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前夜”，乡村里读“洋书”的青年人有被人侧目的“奇形怪状”凡三项：一是辫发截短了一半，末梢蓬松，颇像现在有些小姑娘的辫梢，而辫顶又留得极小，只有手掌似的一块，四围便是极长的“刘海”；二是白竹布长衫，很短，衣袖腰身都很窄小，裤脚管散着；三呢，便是走路直腿，蒲达蒲达地像“兵操”，而且要是两三个人同走，就肩挨肩地成为一排。
当时这些年青人在乡间就成为“特殊阶级”。而他们确也有许多特殊的行动。最普通的便是结伴到庙里去同和尚道士辩难，坐在菩萨面前的供桌上，或者用粉笔在菩萨脸上抹几下，碰到迎神赛会，他们更是大忙而特忙；他们往往挤在菩萨轿子边说些不尴不尬的话，乘人家一个眼错，就把菩萨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藏在菩萨脚边，或者把菩萨的帽子换了个方向，他们则站在一旁拍掌大笑。
当时的青年“洋”学生好像不自觉地在干着“反宗教运动”；他们并没有什么组织，什么计划，他们的行动也很幼稚可笑，然而他们的“朝气”叫人永远不能忘却。他们对于宗教的认识，自然很不够，可是他们的反对“迷信”，却出自一片热忱，一股勇气，所以乡下的迷信老头子也只好摇着头说：“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菩萨也要让他们几分了！”
去年我到乡下去养病，偶然也观光了“青天白日”下的“新政”，看见一座大庙的照墙上赫然写着油漆的标语：“省政府十戒”。其中第一条就是戒迷信！庙前的戏台上原来有一块“以古为鉴”的横额，现在也贴上了四块方纸，大书着“天下为公”，两边的木刻对联自然也改穿新装，一边是“革命尚未成功”，一边当然是“同志仍须努力”了。这种面目一新的派头，在辛亥革命时代是没有的，于是我微笑，我感到“时代”是毕竟不同了！
然而后来我又发见庙里新添的许多善男信女恭献的匾额中有一方写着“信士某某率子某某”者，原来就是二十五年前“菩萨也要让着几分”的“洋”学生。他现在皈依在神座下了！并且他“率子某某”皈依了！并且我也看不见二十五年前蒲达蒲达地直了腿走路的年青人在乡间和菩萨捣乱了！从前那个“洋学堂”只有几十个学生，现在是几百了，可是他们都没有什么“奇形怪状”。他们大都是中产阶级的子弟，也和二十五年前的一样。不过他们和二十五年前的“前辈先生”显然有点不同，就在他们所唱的歌曲上也可以看出来了；从前是“男儿志气高，年纪不妨小”，而现在却是“毛毛雨”了！于是我又微笑，我不很明白这到底也是不是“时代”不同了么？
从前和菩萨捣乱的青年人读《古文观止》，做《秦始皇汉武帝合论》，知道地是圆的球形，知道“中国”实在并不居天下之中，知道富强之道在于船坚炮利——如此而已。他们的头脑实在远不及现在的年青人，然而他们和当时社会及至家庭的“思想冲突”却又远过于现在的年青人。近年来中国是“进步”了，簇新的标语，应时应节的宣传纲领，——例如什么纪念日的什么“国货运动周”，“航空救国周”，“拒毒运动周”等等？都轮流贴满了乡村里小茶馆的泥墙。正所谓“力图建设”，和二十五年前的空气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在认识不足的年青人看来，当然觉得自己和社会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调和。而况他们的家庭既不禁止他们进学校，也不禁止他们自由结婚。
并且即使有些不顺眼的事情也都以堂皇的名义来公开实行，即如小小的迎神赛会亦何尝不在迷信之外另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振兴市面。
今年大都市里天天嚷着“农村破产”，“救济农村”。于是“振兴农村”的棉麦借款就应运而生。乡村间也要“振兴市面”的，恰好今夏少雨，于是祈雨的迎神赛会也应运而生。一个乡镇的四条街各自举行了一次数十年来未有的大规模的迎神赛会。一位“会首”说：“我们不是迷信，借此振兴市面而已！”这句话自然开通之至。因而假使有些“读洋书”的年青人夹在中间帮忙，也就“合理”得很。
迎神赛会总共闹了一个月光景。而且一次比一次“更见精采”。听说也花了万把块呢。然而茶馆酒店的“市面”却也振兴了些。有人估计，赛会的一个月中，邻近乡镇来看热闹的人，总共也有万把人；每人花费二元，就有二万元，也就是“市面”上多做了二万元的生意。这在市面清淡的现今，真所谓不无小补。
有一位“躬与其盛”的先生对我说；“最热闹的一夜，四条街都挤满了人，约有十万的看客。轮船局临时添了夜班，航船和快班船也添了夜班，甚至有一夜两班的。有几个邻镇向来没有轮船交通，此时也都开了临时特班轮。”
所以把一切费用都算起来，在赛会的一个月间，市面上至少多做了十万元的生意。这点数目很可使各业暂时有起色，然而对于米价的低落还是没有关系。结果，赛会是赛过了，雨也下过了，农民的收成据说不会比去年坏，不过明年的米价也许比今年还要贱些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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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写这篇杂文的时候，正闹着“农村经济破产”而又“谷贱伤农”的矛盾现象。——作者补注。1958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