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的七位名士，阮籍和阮咸也包括在内。今天的人们还可以在壁画上看到他们的着装形象——个个衣襟曳地，袒胸露怀，手背、小腿、脚都暴露于外。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形象中是极少见的，因为只有贩夫走卒才会这样赤裸着胳膊和腿。不仅如此，他们的性情也放荡不羁，比如在传世的绘画作品中，“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嵇康、王戎梳着儿童的丫髻，一副傲岸不驯、玩世不恭的模样。
就中国服饰而言，文人代表了一个层面的文化品位，他们的趣味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的审美观和审美活动。古代中国人关于“美”的观念，起初甚质朴，春秋时形容美的诗句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赞赏没有雕琢装饰的美。在一篇传诵至今的战国时期描写女性之美的文章中，形容美女的眉目“眸子炯其精朗兮，嘹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实兮，志解泰而体闲。”（见宋玉（生卒年不详）（《神女赋》）。在另一篇文章中，这位作者更为详尽地说明了他对美女的认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见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汉魏以后，曹子建《洛神赋》对女子衣饰之美的描写，则繁复多了：“裱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审美标准由质朴转向富丽，汉是过渡期，魏晋是成熟期。妇女重视修饰，以及修饰之进步，是这个时代重要的表现。
魏晋时期，特别是东晋时期（317—420），随着东汉礼教伦常观念的崩溃，贵族女性追求自由放纵的生活方式，她们蔑视传统社会规定给女子的义务和职责，热衷于社交活动，喜欢出外游山玩水，投身于艺术、文学与玄学研究，标榜这种有违封建“妇德”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率性而为、毫无顾忌的处世态度，才导致了女子服饰向繁丽、夸饰的方向发展。广袖长裙、飘带长垂、裙袂飘飘、头饰巍峨富丽，成为魏晋服饰的时尚。
唐装万象
就封建社会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而言，中国的唐代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巅峰，唐朝政府不仅对外国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外国人到中国经商，吸引外国留学生，甚至允许外国人参加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和出任官职，对外来的文化、艺术、宗教采取欣赏和包容的态度，使当时的首都长安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妇女不必恪守传统规范，她们可以穿袒露胸臂的宽领服装或吸收其他国家服饰风格穿出异国情调，还可以穿胡服男装骑射，并享有选择配偶和离婚的自由。相当富足的物质基础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唐代的文化空前发展，诗歌、绘画、音乐、舞蹈等领域群星璀璨。加之在隋朝已奠定了坚实基础的纺织业到了唐代有了长足进步，缫丝、印染的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服装材质品种之多、产量和质量之高前所未有，不拘一格的服装样式亦在当时成为世人推崇的美丽时尚。
盛世唐装中最夺目的要数女装，以及妇女那变幻多样的发髻、佩饰和面妆。唐女讲求配套着装，每一套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整体形象。人们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依据着所处的社会背景，将服饰艺术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因而，每一种搭配都个性鲜明，又有其令人玩味的文化底蕴。唐女配套装可归结为三种，除了受西域文化影响而引进的胡服以外，还有传统的襦裙装，打破儒家礼仪规范勇敢穿起的整套男装。
先来说一下传统的襦裙装。上为短襦、长衫，下为裙，这也许算不上新颖，但唐女将它穿出了新样。如短襦或长衫，在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的交替流行中，竟索性将其唐朝服饰开成袒领，这是在前朝未曾出现过的创新之举。最初还主要为宫廷嫔妃、歌舞伎等穿用，但很快便受到了仕宦贵妇的垂青，这说明唐代人思想是非常开放的。儒家经典明确规定要用衣服将身体裹得很严，妇女尤其要遵守，像唐女这样领子低到能见到双乳上侧露出乳沟的款式，在礼法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是空前绝后的。
