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拿什么来隐喻1976，虽然1976包含了不比现今少的物件与悲剧性。拿一条长凳，一把木椅，是不行的；拿一江河水，满山迷雾，也是不行的；更不可能拿满天乌云和石子一般的冻雨。或许，可以拿一段哀乐和生了稻瘟病的水稻，但结着稀少谷粒的病态的植物又显得过于文明和世俗。我想拿屋檐下的青苔和稻田边的水葵来完成这个潜伏已久的隐喻。青苔潮湿粘腻，容易让人滑倒；水葵性感肥壮，暗合了我的身体滋生的欲望。
——题记
一
1月1日。岷山云雾缭绕。涪江河谷萧瑟。低温。灌在麦苗上的粪水，转眼结成了冰。村庄裸露在山脚下落光叶子的椿树林，几丝的袅娜的炊烟与雾霭混在一起，加重了天光的阴郁。手持粪瓢的女社员在立着光秃秃的桑树的田野深处张望，头上的棉帕垮下来也没察觉。挑着粪水走在田埂上的男人们嘴里哼着山歌，肩上的扁担发出的咯吱咯咂的响声把山歌撕得粉碎。
大石板。海拔两千米的山峰。三瓣莲花中最小的一瓣。我跟两个哥哥爬上了迷雾朦胧的莲花。我没有嗅到莲花的芬芳，也没有闻到亿万年前山峰形成时弥漫的岩浆的气味，我只是嗅到了飘飘洒洒的冻雨的味道，只是感觉到了地冻天寒的冷。
两个哥哥在老林里砍柴，我在一旁搓手跺脚。我不足十一岁。冻雨包裹了我，我的手指和脚趾都冻成了冰棍，整个身体都结成冰壳。山脚下是荒凉的黄土地，是看不见底的壕沟。黄土坡王光荣家的房背上冒着青烟。我开始嚎啕。我冷得清疼。我要到山下去，我要到王光荣家的石板房里去烤火。北风夹着冰渣，吹散了我的哭泣。冻雨洒洒，冻结了我的眼泪。
1月8日。腊八节。昏暗的早晨。尿湿的被窝。我从冷颤中醒来。透过厨房油灯的光线，隐约看见敞开的后门，后门外平铺的墓碑。六点十分。长桂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准时响起。木楼口，靠左的梁柱上，红油漆漆过的小木箱唱起《东方红》。我多次爬上楼梯，站在楼口，把耳朵贴在木箱上听里面讲话。在我的感觉中，里面就是毛主席，就是北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全世界。小木箱沾满阳尘，布满蜘蛛网，声音依旧嘹亮。有过很多中午，或者下午，小木箱带给了我足够的欢喜。“长桂人民广播站，现在播送通知，今天晚上，在桂香楼放映战斗故事片《渡江侦察记》。”广播员是本地人，“ang”和“an”不分，把“上”说成“善”，把“香”说成“仙”，把“放映”说成“饭引”、“渡江”说成“渡尖”。当然，还有《闪闪的红星》、《奇袭》、《地道战》。
六点三十分。“新闻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我半坐起来，掀掉尿湿的床单，把下半身伸到棉絮里，望着后门外朦胧的天色，偷偷捉住尚未发育的小鸡鸡，恨不得把它拔掉扔了。“周总理死了，周总理死了。”父亲一边穿衣裳一边从睡房走出来。语气是惋惜的。周总理死了，周总理跟我有关系吗？“周总理可是诸葛亮啊，周总理死了，后面就更难办了。”父亲在火塘里穿袜子。火塘刚刚添了一抱木叶。火光冲天。
婆婆煮好腊八饭，父亲先盛了一钵准备喂大园子里的核桃树。核桃树正当壮年，一到夏天，就遮蔽了大半块园子，秋天能收两大背核桃。
父亲拿了斧头，大哥端着土钵，二哥、妹妹和我跟在后面。父亲用斧头在核桃树的旧伤疤上砍出一排排新伤口，大哥用木勺把腊八饭喂在伤口里。伤口渗出的白浆与腊八饭混在一起，让1976神秘而恶心。
我想跟大哥二哥一样，穿有皮带扣的裤子。我不想再穿“球打伞”。穿“球打伞”爱牵“盐口袋”，总有大人开我的玩笑，把石头丢到裤裆里。
在王光财家后院，二哥对我说：“把我碗里吃剩的荞面吃了，我给你一个弹弓。”我说：“我不要弹弓，我要你那根有皮带扣的黄裤子。”我们从王光财家的自留山砍了青杠柴回来，坐在后院吃荞面。荞面硬邦邦的，没有油。等太阳出来照在碗里，我已经吃光了二哥的碗底子。想像穿着二哥有皮带扣的黄裤子走进邓老师的视线，不说荞面，就是癞蛤蟆也敢吃。
在长桂小学的苹果树下把青杠柴卖给校长的女人黄松如，我没有看见邓老师。邓老师也许进城了，也许回江油了。要是邓老师在，我会把柴送给她，一分钱不要。
揣着卖柴得到的五角七分钱穿过乱石窖，走过楼坎底下，走过大盖透，走过三秦庙，我特别享受拥有五角七分钱的满足。我清楚，一回到家，就得将它们如数上缴。
二
