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认为，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州刺史再改为州牧后，州就成为一级行政机构，不再具有监察职能。这实际上是一种定式思维。如果仔细检索三国、西晋时期的史料就会发现，虽然这时的州已经地方行政化了，但其监察职能依然很强，而且制度上对其监察职责更有明确的规定。所以，曹魏、西晋时期的州，体现着监察与行政的双重性质。这首先可以从当时州机构的组成中看出。当西汉把州作为监察区时，州刺史的主要属佐是别驾、治中、部郡从事等。东汉以后，别驾、治中转而以行政事务为主，而部郡从事却从未因州性质的变化而改变其职能，相反其考案郡国的职责更为突出。《八琼室金石补正八》载《大将军曹真残碑》，碑阴有雍州部从事三人。《三国志》卷29《管辂传》载：“（辂）徙部钜鹿……”裴注：辂弟辰，“仕宦至州主簿、部从事……”同书卷30《东夷·韩传》载有部从事，乃幽州之部乐浪或带方者。《三国志》卷41《费诗传》记：费诗，先主即位时，为部永昌从事。《晋书》卷24《职官志》载：“州置刺史……所领中郡以上及江阳、朱提郡，郡各置部从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再如《隶续》一六《黄龙甘露碑》列益州部郡从事史凡九人（按：严耕望先生讲，这九位部郡从事，“职与朝臣大夫议郎并列，且有兼校尉、中郎将者，可知地位之崇”）。严先生认为这段史料诠解有争议，但州置部郡从事，尤其是当时边远小郡亦有部郡从事则不可否认。汉世州刺史、部郡从事、郡督邮等州郡官吏是专察非违的官员，皆不用本部人。三国、西晋时依然如此。其次，朝廷每每诏令州刺史，严纠州内贪浊犯科的二千石长吏。汉时，朝廷为刺史规定有察二千石长吏的《六条诏书》。三国时，曹魏政权也为州刺史规定了察吏“六条”。据《文选》载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注引《汉书音义》曰：“旧刺史所察有六条：察民疾苦冤失职者，察墨绶长吏以上居官政状，察盗贼为民之害及大奸猾者，察犯田律四时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洁行修正茂才异等者，察吏不簿入钱谷放散者，所察不得过此。魏盖沿汉制也。”这个“六条”是汉“六条”的改造版。两汉“六条”以奸猾豪强为主察对象，而曹魏“六条”则涉及州行政监察的各方面。
魏、西晋时期，不但朝廷明令州刺史要严格行使监察之职，而且真有不少州刺史和部郡从事，纠劾了许多郡国二千石的不法长吏。三国曹魏文帝时，以贾逵为豫州刺史，“是时天下初复，州郡多不摄。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也。今长吏慢法，盗贼公行，州知而不纠，天下复何取正乎？’……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明帝时，徐邈为凉州刺史，“弹邪绳枉，州界肃清。”《三国志》卷49《刘繇传》：“州辟（繇）部济南，济南相中常侍子，贪秽不循，繇奏免之。”同书卷61《潘？传》载：“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时沙羡长脏秽不修，？按杀之，一郡震竦。”《晋书》卷3《武帝纪》载：太康九年（288年）正月，因发生日食，下诏批评地方郡国说：“二千石长吏不能勤恤人隐，而轻挟私故，兴长刑狱，又多贪浊，烦挠百姓。其敕刺史二千石纠其秽浊，举其公清，有司议其黜陟。”同书卷71《陈传》又载：陈被州辟为部郡从事，劾案沛王司马韬狱，尚未审理清楚，恰逢解结代杨准为刺史。司马韬通过河间王司马请解结关照。解结至大会，问主簿史凤说：“沛王贵藩，州据何法而擅拘邪？”当时陈在座，回答说：《甲午诏书》规定：刺史衔命，国之外台，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纠。事征文墨，前后列上，七被诏书。如州所劾，无有违谬。最后，刺史解结说：“众人之言不可妄听，宜依法穷竟。”传》。】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到：1.进入魏晋以后，州的监察职责，开始由刺史为主，转到以部郡从事为主。2.部郡从事行使弹劾权，即使是刺史也不能无理干涉。陈要穷竟沛王司马韬狱，司马韬托宗王司马说情，刺史解结又直接阻挠，但陈仍不阿权贵，坚持弹劾，正反映了州监察权的继续性。3.陈敢于弹劾封王，主要有《甲午诏书》为依据，而且朝廷不止一次地下达诏书，同意州的弹劾，还将刺史的地位比作外御史台，又说明：不但州的监察职责未变，朝廷还对此一再加以强调。4.刺史的属佐--部郡从事，不仅能监察州辖区内各种非违，其非所辖而在境的违法者同样能纠劾。这种突破行政区划而行使弹劾权的情况，晋以前还未曾看到过。这可以说州的监察权限更大了些。所以，尽管魏晋时期中央御史台对地方的监察软弱无力，而地方州刺史的监察却有声有色。