唐代仕女画家张萱（生卒年不详）、周昉（生卒年不详）惯画宫中艳丽丰腴的女子。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美人著裸肩长裙，上身直披一件大袖纱罗衫，轻掩双乳。由于画家手法写实，既如实地描摹出唐代细腻透明的衣料，又逼真地描绘出女子那柔润的肩和手臂。
唐代崇尚丰满、浓艳之美，赏花喜欢赏牡丹，人则讲究男无肩女无颈，马也要头小颈粗臀部大。在唐代绘画中我们不难看到，唐女为了显示自己丰满，特意将裙子做成六幅、八幅、十二幅，还嫌不够，于是就出现了将裙腰提高，直到腋下的款式，这样就看不见女子的腰身，只见一个圆滚滚的外形。
对于唐裙的描绘，诗人几乎想尽了绝妙的诗句，除了款式之外，还有不少提及裙色。从诗中可以看到，当年的裙色相当丰富，而且官方的束缚少，因而可以尽人所好。仅色彩就有深红、杏黄、深紫、月青、草绿、郁金等，其中以石榴红裙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中都有关于石榴裙的描述。《燕京五月歌》中记述石榴裙流行盛况，说石榴花开的时候满是浓重艳丽的石榴红，千家万户买石榴花给家中的女子染红裙，可以想象有多么壮观。郁金裙也是以植物色染成的，但这种植物不同于原产小亚细亚的郁金香，而是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其肥大根状茎及纺锤状块根的汁液能够染布、而且散发着香气。唐中叶时一位公主的百鸟裙，更是中国织绣史上的名作，其裙以百鸟羽毛织成，白天看是一色，灯光下看是一色，正看一色，倒看一色，而且裙上呈现出百鸟的形态，可谓巧夺天工。
女子襦裙装并不只是上衣下裳，还有其它款式用以补充或装饰，如半臂，就是一种短袖衫。现代人都是在夏天穿着，可是唐女穿时，常套在长袖襦衫的外面，其功能与坎肩有些相似。只因袖的长度在坎肩和长袖的中间，所以称半臂。穿起来娉娉婷婷，体态美妙怡人。
唐女爱披一件帔子，或是两只胳膊上搭着披帛。这两种装饰物的样子，区别在于帔子阔而且短，一般披在一肩，从出土的唐代女俑上可以看到逼真的效果。传说有一次宫中露天筵席，唐明皇大宴群臣。一阵风起，将杨贵妃的帔子吹到贺怀智的幞头（一种黑绸巾裹成的帽子）上。由此来看，帔子或许是很轻盈的，当然也不排除以厚重毛织帔子御寒的可能性。披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飘带”，长长的，一般较窄，从身后向前，搭在小臂上，两端自然下垂，后人画仙女和古装仕女，怎么也忘不了这种美妙的披帛。
与襦裙装相配合的足服，有凤头高翘式锦履，也有麻线编织的鞋或蒲草鞋，软软的，但很精致、很轻巧。除了绘画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形象的资料以外，在新疆等地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实物。
唐女著襦裙装时，头上一般不戴帽子，当然也有花冠等是属于装饰性的，出门时则戴一圈垂纱的帷帽。这种帷帽从唐初开始流行，至盛唐时，女人们连帷帽也不屑于戴了，干脆露髻骑马出行。当年发式可谓多变，体现着唐女的奢华之风。仅高髻，就有云髻、螺髻、半翻髻、反绾髻、三角髻、双环望仙髻、惊鹄髻、回鹘髻、乌蛮髻及峨髻等，另外还有较低的双垂髻、垂练式丫髻以及抛家、半翻、盘桓等30多种。这些发髻大多因形取名，也有的是以少数民族的族称取名，今天的人们除在唐代仕女画中看得到发髻上插满了金钗玉饰、鲜花以及酷似真花的娟花的具体形象外，还能在出土文物中一睹各种精致的金银首饰和绢花的实物。
面妆虽说不是唐女发明的，但奇特华贵、变幻无穷。唐女在脸上广施妆艺，不只是涂上妆粉，以黛描眉，以胭脂涂两颊，以唇膏点唇，还要在额头上涂黄色月牙状“额黄”（亦称“鸦黄”）饰面。据说是模仿西北民族的黄面佛妆。眉式也花样翻新，传说唐玄宗曾命画工画十眉图，这也是风流皇帝在服饰史上留下的逸事。眉式的名称很好听，有“鸳鸯”、“小山”、“三峰”、“垂珠”、“月棱”、“分梢”、“涵烟”、“拂云”、“倒晕”、“五岳”等，再加上民间的柳叶眉、却月眉、阔眉（桂叶眉）、八字眉等，真是美不胜收。这还不算完，双眉中间要有花钿，可以用鸟羽、黑光纸、螺钿壳，也可以用金箔、鱼鳃骨、云母片或者直接用颜料画。眉梢处则要描上一道“斜红”。嘴唇以唇膏点出各种时兴的唇形，在唇角外一厘米处再点上两个黄豆般的红圆点，美其名曰“靥”。盛唐以后，靥的范围越来越大，扩展到鼻翼两旁，还变化出钱形、杏桃形、小鸟形、花卉形等。我们在敦煌五代时期的莫高窟61窟壁画上，仍能见到这种“薄妆桃脸，满面纵横花靥”的女供养人形象。