2月5日。“农业学大寨”初见成效。龙嘴子的老河滩被炸药、雷管、鸡公车、背篼、黄土、成都知青改成了沙地。队长王生喜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英明，他说人定胜天，人他妈的真还把天胜了。”王生喜说话的时候已是黄昏，社员们正坐在石墙上评工分，最后一窝土豆已经种上。
公社石灰厂的木船在涪江里过来过去运送矿石。涪江依旧丰满，碧绿的江水流淌在古旧的河床里，像穿粗布衫的少妇的身体。身体的河岸线带着身体本身的欲望，使眺望的眼睛迟迟感觉不到黑夜的来临。寒风乍起，乌鸦在空中盘旋。拌了毒药的花生米装在保管室的铁桶里，过几天就会种到沙地里。凶多吉少。要不了多久，就会在落了春雪的沙地看见一只只死乌鸦。王生喜说：“晚上公社有电影，记录片，《周总理粉碎不朽》。”成都知青黎抗美笑倒在了本县知青肖平的怀里。“不是粉碎不朽，是永垂不朽！”黎抗美的声音蛮甜的。王生喜连忙改正：“永垂不朽，是永垂不朽，没念过书，逗人笑了。”王生喜磕着烟锅。
2月23日一早。风把泥窗上的报纸吹得哗啦响。报纸上的林秃子在随风抖动，让人想起吹奏中颤动的笛膜。一起颤动的还有枯干的竹叶、初春的阳光和挂满花蕾的樱桃枝。我睁开眼睛就看见了这些。撩起蚊帐，也能看见毛主席，在床边的篱壁上。传说他正走在去安源上，手头握着把收起的雨伞，背后是一望无际的山冈和云雾。他的脚下有花。矮小。像是杜鹃。毛主席去安源。安源就是杜鹃山。我看过样板戏。在拱桥沟的两红岩，我还扮演过《杜鹃山》里的雷刚，跟女生一派，并由此得了个绰号——“女娃儿那头的雷刚”。毛委员高大、英武，但身材匀称、挺拔。他年轻，面庞坚毅。他握成拳头的左手也表达着坚毅。毛委员身上沾了点点血迹，已经发黑，那是我用巴掌消灭长脚蚊的战绩。蜘蛛在他的上方结了网，阳尘和三两个被蜘蛛吸空的苍蝇挂在蛛网上。
3月8日。樱桃花谢了。我梦哭过。隐约记得一辆汽车，要载我走。婆婆不停地打我的屁股——是真打，打得我屁股清疼。我醒来，呼吸依旧急促，泪水挂在腮帮上。
三
1976年的春天是隐蔽的土豆花、繁茂的扁谷草和不时的饥饿。
土豆花在龙嘴子，在短坑里。紫色。像鸢尾花，像蝴蝶。土豆扎根之处虽是贫瘠的沙地，却也是处女地。充足的农家肥和适宜的春雨让土豆生得苗壮叶阔花艳。
扁谷草在河岸上，像生错地方的水稻。碧绿。粗糙，富有纤维，非常适宜于水牛宽阔的舌头和机械的胃。
我们的饥饿是一个秘密，先在我们家大园子的苎麻地里，尔后转移到了前院竹林边的马厩。苎麻茁壮水淋，叶子阔大，它挂满露珠的景象足够让我们当时饥肠辘辘，过后念念不忘。父亲在一夜之间挖出苎麻的根，让婆婆磨成面粉。我们兄妹四个吃出了苎麻的苦涩，却没有吃出其中的名堂。在我们家的马厩，我看了多少回驴子吃豌豆，我的喉咙就跟着驴子的喉咙蠕动了多少回。在驴子满足食欲的过程中，饥饿的我没有丝毫的嫉妒。倒是有一天，当我发现我们吃的豌豆饼是生产队分给驴子的配料，我感到了耻辱。
4月2日。中午。没有米饭，没有馒头，没有锅盔，没有饼干。我们去了学校背后的沙沟。到处是洪水冲刷过的痕迹。梅子把裤子垮到了脚后跟，让我们看。下课的时候，梅子已经脱过一回，她站在课桌上喊：“看到看到，我脱裤子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有这样的冲动？
什么叫“三项指示”？什么叫“反击右倾翻案风”？邓老师一定晓得。邓老师教我们说：“以‘三项指示’为纲是黑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红纲领。”“纲”是什么？邓老师说：“‘纲’就是鱼网上最大的那根儿绳子，纲举目张。”邓老师说一句，我们跟着说一句。我问邓老师：“为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以‘三项指示’为纲？”邓老师一个箭步上前拿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再说。邓老师脸色煞白。
下午开大会。反击右倾翻案风。校长也说以“三项指示“为纲是黑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红纲领。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一个字。大会的一个重要议程是批斗大队小学的林老师。林昌富。林老师自己走上台，自己低下头。有人喊“娼妇婆娘，娼妇婆娘”。林昌富是个男的，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十八九的光景，上唇刚刚长了点胡子。他跟公社小学的女老师讲恋爱，三天两头往公社小学跑。公社革委会主任说，他犯了生活作风的错误。我看见有人往林老师身上扔泥巴，我也扔了一个。邓老师看见了，走过来揪我的耳朵。邓老师像是哭过。她和林老师是同学。
