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那年，我在K府中学读书。校长是革命党，教员中间也有大半是革命党；但这都是直到K府光复以后他们都做了“革命官”，我们学生方才知道。平日上课的时候，他们是一点革命色彩都没有流露过。那时的官府大概也不注意他们。因为那时候革命党的幌子是没有辫子，我们的几位教员虽则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早把辫子剪掉，然而他们都装了假辫子上课堂，有几位则竟把头发留得尺把长，连假辫子都用不到了。
有一位体操教员是台州人，在教员中间有“憨大”之目。“武汉起义”的消息传来了以后，是这位体操教员最忍俊不住，表示了一点兴奋。他是唯一的不装假辫子的教员。可是他平日倒并不像那几位装假辫子教员似的，热心地劝学生剪发。在辛亥那年春天，已经有好几个学生为的说出了话不好下台，赌气似的把头发剪掉了。当时有两位装假辫子的教员到自修室中看见了，曾经拍掌表示高兴。但后来，那几位剪发的同学，到底又把剪下来的辫子钉在瓜皮帽上，就那么常常戴着那瓜皮帽。辫子和革命的关系，光景我们大家都有点默喻。可是我现在不能不说，我的那几位假辫子同学在那时一定更感到革命的需要。因为光着头钻在被窝里睡了一夜何等舒服，第二天起来却不得不戴上那顶拖尾巴的瓜皮帽，还得时时提防顽皮的同学冷不防在背后揪一把，这样的情形，请你试想，还忍受得下么，还能不巴望革命赶快来么？
所以武汉起义的消息来了后，K府中学的人总有一大半是关心的。那时上海有几种很肯登载革命消息的报纸。我们都很想看这些报纸。不幸K城的派报处都不敢贩卖。然而装假辫子的教员那里，偶尔有一份隔日的，据说是朋友从上海带来的，宝贝似的不肯轻易拿给学生们瞧，报上有什么消息，他们也不肯多讲。于日他们常喜欢来自修室闲谈，这时候他们有点像要躲人了。
只有那体操教员是例外。他倒常来自修室中闲谈了。可是他所知道的消息也不多。学生们都觉得不满足。
忽然有一天，一个学生到东门外火车站上闲逛，却带子一张禁品的上海报。这比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还哄动！许多好事的同学攒住了那位“哥伦布”盘问了半天，才知道那稀罕的上海报是从车上茶房手里转买来的。于是以后每天就有些热心的同学义务地到车站上守候上海车来，钻上车去找茶房。不久又知道车上的茶房并非偷贩违禁的报，不过把客人丢下的报纸拾来赚几个“外快”罢了。于是我们校里的“买报队”就直接向车上的客人买。
于是消息灵通了，天天是胜利。然而还照常上课。体操教员也到车站上去“买报”。有一次，我和两三个同学在车站上碰到了他，我们一同回校；在路上，他操着半乡音官话的“普通话”忽然对我们说：
“现在，你们几位的辫子要剪掉了！”
说着，他就哈哈大笑。
过后不多几天，车站上紧起来了，“买报”那样的事，也不行了。但是我们大家好像都得了无线电似的，知道那一定是“著著胜利”。城里米店首先涨价。校内的庶务员说城里的存米只够一月，而且学校的存米只够一礼拜，有钱也没处去买。
接着，学校就宣布了临时放假。大家回家。
我回到家里，才知道家乡的谣言比K城更多。而最使人心汹汹的是大清银行的钞票不通用了。本地的官是一个旗人，现在是没有威风了，有人传说他日夜捧着一箱子大清银行的钞票在衙门上房里哭。
上海光复的消息也当真来了。旗人官儿就此溜走。再过一天，本地的一个富家儿——出名是“傻子”而且是“新派”，——跑进小学校里拿一块白布被单当作旗挂在校门口，于是这小镇也算光复了！
这时也就有若干人勇敢地革去了辫子。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就这么着处处离不了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