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六百多名陆军，就像一千六百多个绵密的针脚，把傅家甸这个原本敞开的大布袋，死死缝起来了。两万多人口被装在这个布袋里，不得露头了。
封城后的傅家甸被划分为四个区。区与区之间，是以居民佩戴在左臂的证章颜色来区分的：白、红、黄、蓝四色。白色一区，红色二区，黄色三区，蓝色四区。老百姓嫌数字冰冷，还是依照颜色，私底下把这四个区叫做：白区、红区、黄区和蓝区。
分到红色证章的人最高兴，他们说这火焰般的颜色喜气，能祛除晦气；领到黄色证章的人，心里也是安慰的，因为那是富贵色；而拿到蓝色和白色证章的人，都吊着脸。他们说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这不预示着自己快要升天了吗？白色呢，是苍茫色，吊孝才用的。看见白色证章的人，就仿佛看见了招魂牌，脸色“唰”地变白了。
不仅傅家甸的居民，就连镇守各区的士兵，也得按自己所执勤的区，佩戴证章。同一个区的人，可以在本区内自由行动，要想去外区，必须申请特别准证，方可通行。那些脚野的汉子，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在街上嚷嚷，说是老鼠传播鼠疫，可以四处游走；人却要像鸡一样，被圈进笼子，世上哪有这么防瘟疫的？
喜岁家那一带，被划归为白区。周耀祖瞥了一眼白色证章，不满地说：“这些做章的，咋不把白色换成别的色儿？绿色和紫色不是很好吗？”
于晴秀宽慰他说：“白色多亮堂呀，银子是白花花的，大米是白花花的，砂糖是白花花的，雪花也是白花花的。”
周耀祖哼了一声，说：“你咋不说眼泪是白花花的，梦是白花花的？”
未等于晴秀反驳，喜岁插言道：“太阳光是白花花的！”
于晴秀美滋滋地说：“就是，太阳光多吉祥呀，白的东西都是好的。”
喜岁帮衬完母亲，见掌勺的父亲跟自己吹胡子瞪眼睛的，像被惹急了的猫，赶紧又说：“哦，我想起来了，大鼻涕是白花花的呀——”
于晴秀用勺把轻轻敲了一下喜岁的脑壳，嗔怪道：“现在就两面三刀，大了准不是好东西！”
蹲在灶下剥洋葱剥得直淌眼泪的周济，对儿媳说：“不是我这当爷爷的吹牛，我这孙子，在傅家甸可是数一数二的！心眼儿好，还灵光！”
喜岁得到表扬，快活地打起了口哨。周耀祖说他打得不好听，喜岁便将他：“那爹打个给我听听？”周耀祖晃了晃脑袋，嘬起嘴，“嘘嘘——”了两声，听上去像是大人把小孩子撒尿发出的声，喜岁被逗得嘻嘻直乐，说：“爹，听你打口哨，我就想找尿罐。”
周家人都笑了。在外面执勤的士兵听到这热烈的笑声，受到感染，也跟着笑了两声。一个在白区里穿行的老汉听见士兵笑，“哼”了一声，说：“看见傅家甸死人，你就这么高兴呀？敢情死的不是你家人，什么德行！”士兵受到奚落，立刻板起脸。
被隔离在火车车厢的，已近千人。那黑黢黢的一节连着一节的“瓦罐车”，横在粮台一带的铁路线上，大概有六十节，远远一望，就像一个爬向傅家甸的怪物。粮台是傅家甸的城边了，所以喜岁跟着爹爹挑着担子送饭，要穿过黄区。他们有防疫局签的特别通行证，畅行无阻。
瓦罐车每节隔离着二十人左右。男人与女人是分开的，而孩子跟着女人。车厢的火炉是临时加上的，所以每节车厢的上方，都开了一个洞，探出一截烟囱。周家做的饭食，供给两节相挨着的车厢，一节住的是女人和孩子，另一节是男人。
每节车厢，都配备了一名防疫员。由于人手紧缺，除了中医，一些警察和救火队员，通过简单培训，也成了防疫员。周耀祖家送饭的那两节车厢的防疫员，就有一个是救火员。防疫员要定时给被隔离的人测量体温，逐一登记，还要对车厢进行每日消毒。如果发现有人发烧，要及时上报，由专门的防疫车，给拉到疫病院。所以留在火车上的，基本都是体温正常者。他们身体无恙，胃口奇佳，一到饭时，就嚷着饿了，让防疫员赶快把车厢门打开。喜岁快到粮台时，远远就会看见那些人袖手站在车厢边，眼巴巴地等着饭来。
防疫员站在车厢底下，一律穿着白服，戴着白帽和白口罩，只有眼睛露在外面。如果不从高矮胖瘦来看出不同，你会觉得他们是同胎生的，一个模样。
每节车厢门的下面，都搭着一块三阶的木梯，供人上下。喜岁没有坐过火车，他很想上去瞧瞧里面什么样，可防疫员不允许他登车。
