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持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外基金资助的10多项课题；在美国出版英文专著1部，合作出版英文、中文著作6部；发表中英文论文60余篇，其中8篇为SSCI、SCI收录，许多论文被英、美、澳、印、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高校的相关课程或教材列为指定教学参考文献；曾为10多家国际期刊和机构审稿；6次荣获我国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
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朱宇先后受聘担任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IUSSP）“发展中国家国内迁移和城市化的作用”专家组主席、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并当选为亚洲太平洋地区迁移研究网络（APMRN）主席。由于他的加盟，国际学术舞台上增添了中国力量，增强了中国声音。他先后30多次应邀赴五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访问；多次主持或参与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并成功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福建师范大学主办亚洲太平洋地区迁移研究网络第八次国际会议；应邀成为第26届世界人口大会主题召集人之一。他多次为国际组织和联合国相关机构提供咨询，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08/2009）主笔莫雷诺博士曾给他来信，感谢他对该报告做出的“一系列极具专业水准的贡献”。
朱宇现任地理科学学院人文地理学博士点第一学科带头人、福建师大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地理学会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回顾过去，朱宇说，是故乡情、祖国心鼓舞着他兢兢业业、开拓向前，使他求学时虽身处国外但仍心系祖国，始终从国际视野的高度和广度关注着转型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城镇化问题，把自己的事业与家乡、祖国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回到祖国后，是福建师范大学的领导、同事和海内外同行的关心支持，使他在寂寞时矢志不渝，坚持自己的学术道路，不断寻求超越。面对未来，朱宇显得非常平静，他说自己将一如既往地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的学术征程。
（祁新华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抗日战士，其芳如兰——记外国语学院前辈林纪焘和郑国贤先生◎林大津
福建师大百年校庆仿佛还在昨天，105周年校庆却悄然而至。校庆是回忆，校庆是展望。提笔之际，耳边响起胡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是啊，没有传承，难有创新。我校外语学科与学校同龄，其间可供后人传承的优良传统是什么？脑海闪过两位老先生，学院后辈罕有人知的抗日远征军的翻译战士：一位是已驾鹤仙去的林纪焘先生，另一位是90高龄仍笔耕不辍的郑国贤先生。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黎明之前的最后冲刺，中国远征军为支援缅甸英国军队抗日，为保卫滇缅公路及我国西南大后方的抗日部队，需要一批精通英语的翻译。林老和郑老是当时福建协和大学的在读生，前者专业是英语，后者是园艺，他们从全校30多位参考学生中，脱颖而出，赴昆明译员训练班学习，然后又从训练班300名学员中再次脱颖而出。他们先后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后有日军飞机追踪，高空气流恶劣，冒着生命危险抵达战区。林老到战地总联络官处工作，协助处理中国部队的给养和军需用品供应，随后又被派往医院系统服役。郑老被分配去野战医院，负责一些科室的翻译工作和部分病房工作。他们服役所在地，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瘴气笼罩，虫蛇出没，蚊子肆虐，蚂蟥成群，成为疾病的传染源；时有猛兽偷袭，构成生命威胁；更有日军敢死队狙击手，远征军战士稍不留神，就撞上他们的黑子弹。林老和郑老他们，工作起来有时连续8小时，有时通宵达旦，工作之后，住帐篷，两张帆布床，两张小桌，钢盔是脸盆……
2012年是抗战胜利67周年。林老和郑老是反法西斯斗士。为了谁？为了什么？当年盟军将领遇到中国远征军总会竖起大拇指，夸他们英勇善战，2005年中央军委向中国远征军老兵发放了纪念章，答案尽在其中。
