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湛即位后，高洋更荒淫残暴。高演夺皇位，高归彦出力不小，当年高演死，高归彦又在邺城迎高湛。高湛作皇帝登基后，一方面提拔高归彦为太傅、司徒，另一方面却对他反复无常有所猜忌。河清元年（562年）二月，任命他为冀州刺史，遣出京城。到位后，高归彦蓄谋作乱，被人告发，高湛派人把他抓回，连其子孙十五人一道杀死。高湛又肆行淫威，大杀诸王，先后杀太原王高绍德、河南王高孝瑜及河间王高孝琬。随后又杀高演的儿子乐陵王高百年、平阳王高淹和彭城王高。北齐高氏宗室之间互相猜忌，人人自危，使得短短十年间，四易其帝，形成兄终弟及，滥杀无辜的恶性循环。为杜绝类似事情再发生，在河清四年（565年）四月，高湛传位给年仅十岁的太子高纬，是为齐后主。高湛以太上皇自居，三年后病死。
高湛以前，北齐皇帝荒淫残暴，但军政大权却掌握在能臣和勋贵手中，近幸之人并不参予政事。从高淇起，开始给近幸之人“委以朝权”，和士开以善于握槊之戏得幸，穆提婆因其母陆令萱为胡后昵爱而入宫中，高阿那肱和韩凤以谄悦和士开，善于奉承被爱重。此外宦官、苍头、歌舞者、使鬼者都有被重用、授开府王爵的、以干豫朝权。高湛死后，后主年幼昏庸，这些奸佞之人完全执掌了朝廷大权。和士开劝后主杀了博陵王高济、赵郡王高，把领军娄定远、高文遥赶出京城。后和土开又谋夺赵王高俨的兵权，被高俨杀死，后主又杀了赵王高俨与南阳王高绰。恐诸王作乱，又把北平王高贞、高平王高仁英、淮南王高仁光、河西王高仁几、乐平王高仁邕、颍川王高仁俭、安乐王高仁雅、丹阳王高仁直、东海王高仁谦等王皆都软禁于北宫，不许外出。
大将斛律光是北齐名将，其父斛律金，早年跟随高欢，为高氏立有殊勋，斛律光与其弟斛律羡镇守地方，一个“声震关西”，一个“威行突厥”。因反对后主把晋阳田赐给穆提婆，得罪穆提婆与后主的另一宠臣祖。二人勾结起来，诬陷斛律光兄弟企图谋反，把斛律光骗入宫中杀害，派兵杀斛律羡，又把其家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诛杀。齐后主高纬是北齐诸帝中最昏庸无能的皇帝，不喜欢见大臣，整日与宦官、宫女、歌舞者等人混在一起，却肆行暴虐，把北齐得力的王公将领一一杀害，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得婆、韩凤等奸佞之人宰制天下，致使北齐王朝首先从内部瓦解，分崩离析，很快被北周灭亡。
佛教石窟的开凿
佛教产生于印度。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和学习释迦苦修，开凿了石窟寺。经过不断发展，佛徒修建石窟寺，用雕刻、泥塑、绘画等艺术手法宣传教义，成了佛教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特别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止，人民倍受煎熬，统治者也朝不保夕，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佛教在北方得到迅速发展，在南方也日益兴盛。传入的印度石窟艺术的影响，开凿石窟寺在北方甚为流行。据调查，今新疆、甘肃、陕西、山西、辽宁、河北、河南、山东等省都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这些石窟寺由于是用于佛徒修炼和礼拜之用，故大都开在悬崖绝壁，人迹罕至的地方，而窟内一般有佛象或舍利塔，以及以佛经为题材的雕刻或壁画，构成了风格独特的石窟艺术。这一石窟艺术，是在吸收外来佛教文化、结合本民族形式的窟洞、崖墓而创造出来的。
新疆地区南邻北印度。在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多处石窟群。其中位于拜城东约50公里的克孜尔石窟，现有洞窟235个。其中一些洞开凿时间，大致在东汉末年。说明印度石窟艺术约在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即已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然后再向东传播，流行于内地的。十六国时期，新疆、甘肃地区开凿了多处石窟，其中以敦煌莫高窟最为著名。
佛诞生图莫高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位于敦煌东南22公里的鸣沙山下。据碑刻载，它始建于秦建元二年（366年）。此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各代均有大规模的营建和修缮之举。这里凿窟的崖面属砾岩层，故雕像困难，彩塑和壁画成了这里石窟艺术的特色。莫高窟繁盛时有千余窟，现存492窟，分布在长达1000米的崖上。窟内计有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像2100余尊。壁画内容，历代各有不同。北朝时期多为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说法图一般是佛在中间宣讲佛法，两菩萨侍立左右。