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孔子用“浸润之谮，肤受之诉”来形容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程度的谗言和诬告。“浸润之谮”不是一时一地对你所说的谗言，而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像雨水浸润万物那样，一点一滴，不动声色，不露痕迹。这次给你说某人的一句话，下次给你再说一句，有时甚至是说一句听来毫不相干的话，这样逐渐浸润，潜移默化地使你对某人产生某种印象。那些被攻击中伤的人，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如果说“浸润之谮”是“慢工出细活”，那么，“肤受之诉”则是“快刀斩乱麻”，一举奏效，使你在防不及防的情况下错误行动，结果铸成大错，悔之晚矣。为什么“肤受之诉”会有这么急切灵验的效果呢？因为它所诬告的内容，都是与你亲身相关，使你会有真切感受，甚至有切肤之痛的事情，所以，往往会使你确信不疑，拍案而起，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还自以为是当机立断，很有魄力哩。
既然“浸润之谮”和“肤受之诉”有如此出神入化的迷惑，而在你这里都行不通，那你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明”人，即一个看得明白看得远，具有明察秋毫、远见卓识本事的人了。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做不做“明”人问题还不很大，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什么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对于一个领导人，尤其是高级领导人来说，做不做“明”人，那问题可就大得很了，因为生杀予夺权力在手，弄不好就会贻害无穷啊！
5.看人看大节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论语·八佾》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论语·卫灵公》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完人”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可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因此，当子路向孔子求教什么是完人时，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孟公绰那样的不贪心，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就可以称为完人了。”又说：“现今的所谓完人又哪里一定能如此呢？看见利益能想到是否合乎义，见到危难敢于献身，久处困顿之中能够不忘记平时的诺言，也就可以称为完人了。”由此可见，圣人所论的完人也有相对性。
照通常的抽象的标准而言，完人是智、仁、勇、才艺兼备而又具有礼乐修养的人。但面对现实，这样完美的人又哪里能够找得到呢？所以，孔子又退而求其次，提出了现实中所谓完人的标准。这个标准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具体而易于实践。直到今天，也仍然可以用来检验我们周围的人。比如说见利思义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成了最尖锐最突出的社会现象，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还是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成了检验一个人的试金石。又比如说见危授命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各种各样政策放宽的探索中，难免会遇到挫折，遇到阻碍，有时也会触及到个人利益、个人的前途命运。在危难的时候，我们是挺身而出，见危授命还是东推西卸，不担担子，不负责任，这些都是检验一个人的标准。至于说在困顿中不忘平时的诺言，坚守节操，坚持探索与追求，就更是我们在人生的征途上必不可免的了。谁能够保证自己一生就一帆风顺，不遇到困顿与挫折呢？关键是要有一颗不畏困顿不怕挫折，勇于追求的心。
所有这些，并不是要你全部做到，成为一个完人，而是我们可以用圣人关于完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在人生的旅途上尽力做得好一点，使自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因此，做人不必苛求十全十美，只要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澈了，清澈到像游泳池里的水一样，那是没有鱼儿能够在里面生存的；人太明察，太苛刻了，苛刻到眼睛里容不得一粒砂子一样，那是没有人愿意跟随你的。
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又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论语·子张》）
所有这些论述，都与这里所说的“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有关。都是谈的人的器识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提醒我们看人从大处着眼，而不要拘泥于细枝末节。因为真正的君子，一个能成大器的人，他在细节上不一定有什么很突出的表现，不一定为人所知，而一个不能成大器的小人，则很可能在细节上显露出来，为人所赏识。所以，如果以小节看人，很可能一个真正大智慧的君子还不如一个小聪明的人，那就会让你看走眼了。
关于这个问题，子路也提出来过，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与管仲一起做公子纠家臣的召忽为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死。这是不是不仁呢？”孔子说：“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不动用兵车武力，都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啊！”（《论语·宪问》）
在《论语·宪问》里，子贡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能为主子而死，反而做了桓公的宰相。”孔子说：“管仲做桓公的宰相，辅佐他称霸诸侯，匡正天下，老百姓到现在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也都像落后民族那样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吧。难道真要像普通男女那样拘于小节小信，自缢于沟渠之中而没有人知道才好吗？”
孔子回答子贡与子路显然都是同样的看法。这就是从大处着眼评价人。
管仲虽然没有为公子纠尽忠，以身相殉，但他辅佐齐桓公立了大功，名流青史，也就不能用对一般普通人的小节小信来要求他了。说到底还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问题。我们不能对任何人都求全责备，而应该看他的主流，看他的大节。
事实上，齐桓公也正是因为不究细节，不计私仇，原谅了差点要了他的命的管仲而加以重用，才取得了“霸诸侯，一匡天下”的丰功伟绩，
所以，齐桓公的认识也是合于圣人的思想的。我们今天正当用人之际，是不是也应该用这种看大节、看主流的思想来衡量人才呢？
所谓“满罐水不响，半罐水响丁当”，说到底，还是一个大智慧与小聪明的问题。知人论世，尤其是领导者知人善任，选拔人才，不可不注意这方面的大问题。
孔子说：“作领导不宽容，行礼仪不严肃认真，遭遇丧事的时候不悲哀，我用什么来观察这种人呢？”
这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居上不宽”的问题。在另外地方，孔子曾反复从正面说：“宽则得众。”（《阳货》、《尧曰》）宽容就能得到群众拥护，并把“宽”作为“仁”的五个方面内容之一。
荷裔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曾写过一本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宽容》，把宽容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宽容对于一般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对于居于上位的领导者来说，就更应该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素质了。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宽则得众”的著名典故和故事，诸如楚庄王绝缨尽欢，孟尝君不杀与自己夫人通奸的门客，汉高祖重用陈平，曹操下《求贤令》选拔那些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确有才干的人，唐太宗不追究郭子仪的儿子得罪自己，宋太祖宽容受贿的宰相赵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与此相反，因“居上不宽”而自食其果的例子也同样是不胜枚举。