不但地方州刺史对部内郡县有监察之责，且各州牧之间、部内驻军军将与刺史之间也互有监察义务。曹魏明帝时，满宠为豫州刺史，王陵为扬州刺史。二人共事不平。“王陵表宠年过耽酒，不可居方任”，被明帝召回亲察。曹魏齐王芳时，京兆人杜恕出为幽州刺史，征北将军程喜屯蓟，两人同驻一城。以地位与资历，程高于杜。程欲使杜修敬，杜恕偏不。程使司马宋权婉转提示杜恕，而杜恕回信说：“若令下官事无大小，咨而后行，则非上司弹绳之意……”一次，有鲜卑大人儿不由关塞入关，径直入幽州，杜恕因此斩杀了鲜卑大人儿的一个随从，无表上报，被程喜深文奏劾，付廷尉追究，罪当死，后因父功免为庶人，远徙章武郡。
（三）州部郡从事、郡督邮就近督察
三国、西晋时期，州部郡从事、郡督邮是州郡政府专职的监察官员，如不能尽力职守，则要被处罚。《三国志》卷12《崔琰传》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讲，孔融为北海相时，所统郡内，“租赋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卷26《满宠传》载：“（满宠）年十八，为郡督邮。时郡内李硕等各拥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宠纠焉。朔等请罪，不复抄略。”后来，满宠“守高平令。县人张苞为郡督邮，贪秽收取，干乱吏政，宠因其来在传舍，率吏卒出收之，诘责所犯，即日考竟，遂弃官归”。《晋书》卷42《王？传》：“州郡辟河东从事。守令有不廉洁者，皆望风自引而去。”
州设部郡从事，有权对郡太守的行政状况进行监察，还可直接插手郡政府的司法狱讼。不但可覆按郡司法案件，还可直接当法官判案。西晋太康时，代郡人赵至，“幽州三辟部从事，断九狱，见称精审”。反过来，郡太守也可依法监察州刺史。西晋武帝时，河西人张在广汉做太守。时益州刺史王？，在四川受中制募兵讨吴，无虎符，“收？从事列上……”此事后被晋武帝责怪其不密启，就动手抓人。而张则认为，只抓从事，未抓刺史是处理太轻，反受到晋武帝的首肯。
（四）校事、刺奸，伺察内外
校事一职设于曹操霸府初建时期，与此同设的另一监察职官是刺奸。曹魏时期中央御史台作用低微，而校事、刺奸却横肆其威，号为牧司爪牙吏。
校事的职责是“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即曹魏政权所有部门的所有官员，都在校事的监察范围之内。校事从东汉献帝建安初设立，到曹魏齐王嘉平中废罢，前后长达半个世纪，成为曹魏政权监控内外百官主要职官。《三国志》卷23《常林传》载，黄初中的校事刘肇，有一次经过成皋县，“遣人呼县吏，求取稿谷。是时蝗旱，官无有见。未办之间，肇人从入（沐）并（沐并，成皋县令）之阁下，稴呼骂吏”。县令沐并发怒，提刀带众要收拘刘肇。刘肇逃走。后刘肇回朝，“具状以闻。有诏：‘肇为牧司爪牙吏，而并欲收缚，无所忌惮，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杀之”。由此可见校事的专横之态与朝廷对校事的放纵之情。《晋书》卷33《何曾传》载：“嘉平中，为司隶校尉。抚军校事尹模凭宠作威，奸利盈积，朝野畏惮，莫敢言者。”这一记载更说明，曹魏政权下的校事，不仅是依部门而设，并且设于军中。
东吴政权为加强对朝廷内外的控制，设立与曹魏校事一样的中书典校（又称中书、典校、典校郎）来审查文书。通过查校朝廷内外往来文书来发觉非违，进行纠弹，达到监察目的。直到孙权死后，诸中书典校才被完全废罢。而在吴政权末年孙皓时期，有驺子张？“表立弹曲二十人，专纠司不法，于是爱恶相攻，互相谤告。弹曲承言，收系囹圄，听讼失理，狱以贿成。人民穷困，无所措手足”，即陆凯上孙皓疏中说到的“今复张立校曹，纵吏言事”。弹曲之官的设立，在吴政权中时间较短，但危害却很大。张？也因为听讼失理，擅杀无辜，众奸并发，而父子俱被车裂。它是吴政权废校事之后更设立的伺察官。
