为严酷的地区，迁界令一下，原本官军把守的城堡也都一概拆除，民众自建的土楼就更加无法幸免了。“迁居民之内地，离海三十里，村社田宅悉皆焚弃。”可以说，在土楼史上，迁界是土楼所经受的第一次大劫难。
家园顿成弃土，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们，从此有多少苦难在等着他。时人卢若腾作《虏迁沿海居民诗》，描述了这一悲惨的场景：“天寒日又西，男妇相扶携。去去将安适？掩面道旁啼。胡骑严驱遣，克日不容稽。务使濒海土，鞠为茂草萋。”内迁的人刚开始还有点家里带出来的粮食，吃完之后就只能忍饥挨饿了，加上居无定所，很多人不得不卖儿卖女，聊以度日，有的人辗转流徙亡命海外，有的人铤而走险沦为盗贼。漳浦人江日昇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成书的《台湾外志》中写到闽南迁界：“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妇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这不堪回首的历史一幕，人在做，天在看，那些被拆毁的土楼也目睹了这一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昔日的辉煌与繁华万劫不复。
3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沿着省道201线走过沙西、杜浔、霞美、旧镇、深土、赤湖，公路旁厂房林立，钢筋水泥的民房鳞次栉比，滩涂上有人在拉网，远处的海风平浪静，当年迁界的惨烈和凄凉已无处可寻，只有我们曲里拐弯地穿村过寨，走过一条条狭窄的田埂路，来到一座座土楼的废墟前，才猛然想起当年那“奉旨迁界”是何等的野蛮和残忍。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漳浦，迁界中拆除损坏的城堡、土楼就有陆鳌城、古雷城、月屿堡、高山城、锦屿城、埭厝城、狮头土堡、梅月楼、刁家土楼、晏海楼、保安楼、贻燕楼、庆云楼、承孝楼、人和楼、上黄楼等等数十座。这些城堡土楼大多只在族谱等故纸堆里留下一个名字，部份尚有遗址也是残破不堪，个别的在二十年复界后重建，再历三百年风云变幻，如今也是人去楼空，“废井莓苔厚，荒田路径微”。所有的繁华荡然无存，残墙上爬满了野草，在春风里吹响着惋叹和悲伤。在霞美镇过田村的贻燕楼前，这座建于明嘉靖三十年（1560年）的方楼已坍塌得不成样子，一个七十多岁的刘姓老人颤栗的手似乎想拉住我，不停地瘪着嘴说着什么，从他含糊的音节里，我总算听懂了一点他的意思，原来他把我当作上面来的干部了，希望政府能拨点钱来修复这座“破楼”。一个老人对故园的拳拳之心，我当然理解，但为了不扫他的兴，同时也怕他耳背听不清我的话，干脆就不说破自己的身份，一直面带微笑地对他点点头。贻燕楼所在的村子就叫土楼自然村，有一群聚赌的村民看到我走近时突然四处逃散，但随即发现我不是来抓赌的便衣，又围拢了过来，他们说自从懂事起，这里就叫作“土楼村”了，有一个正在穿牡蛎壳的老妇说，我小时候这破楼里还有一个老妪住，有人在里面养牛，后来就没人住了。围着楼走了一圈，贻燕楼衰败的景象像一块石头压着我，迎面又看到那个刘姓老人充满期待的浑浊的双眼，可以想见当年他的祖先在迁界令的威逼下亲手拆除自己的家园，内心该是怎样的沉恸和碎裂！拆除的岂止是栖身的屋宅，那一木一瓦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和希冀，甚至是一个小民百姓毕生的荣誉感，谁能忍心拆毁自己的家园，那就像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看到贻燕楼斑驳的墙上一个个孔穴，那不仅仅是枪弹的痕迹，也是村民们一双双流干眼泪的眼睛。
时间像风一样掠过，那些饱经沧桑的土楼任由风吹雨打，巍然不动，人们的生活日复一日，尽管外面的世界总是不大太平，但是人们有土楼可以庇护，危险关头躲进楼里成一统，所以，日子流水似的按部就班，年年岁岁花相似。然而，时间到了清同治年间，土楼乡村的宁静突然被打破，一场灾难猝不及防地降落到土楼及其子民身上。
这就是太平军的侵袭，这也是土楼史上所遭受的第二次大劫难。
尽管外面不时有一些关于“长毛”的传闻，但土楼的人们心想山高皇帝远，“长毛”能有千里腿一下跑到土楼来吗？侥幸之余，还是忐忑不安的。“长毛”，一个恐怖的意象。在闽西南民间的话语系统里，太平天国、太平军一律叫作“长毛反”。其时是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盛夏。农历六月十三日天京陷落前夕，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率太平军残部从苏浙突围，转战于赣、闽、粤三省，九月由江西安远经广东镇平、大埔进发福建，接连攻克永定、龙岩、平和、南靖，当月十四日占领漳州府城，二十四日攻陷云霄，接着又连下长泰、漳浦、诏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