因此可以说“居上不宽”，是领导者的致命伤，而宽容的肚量则是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起码要求。越是进入民主的时代，这一点就越发突出。这是所有的领导者或想做领导者的人必须牢牢记在心上的信条。
6.以直报怨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宪问》
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回答说：如果用宽容恩惠去回报别人给你造成的仇怨，那么，你又用什么去回报别人给予你的恩惠德义呢？所以，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可以说是标准的“中庸”之道。
而老子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与孔子截然不同的，《老子》第六十三章云：“大小多少，考民怨以德。”
“以德报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人们向“善”的心理，用恩德回报怨恨。最典型最极端的说法是基督教《圣经》上所说的，你在我左脸上打了一记耳光，我不仅不还手，不躲避，反而再送上右脸让你打一记耳光。或者用我们中国的说法，就是唾面自干。《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当娄师德的弟弟要到代州去做官时，他教导弟弟要学会忍耐。弟弟说：“这没问题，比如说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把它擦掉就是。”可娄师德却说：“擦掉也不对，因为这样还是会显露出你对他的做法不满，所以，应该让它自己在脸上干掉。”这样的修养功夫就是以德报怨，一般人真是很难做到，同时，我们也看到，孔圣人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他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有人提出的这个问题，但却很艺术他说，以德报怨，那又用什么去报德呢？所以他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要用正直的行为去回报别人的怨恨，用恩德去回报别人的恩德。所谓用正直的行为去回报别人的怨恨，那就并不排除对那些恶意怨恨的反击，善恶是非还是应当恩怨分明。总而言之是“投桃报李”或“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而不是一味地逆来顺受，不讲是非原则地以德报怨。这也正是儒道之异趣。
另一个极端是“以怨报德”。你送自己脑袋当凳子让人家坐着休息，人家却还嫌弃你硌疼了他的屁股，甚至兜头踢你一脚。那可真是忘恩负义，卑鄙小人。
小时候学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与狼”的寓言，大抵说明了一个道理：善良的人们如果对那些丑恶的人或物仁慈，那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后果自然逃不掉如同农夫被蛇咬死、东郭先生被狼吃掉般的厄运。
中国传统儒家讲的“率性而行”，是指推广自己的“良知良能”，按照“仁义礼智信”的准则去行动，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认识上。孔子儒家提倡仁爱道德，追求真善美，所以他提出“以直报怨”。以直报怨不等于以怨报怨；也就是说，你打我一耳光，我并不马上回报一个耳光，而只是严正指出：你打我耳光，这是无理而又无礼，是错误的；希望你下次再不要这样。如此“以直报怨”，就有“恕道”即宽恕、容忍的精神在发挥作用。
孔子“以直报怨”，是中国古代社会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发展到较高文明阶段的产物，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出“互惠性利他”倾向所作的理性总结。
“以直报怨”，是人民内部值得提倡的社会性道德；在人民内部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应该是种美德。引申到国际交往，肯定有利于世界和平。
当然，圣人也并不主张以怨报怨。你不仁，我不义；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无休无止地斗下去，那也就没有意思了。
7.愚不可及的大智慧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儿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论语·为政》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论语·公冶长》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泰伯》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论语·卫灵公》
有大智慧的人，不显山露水，不卖弄聪明，表面上看起来很愚笨，其实却很聪明，有句俚语说得生动：“面带猪相，心头僚亮。”不知你身边是否有这种“心中僚亮”之人，反正曾子是遇到了一个，曾子说：“能力强却向能力弱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却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却向没学问一样，满腹经纶却像一无所知一样，别人冒犯自己也不计较，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就是这样的。”
据说曾子的这位朋友就是那“大智若愚”的颜回。可惜颜回没有照片留下来，我们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
颜回不仅与同学相处如此，就连跟老师孔子在一起也是如此。孔子说：“我和颜回谈论一整天，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就像一个愚笨的人。可是，我注意观察他课后的情况，却发现他很能发挥我所讲的内容，颜回并不愚笨！”
《老子》有句名言：“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钠。”苏东坡补充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颜回不正是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生动形象吗？
俗话说：“满罐水不响，半罐水响丁当。”如果你留意观察，生活中这种现象真是不少。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课堂上发言最踊跃的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而往往是所谓的“小聪明”。
我们今天的人尤其容易犯这种毛病。茶楼酒馆、卡拉OK厅等娱乐消闲场所一坐就是半天，大家说些天气，说些股票，说些海湾战争、中东问题，这还算好的。更糟糕的是说些东家长，西家短，某某领导和某某领导之间有些什么瓜葛，某某男同事与某某女同事之间又有些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没有一句话是上得台盘见得世面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现象，有些近似于我们所说的“清谈”之风。明末清初，顾亭林就曾经批评当时南方的读书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北方的读书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言不及义也罢，无所用心也罢，都还只是无聊而已。可偏偏就是这些人还喜欢卖弄小聪明，大家凑在一起就专门研究张三，研究李四，耍些小心眼，出些鬼点子整人，今天攻击张三，明天攻击李四。在这些小聪明方面，这些人真正是天才，添油加醋，捕风捉影，甚至造谣中伤，无中生有，整起人来一套一套的。
在日常社会中，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要出人头地，古时那些读书人哀叹：“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有才华的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这样，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
曾国藩曾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意思是说，君子有才能但不使用，而要待价而沽。天才能做到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所以古人说：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可见天才的锋芒就像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如此来说，还不如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