所谓佛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的前身行菩萨道，利生受苦之事。如舍身饲饿虎、割自己身上肉喂鹰救鸽等等。但画师们在画这类题材时，却将社会生活中如耕作、收获、射错、饲养、游乐、宴会、战争等等内容融合在画面当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其彩塑的佛、菩萨、飞天等等，又都是参考了现实世界的人物，使塑造的这些上天世界形象，又带有典型的现实世界的人物形象和性格。莫高窟以其营造延续千年、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极为丰富而享誉世界。这是我国一座巨大的石窟艺术宝库。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大量珍贵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所盗窃，许多洞窟受到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得到了保护和修复。
北魏时期，石窟的开凿更为普遍。与新疆、甘肃地方不同，各地的石窟均开凿在花岗岩一类坚硬的山崖上，洞窟内造像及装饰，全部雕刻而成。云岗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它位于山西大同市西16公里处。现存洞窟53个，延绵一公里，有各类佛像10万余尊。大同旧称平城，时为北魏都城；这里的石窟又是在北魏皇帝批准下兴建，规模特别巨大。北魏兴安二年（453年），在沙门统昙曜主持下初凿五窟。每窟依山雕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於一时”。参与石窟开凿的有四方名门与工匠，尤以河西凉州工匠为多。云岗石窟是吸收了凉州石窟的一些特征，并兼收其他各地石窟艺术的优点而进行的新的创作。所以，云岗石窟不仅以其大佛“雕饰奇伟，完於一时”，而且它的艺术风格还引起了各地的仿效。著名的龙门石窟，甚至石窟出现较早的河西地区，都可以看到像云岗那样笔直而高，唇薄肩阔，衣服短瘦，凸起式衣纹的佛像。
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开凿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在今洛阳城南20公里处的伊阙山上，故又称伊阙石窟，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龙门石窟开凿于孝文帝造都洛阳前五年，即太和十二年（488年）。北魏迁洛后，在此大规模营建，后又经唐代大力开凿，现在伊水两岸的东西崖壁，有石窟和壁龛几千个。远看如同蜂巢一般。在这些洞窟中，北朝开凿的约占三成。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一个洞窟。洞内主佛像释迦牟尼端坐，面颊较丰满，略带微笑；二菩萨两侧侍立，仪态庄严、文静。洞壁列龛密布，雕刻华丽精巧。造像题记端正大方，刚健质朴，许多是魏碑体的精华。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时开始开凿的。窟内壁面全部为雕刻品占满，雕作完整；窟内地面饰以莲花图案，更显富丽堂皇。窟口内壁崖面上雕有各高二米、宽四米的帝后礼佛图。分别反映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参加拜佛仪式的隆重与肃穆。这两部浮雕，是精美绝伦的艺术瑰宝，但在解放前却被奸商勾结帝国主义分子所盗凿。宾阳洞的主佛像面部秀润，嘴角上翘，呈微笑状。躯体魁梧，著褒衣博带式服装。这种形象已不再如云岗昙曜五窟佛像那样威严肃穆。如果说云岗石窟佛像还带有很浓的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龙门石窟造像这种风格和服饰上的变化则更显得中国化了。这种变化正是孝文帝改制、拓跋汉族化的结果。
除以上这些石窟外，这一时期还开凿了许多著名的石窟。如甘肃靖县炳灵寺石窟、天水的麦积崖石窟及河南巩县石窟、河北磁县响堂山石窟等等。这些石窟中的许多洞窟，都十分明显地受到云岗、龙门石窟艺术风格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开凿的众多石窟，与历代各朝开凿的石窟一起构成了我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齐后主冯淑妃
冯淑妃名叫小怜，原来是北齐后主高纬穆皇后的侍婢。穆皇后不再受后主宠爱以后，在五月五日把冯淑妃进献给后主，称此为“续命”。淑妃聪慧狡黠，会弹琵琶，能歌善舞。后主被她迷住了，坐便和她同桌，出去便与她并马而行，希望能和她生死相依。后主命令冯淑妃住在隆基堂，淑妃因曹昭仪曾在这儿住过，讨厌这儿，于是让嫔妃全都更换住处。