这些面妆并不都是唐人的创造，有些带着前代的传说，故事美妙动人。如花钿，传说南朝宋武帝刘裕（363—422）有一位女儿叫寿阳公主。正月初七那一天，寿阳公主行于（一说卧于）含章殿下，忽然微风吹来一朵梅花，恰好贴在寿阳公主的额头，拿不掉也洗不掉，看起来很美，于是就在民间流行起来。这种被称为“寿阳妆”或叫“梅妆”的面饰伴随了唐代乃至宋代女性很长时间。唐代李复言在《续玄怪录定婚店》中记下了这样一段故事：有人名韦固，一日路过宋城，住在南一家客栈。夜晚见到月下老人倚着装满红绳的袋子闲坐。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月下老人用红绳将男女二人腿系在一起，就成了夫妻。韦固遂上前询问自己的妻子是谁，老人翻开婚姻簿查了一下，说城北卖菜婆的女儿就是，时年刚刚三岁。韦固听了很生气，就命仆人去射杀。仆人不忍，匆忙间只刺伤了女孩的眉心。十几年后，刺史王泰看韦固勇猛可信，就将自己的义女嫁给了他，新娘额头装饰着花钿，夜晚卸妆时惟独花钿不取下。韦固奇怪，一问才知道，正是当年被刺伤的那个女孩。这是一段传奇故事，但由此也不难看出，女性白天在脸上施以装饰，在当时已蔚然成风。关于“斜红”的传说是，三国时魏文帝曹丕（187—226）曾有个宫女，名叫薛夜来，文帝对她十分宠爱。一天夜里，文帝正在灯下读书，夜来上前侍侯，不小心撞在水晶屏风上，顿时鲜血顺着太阳穴流下来。痊愈后，脸侧依然留着红色的瘢痕，可是文帝依然喜爱她。于是，宫女白居易像们竟以此为时髦，纷纷用胭脂在脸上画对称的红瘢。刚开始时叫“晓霞妆”，状如清晨的红霞，后来大多称之为“斜红”。
关于眉，宋人《隋遗录》（题为唐颜师古撰）中记录，隋炀帝巡游江都（古代扬州），其随行人员分别乘龙形和风形的游船，每只船上有千百漂亮的女子划桨。其中有个叫吴绛仙的女子，就因为画着长眉，引起了隋炀帝的注意。
就在唐女认为面部再也没有地方涂抹花样时，面妆之风却陡然一变。《新唐书·五行志》中提到，唐代中期以后，女性一度流行不施脂粉，而且以黑色的膏脂涂唇。诗人白居易也在《时世妆》诗中写道：“时世牧，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近似含悲啼。”这种被称为“啼妆”或“泪妆”的妆容，配以堕马髻、弓身步、龋齿笑，格外惹人怜爱，因而风行一时。
与花枝招展的襦裙装相比，将整套男服穿在身上则别有一番情致。唐代典型男服是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衫，腰间系带，脚蹬乌皮六合靴。这身装扮使男子穿着干练、潇洒又不失儒雅，女子穿又别有一种洗尽铅华却添帅气、俏皮的风度。尽管儒家经典中早就规定：“男女不通衣裳”。唐代女着男装的形象，在张萱《挥扇仕女图》、《虢国夫人出游图》以及敦煌莫高窟壁画上都可以见到。《旧唐书·舆服志》和《中华古今注》中也记载，唐代女子穿男装，包括皮靴、袍衫、马鞭、帽子，不论身份尊卑，甚至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都这样装扮。由此可见，唐代社会开放，对女性的束缚很少。
盛世唐装就是这样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尽管今天的人们习惯将对襟袄通称为“唐装”，以其代表中国传统服饰，但那不过是一种以唐代为荣的说法，事实上，现代的唐装远不及唐代的服装璀璨夺目、千姿百态而富有生命气息。当年“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势是多么宏大，唐代中国才真正称得上是“衣冠王国”。
丝的传奇
众所周知，丝是中国独特的发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出产和使用丝的国家。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黄帝的元妃“嫘祖”，是公认的养蚕取丝的始祖。她提倡养蚕、育蚕种，亲自采桑治丝。古代皇帝供奉她为“蚕神”。据考古资料，中国利用蚕丝的时代比传说中嫘祖生活的年代更早。战国时的荀子（约前313—238）所作的《蚕赋》，记述了“马头娘”的传说：一个少女的父亲被邻人劫走，只留下了乘马。少女的母亲说，谁能将其找回，就将女儿许配给谁。结果那匹马闻言脱缰而去，真的将父亲接回来了。母亲却忘了自己的许诺。马整日嘶鸣，不肯饮食。父亲知道原委后非常愤怒，认为马不该有此妄想，一怒之下将马杀了，晒皮于庭中。有一天，少女由此经过，马皮卷上少女飞上桑树，变作了蚕，从此这位少女就被民间奉为蚕神。“蚕神”的影响波及到了东南亚和日本等地，那里都供奉“马头娘”。
神话传说之外，关于丝的早期应用，还有更为准确的资料。1958年，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址（位于浙江余杭）中，出土了一批4700年前的丝织品，它们是装在筐中的丝线、丝带、丝绳、绢片等，经鉴定，认为是家蚕丝制品。尽管这些文物已经炭化，但仍然能够分辨出丝帛的经纬度。丝带由16根粗细丝线交织而成，宽度为5毫米，丝线的投影宽度均为3毫米，用三根丝束合股捻成，这表明当时的丝织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
回鹘服3000年前，商代甲骨文上已有蚕、桑、丝、帛等文字，可见桑蚕业已经在生产中担当重要角色。河南安阳殷墟墓出土的铜觯和铜钺，与甲骨文同一时期，上面的菱纹与回纹印痕清晰可辨，这些丝织物的残痕表明，商代已能织出菱形斜纹的绮，而周代已能织出多色提花锦了。1959年，江苏吴江梅堰遗址中出土的黑陶，其纹饰有蚕形纹，描绘得具体真实，反映出人们对蚕的熟悉程度。作为儒家经典，汇集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文学、哲学、文化思想、神话、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的《尚书》，也有关于丝的记载，在记述各地贡物的文字中，已有丝、彩绸、柞蚕丝、黑色的绸、白色的绢、细绵、细葛等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