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凉了，天也夜得快些。七点钟的静安寺路，并不比平时冷静，但似乎总带点肃杀的气氛；霓虹招牌血也似的强光，高耀在钉了木板的橱窗上，刺得眼睛不好受；各色的汽车像两条对面奔来的长蛇，似乎比平时匆忙紧张些。
我看见有大卡车，满插着作为掩护用的竹枝，四五位黄制服的——大概是童子军，蹲在车里。在漂亮的轿车队中，这卡车是惹眼的，正像少爷小姐队里夹着个粗朴的大汉，然而它是多么威武，它越过了漂亮小巧的轿车们，直向西去。
我知道这是到前线去救护伤兵的。敌人的飞机见了没有武装的救护车就要来施威，我们勇敢的童子军已经牺牲了几位，幸而天公也还照例地有昼有夜，“太阳”有没落的时候。
我目送着这勇敢的大卡车，我想，此时它疾驰于平坦的柏油路上，但不久它将在满布着敌人飞机轰炸出来的弹穴的路上，关了车灯，摸盲似的走；也许天空，忽然亮起子敌人的照明弹，继之以机关枪扫射，二百五十磅的炸弹落在它前后，然而它一定勇敢地走，它冲过弹雨，不到目的地不休。
我并不能看清车上那几位黄制服的，可是我知道他们的年纪都不过十八九。在别的国家，即使在战时罢，这么一点年龄的嫩芽大概是不让他们去冒危险，大概是在安全的后方上着“最后的一课”的；但我们这里是无可奈何的。而也正惟有这，以及无数同类的“无可奈何”，我们现代这一页历史是空前的伟大、壮烈，同时我们确信了自己的最后胜利。
在我们这非生即死的时代，一个人如果处处以“西方标准”来看来想，一定会落到悲观而自馁。有些人们，满脑子的“西方标准”，而又稍知自己这面的“现实”，便觉得我们是“战必败，而且败必亡国”的。“那么，依你说，怎么办呢？”他们的回答是：“日苏战争终必爆发。那时候，我乘其敝。”但是敌人并非笨伯，不让我们安坐而得这巧宗儿，宛平城外的炮声打破了这种“渔翁主义”。直至“八一三”民族抗战的号炮响了，而且证明了我们在各方面的力量虽未达“理想的”或“西方的”标准，但也颇足与敌人相周旋了，“西方标准”先生们还是惶惶不自安，眼巴巴望着英国的态度，美国的表示，苏联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