北周军队攻下平阳城时，后主在三堆围猎，晋州多次派人来告急，后主将回晋阳，冯淑妃请求再杀上一围，后主听了她的话。有见识的人以为后主名叫纬，“杀围”这话是不吉利的征兆。当后主到达晋州时，北齐军反攻平阳已快攻下了。齐军挖掘地道攻城，城墙塌了十多步宽的缺口，将士们想乘势攻进城去。后主下令暂时停止进攻，把淑妃叫来和他一起观看攻城。冯淑妃化妆打扮，未能及时到来。周军用木材将缺口堵上，平阳城因此未能攻下。自古以来传说晋州城西边一块石头上有古代圣人的足迹，冯淑妃想到那儿去看看。后主担心箭簇射到路中要经过的桥上，所以抽调攻城用的木材在远处再造一座桥，监督作桥的舍人因桥没有迅速建成而受到处罚。后主同冯淑妃过桥，桥塌了，到晚上才回来。后主声称淑妃有功勋，准备册封她为左皇后，当即命令使臣乘快马去取褂衣雉羽等皇后穿用的衣服饰物。并与淑妃一起乘马观看战斗，齐军阵势东面的部队稍稍有些退却，淑妃恐惧地说：“大军战败了！”后主于是带着淑妃逃跑而回。到洪洞戍城时，冯淑妃正在用粉镜自我欣赏，后面传来乱糟糟的呼叫声，说敌军来了，于是又起身奔逃。内参从晋阳带着皇后的衣服到来，后主为她抓住马缰，让冯淑妃穿上，然后才继续逃跑。后主逃到邺城，母亲皇太后随后到达，后主不出城迎接，冯淑妃将到的时候，后主凿开邺城北门，到十里以外去迎接。又带着淑妃逃到青州。后主被俘到长安，向周武帝乞求把冯淑妃赐还给他，周武帝说：“我把天下都不放在眼里，哪会舍不得把一个老婆子给你！”因而把冯淑妃仍旧赐给他。
当后主被杀以后，周武帝将淑妃赏赐给代王宇文达，宇文达非常宠爱她。淑妃弹奏琵琶，趁弦断了的时候，作了一首诗说：“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膝上弦。”宇文达的王妃受到淑妃的谗言，差一点被杀。隋文帝将淑妃赏赐给宇文达王妃的哥哥李询为婢，让她穿上布裙舂米。李询的母亲逼迫冯淑妃自杀而死。
北周的建立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一直牢牢控制着西魏政权。西奔关中的孝武帝元修因想得到最高权利，很快与丞相宇文泰产生了矛盾。这年冬季闰十二月，宇文泰鸩杀元修，改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是为文帝。最高决策及指挥权仍在相府里。
宇文泰在积极与东魏进行战争的同时，逐渐把汉族世家大族也拉入他的统治集团，扩大了他的统治基础。他又依靠汉族大地主和士人在各个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一个比较落后的军事集团逐渐改造为一个富有朝气的封建政权。西魏大统元年（535年），宇文泰便命一批汉族士人斟酌今古，参考变通，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为准则，制定出“二十四条新制”，然后奏请文帝推行。这就是西魏最基本的制度。初期在制度建设上最有贡献的人是汉族士人周惠达。宇文泰忙于前方军务，后方的营造戎仗，储积食粮，简阅士马等事，都委托周惠达办理。仪礼制度也是在周惠达领导下创制的，当时关右政权草创，礼乐制度残缺，周惠达与礼官对北魏旧制进行一番改革，才使得“仪轨稍备”。大统七年（541年），宇文泰在大统元年“二十四条新制”的基础上，又令人制定出“十二条制”，奏请实行，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西魏制度。这时周惠达将著名士人苏绰推荐给宇文泰，宇文泰问苏绰治天下之道，苏绰为他陈述帝王之道和申不害、韩非的法治之术，使宇文泰不禁“整衣危坐”，从天黑听到次日清晨而不觉厌倦，从此对汉族士人更为重视。宇文泰极想改革时政，寻求强国富民之道，苏绰也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先后制定了文案程式，朱出墨入，计帐、户籍等法，及其裁减冗官、设立闾正、保长二长，实行屯田以资军国等措施。大统十年（544年），西魏文帝把宇文泰前后所呈的“二十四条”和“十二条新制”，规定为“中兴永式”，命苏绰重加修订，合为五卷，颁行天下。苏绰又根据汉族统治者的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概括为六条：一是治心身，二是敦教化，三是尽地利，四是擢贤良，五是卹狱讼，六是均赋役。这六条，史称“六条诏书”，是西魏和北周总的施政纲领。宇文泰对此六条极为重视，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命令百官都必须认真学习。同时规定，牧守令长等地方官，不精通“六条诏书”内容和计帐的人，不得为官。此外，宇文泰又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创建了府兵制度，通过各项制度的创建、改革和实行，西魏政权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随着西魏政权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宇文泰在西魏的势力也自然就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