刺奸之职的设立至迟可能在东汉后期就已经有了。据文献记载，东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带兵围攻盘踞在下邳的吕布，当时，广陵太守陈登率郡兵为先驱。但是，陈登的三个弟弟被吕布扣在下邳城中为人质。吕布欲以此要挟陈登。当时“布刺奸张弘，惧于后累，夜将登三弟出就登”。吕布的刺奸官是否有归口的机构，不得而知。因曹魏政权里的刺奸工作是有专门的机构主管的，但不知是什么名称。根据文献记载，在刺奸队伍里，有“刺奸令史”、“右刺奸掾”、“刺奸主簿”。曹操为严格监控内外百官，设置刺奸，使他们混杂于内外官吏之间，伺察非违，还使他们掌有刑讯之权。魏文帝时，泰山平阳人鲍勋为治书执法，因罪下廷尉，判徒刑五年。廷尉三官驳议为：应罚金二斤。文帝大怒，旨令：“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因此，刺奸通过刑讯来发觉官吏非违是其渠道之一。“明帝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
从文献记载来看，曹魏政权沿袭刺奸制度，是把它作为双刃剑使用的。一方面，让刺奸官虎视鹰瞵地监视百官；另一方面，又专门让那些不被信任的人作刺奸。因此职最易被人反控诉，因而也就最易被找到杀他的借口。曹操时，想杀高柔，以为刺奸令史。但高柔“处法允当，狱无留滞”，使曹操无从下手，还得为他升官。再如丁仪，因赞立曹植为太子而得罪曹丕。曹丕得为太子后，“欲治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而仪不能”。
刺奸一职，南朝以后仍然存在。公元454年，南郡王刘义宣起兵失败，被黄门侍郎竺超民用车“载送刺奸”，即是明证。
那么，曹魏中央既有御史台及其职官，为何又要设校事和刺奸去行使监察之职呢？这正是曹操熟知当时局势的具体表现。因为东汉以来的门阀世族，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势力。中央的许多重要部门为他们所把持，御史台即是其一。这些门阀世族以贤达君子自居，以保官守禄为念，虽在御史台任官，却根本不愿去纠人非违，惹人怨恨。朝廷若仅依靠御史台官员，难以完成刺举百官的重任。所以当曹操的法曹掾高柔进谏说“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赵）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时，曹操却说：“卿知（赵）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所以中央设立御史台，仅为安排那些所谓的贤人君子，抚慰门阀世族而已，并未指望御史台有所奏劾。反观“校事刘慈等，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成为朝廷伺察官员非违的主力。曹丕称帝后，高柔先担任治书侍御史，后加治书执法，律令奏劾他都要主管。然而他不但不以奏劾发觉为务，反而对刘磁等人刺举的众多奸罪，在处罚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了真正的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的君子了。曹操深知这点，因而御史台、校事并设，既满足了门阀世族的官禄之求，又收到了监察内外百官之效。因此，自建安初设立校事，到文、明二帝坚持不废，正说明了它的实际作用。嘉平中废罢校事，是因为司马氏刚刚夺得曹魏政权，为安抚内外“贤人君子”对校事的强烈不满，争取门阀世族的支持，才不得已而罢之。校事废罢了，御史台又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于是“豪右放纵”、“朝野溷淆”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上述三国和西晋时期，中央与地方在行政统领权、财权、司法权的分配上，大体说来是成功的。军权的分配上，曹魏政权无疑又是成功的。西晋政权则因为封国置兵，宗王出镇，州郡罢兵，中央禁卫军数量很多但长期没有统一指挥等一系列重大失误，最终酿成延续十年之久，危害巨大的“八王之乱”，其直接后果是导致西晋的灭亡。在监察权的分配上，曹魏政权无疑是成功的。司马氏因要讨好和维护世族利益而废罢校事制度，西晋政权也就失去了对内外百官的控制。东晋时期王导行“愦愦之政”，正是废罢这一制度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东晋南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从公元317年至579年，在我国南方的建康（今南京），先后建立过东晋、宋、齐、梁、陈等五个偏居政权，史称东晋南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