周耀祖担子里装的是焖饭或是炒菜，喜岁挎的篮子里，往往盛的窝头。他们把它们交给防疫员，由他分发下去。通常情况下，饭桶还没落地呢，车厢里的人就七嘴八舌地嚷开了：今儿吃什么呀？有没有肉呀？这些被隔离的人，在家里可能糊弄一口就行，可是这时候，却是挑肥拣瘦了。他们不是嫌白菜熬过头了，就是嫌豆芽炒得太硬。嫌白菜太烂的大多是青年人，嫌豆芽太硬的是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十冬腊月的，怕饭食凉了，于晴秀特意给铁桶和篮子罩上毛毡，即便这样，到了粮台，窝头和菜，往往只有点温乎气了。有人责备周耀祖走得慢，还有人抱怨周家做完菜，一定是把其中的肉先挑着吃了，菜半凉了，这才往这来。其实呢，周耀祖和喜岁怕饭食凉了，每次都是疾行，到了粮台，累得腿脚发软，汗水把棉袄都濡湿了。每逢受到责难，周耀祖都要哀叹一声：“真是好心不得好报。”喜岁则冲他们吼：“瞎说不怕烂嘴吗？”火车上的人不是说：“老鸹才烂嘴呢。”就是笑嘻嘻地要求他：“你给报个灯名吧，闷死了！”喜岁“呸”一声，气咻咻地说：“报灯名，报灯名，我报个鬼灯让你们提！”车厢里的人就乐开花了。
那些隔离在火车上的孩子，认识喜岁的，总要朝他要求点什么。他们说是嘴苦，请喜岁带点糖球儿来；还说呆在里面太憋闷，求喜岁拿个话本，让识字多的大人给念念，听个故事；又说不能出去玩耍，腿都软了，让喜岁拿来弹弓，再捡一包石子，这样他们可以站在车厢边打弹弓，让飞出的石子当自己的腿，撒撒欢。喜岁几乎是有求必应，不过，他带来的东西，不能直接交给他们，要通过防疫员递送。
这边的女人和孩子吃上了，紧邻的那节车厢的男人就会叫嚷：快点，饿昏了！这些被隔离的男人，怕在火车上被冻着，又怕衣服搁在家里失窃了，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就像拧劲儿后下了油锅的麻花，一个个曲里拐弯的，臃肿不堪。他们在车厢里挪动几步，都显踉跄，看上去也就没一个瘦子了。为了归拢这些衣服，男人们的腰间，都扎着绳子。绳子五花八门，有的是又细又长的麻绳，有的是又粗又糙的草绳，还有的是碎布头连缀起来的布绳。布绳的颜色若是多了几样，给人的感觉就像束着条彩虹了。在这灰暗之地，那一圈明媚，分外惹眼。
男人们呆的那节车厢，有几个是从齐齐哈尔过来做工的。火车一进哈尔滨，恰逢封城，他们直接就被载到隔离区了。除了他们，大多的还是傅家甸人，周耀祖也都认识。防疫员给他们分发饭食时，男人们若是发现菜比较好，就摇头叹息，说是要能喝上一壶酒就好了。他们用筷子敲着碗对周耀祖说，好菜如同好婆娘，好酒如同好男人，不搭配在一起，不生辉。周耀祖同情地笑笑，说：“等解除了隔离，出来喝吧。”
男人们除了抱怨没酒，还抱怨夜里不能搂着自己的婆娘睡。说是看着天上的月亮白白嫩嫩的，直想把它捣下来，当婆娘给搂着。周耀祖就说：“嗬，你们要是把月亮给搂着了，谁还敢夜里出门呀，单靠星星那点亮儿，非得走几步就撞墙不可！”
知道周家把点心铺子改造成了伙房，而为他们义务送饭的男人，有表示佩服的，也有说风凉话的。有人就说周济半辈子坐在钱桌子前，算是白坐了。说是官府下拨的防鼠疫的银子，小河淌水似的，哗啦啦流，他家不截留，别人也是个捞！他们怂恿周耀祖多朝防疫局要点钱，这样可以宰鸡杀鱼，吃得更好些。周耀祖便逗他们，你们在这儿一不做工，二又搂不上自己的婆娘，力气没处使，吃那么好干啥？男人们就故意你推我搡着，说是力气没处使，可以摔跤玩呀。
周耀祖和喜岁来送饭，开始时会因个别人的无端埋怨而心生不快；离开的时候，卸下了重担的他们，心境却是明朗的。
傅家甸还有一些人，跟喜岁和周耀祖一样，可以在几个区间自由穿行，比如王春申和周耀庭。
王春申听说周家将点心铺子改成伙房了，很感动，他想，自己也该为傅家甸出点力。因为有马车，他可以加入消毒队和抬埋队。消毒比抬埋要安全，王春申也怕死，他最初去的是消毒队。可是黑马一闻消毒水的气味，就跟人患了伤风了似的，“吭吭”直咳，王春申很心疼，就转入了抬埋队。凡是疫毙之人，由抬埋队负责，将尸体统一运到坟场。
封城后在街巷中运行的马车，都与防疫有关了。那些带篷的，是运送病人的疫车，去的是疫病院；不带篷的，运送的是隔离之人，去的是疑似病院或是粮台的火车，这样的马车通常是四轮的。消毒车和运送尸体的马车呢，也是不带篷的，不过它们是两个轮子的。王春申把漂亮的车篷卸下，将平板的车体加宽，因为有的时候，要并排运送两口棺材出城。王春申参加了抬埋队后，吴二家的就不允许他回家了，说万一他传染上鼠疫，全家还不得跟着遭殃？王春申也懒得回去，毕竟他在抬埋队，有吃有住的，还用不着看吴二家的冷脸子。
王春申每回去坟场，都要打量一下那些没有深埋的棺材，想找到金兰和继宝。可是，除了厚薄有所差别，所有的棺材都是一个模样，棺盖钉着，他无法判断躺在里面的是什么人。所以他看见所有的棺材，都忍不住要落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