4月5日。清明节第二天。未上生漆的柏木棺材。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我坐在棺材上吃剩饭。花圈。北京。市长。吴德。广播讲话。“一些没有安好心的人。”“一个戴眼镜的坏人”。阴谋。“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一些“不明争相的群众”。首都工人民兵。“反革命暴乱”。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听见严正声明。杉木楼梯搭在楼口，等着我一梯一梯攀上去。我坐在棺材上，拔着碗里为数不多的米粒。上年冬天，棺材里还是满满的稻谷，而今已空无一物。过了今年，棺材里又会是满满的稻谷。棺材是婆婆的。婆婆什么时候睡进去我不知道。有一次，婆婆睡进去又出来了。棺材是我们家的家具。
“北京又在闹事。”穿小管裤旧军衣的大哥从外面回来说：“有人借悼念周总理想阻碍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哥读初三了，爱跟成都知青操。
我从棺材上下来，还在想“三项指示”。广播里在反复播送吴德的讲话，义正词严，我不想听。我想听广播里说：“今天晚（碗）上，在桂香（仙）楼放（饭）映战斗故事片《车轮滚滚（拱拱）》。”
黑暗从外面涌进来吞噬了大哥、妹妹和我。也吞噬了广播。
（四年后，我知道了广播里讲的“反革命事件”其实是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四年后，我在县城影剧院看了县里背篼剧团演出的话剧《于无声处》，并由此记住了“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诗抄。十年后，还是清明，我的婆婆睡在了那口等了她三十年多年的棺材里，从棺材里舀出的谷子已经生虫。）
4月24日。樱桃熟了，挂满枝头，红亮亮的，叫人见了喉咙发痒，感觉如同后来见到性感女孩。站在院墙上，甚至就站在石板路上，伸手就能够到樱桃。大多数时候，我只是伸手把枝条拿下来，把嘴巴凑过去，含住樱桃。樱桃在嘴里挑逗味蕾的时候，露水也在亲吻我的眉梢和鼻梁。为了吃到向阳的樱桃，我爬石墙，爬房背，爬草垛，爬树。向阳的樱桃红亮，大颗，特甜。
“车家湾的李子，长河湾的女子。”还有胡家坝的樱桃。胡家坝就是我们生产队。我们生产队的樱桃闻名县城。白樱桃。颗大。甜。阳春三月，城里女人修白的手，挑剔的目光，漂亮的网兜，娇艳的嘴唇，为我们的樱桃增色添辉，而我们的樱桃所得的宠幸则直接体现在分分角角的人民币上。
4月25日。星期天。我在梦中跟邓老师坐在水磨上吃樱桃，父亲叫醒了我。揉了揉眼屎，我，猴子一样爬上了树。大哥二哥早已在树上。父亲在房背上，母亲在木梯上。母亲用“勾达棍儿”把脑壳上方的红樱桃勾下来，一手拉住，一手摘，竹篓就挂在手边树枝上。隔壁的王金勇也在帮着摘，他正骑在一棵高树的枝桠上搓手，他的手沾了露水，皮肤过敏。
采摘樱桃不同于采摘别的水果，要选红透的摘。屁红屁红的、黄的和青的得留在枝头护着，红了再摘。摘樱桃不能勒，否则到手的只是一把水。也不能脱把，脱了把樱桃很快就会翻乌、变质。
5月2日。我把清树的樱桃拿到学校送给邓老师吃。邓老师坐在寝室外的苹果树底下。苹果已经有指头大。草绿色的灯心绒上衣使邓老师有些隐蔽。“清树的樱桃，给你的！”我递樱桃过去的时候，发现邓老师哭过。“你晓得我爱吃樱桃？”邓老师没看我。“清树的了，最红，最甜。”我说。
看邓老师吃樱桃很满足。她回寝室先拿温开水清洗。红亮水淋的樱桃被邓老师修长的有些失血的苍白的手指送进同样有些失血的唇间，继而在粉红的舌间消融。吐出的核儿清白带一点鹅黄。
我站在旁边，专心地看她吃。她城里人的斯文让我喜欢而开眼界。“邓老师，你哭过？”我忍不住问她。邓老师没有理我，只一颗颗吃着樱桃。“邓老师，你肯定哭过！”我走过去挨着她的身体。“小孩子家家，晓得啥子？”邓老师看了我一眼，没有我想要的亲昵。其实，我的身体只是挨着了她的衣裳。“我看见他了，他来了。”我说，“是他把你弄哭的。”他是她耍的男朋友，个子很高，我们叫他“高大汉儿”。从寝室的窗户看出去，就能看见他在投篮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