抗战胜利后，林老先去重庆报社当英文编辑，郑老到重庆复旦大学借读。几经辗转，略去数笔，他们都成了福建师范大学的资深外语教师。他们反法西斯的抗日工作，自己不再提及，后人更难知晓。
我认识二老已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宽松年代。我与林老曾是长安山21号筒子楼隔墙邻居，因教学备课困惑，时有登门请教英语问题。他的博学，他的谦逊，他的严谨，令人感慨唏嘘。记得有回我向他请教一篇课文所涉历史问题，他给予解释后，夜半三更又手携词典敲我房间，为我进一步证实其解释的权威出处。我对英语习语情有独钟，得知郑老对英文习语典故深有研究，也经常登门请教如何编写具有特色的习语手册。他总是轻声细语，娓娓道来，谈完感受，还带我参观他的“百草园”。是啊，他原是园艺专业出身，在园艺专业和外语专业，他都是名副其实的园丁。
勇于奉献，静水流深，淡泊名利，就是他们这代人的精神写照。今天我们弘扬什么？被誉为英语活字典的林老，退休后除了继续在一些学校教授英语外，仍然埋头于书堆中，独自散步于古岭乡村小道。郑老在继续教授英语之余，自费编辑英语习语手册，泼墨描绘百余种兰花，同样自费汇编成册，赠送友人。
作为林则徐第五代孙的林老，英雄家族的性格、品格和才能集于一身。作为“百草园”的种花老人，郑老如兰花般淡雅清香，浑身上下流淌着传统文人的洁身自好，一尘不染。林老、郑老，你们是真善美的化生，你们忘我奉献的精神境界正是我们需要传承的优良传统。林老，您在天之灵可否感受到我们后人的创新源泉？郑老，您已90高龄，我还会登门求教，聆听您的教诲，传给外院新人！
（林大津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久酿师德育人衍香——访金章岩教授◎化学与化工学院
“作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学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懂得倾其所学让学生真正理解的能力。如果光有学问却表达不清楚，这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好老师。”提起从事了大半辈子的教学经验，这是金章岩老教授很深的一点体会。
金教授由于读书时受到中学老师的影响，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单纯的兴趣却在后来成为了他一生的事业。“现在我仍然能回想起中学化学老师讲课的那种生动，这对我后来的讲课方式影响非常大，对于一些像物理化学这样枯燥乏味的理论性学科，我会选择用深入浅出、生动诙谐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很利于学生吸收理解的。”在回忆当年教书的情景时，金教授感慨道。很多学生正是因此喜欢上了化学，从而在毕业后选择上了教师职业，甚至仍然延续着金教授生动有特色的授课方式。
1947年大学毕业后的金教授任职于福建研究院工业研究所，作为研究员从事化学研究。几年后福建研究院工业研究所并入新中国成立初成立的福州大学，金教授也由此成为我校最初的一批元老级教师。金教授完整见证了我校化学系所经历的多次合并、重组，并且不断成长与壮大、进步与完善的过程。作为化学与材料学院首任院长的胡炳环教授曾表示，正是在这些老学者、老名师们当年打拼的基础上才有化材院今天的学科优势和学科特色。
1995年“高分子材料”获批为福建省高校“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金教授就是我院高分子专业的带头人之一。“1964年学院分科的时候增设了高分子化学，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金教授回忆道，“在80年代，因为当时印刷术的改革，才使得功能高分子大大推进，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如今我院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学科获批博士点后，又相继获批为福建省重点学科、省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省功能材料研究与新技术开发公共实验平台、省改性塑料技术开发基地、省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工程研究中心、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等。正是凭借金教授等老前辈所提供的基础与条件，才有今天的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金教授等一些老教授所参与的生漆研发为后来的化工设备防腐等应用做出了很大贡献。仅1985～2000年间，离子交换树脂、电解二氧化锰生产新工艺等40多项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在全国推广应用，创造了重大经济效益。尤其是以中国生漆为特色的天然高分子的研究和应用开发，多项科研成果在化工设备防腐、工艺美术漆器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生漆成分及其应用研究”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内外首创的“漆酚钛螯合高聚物防腐蚀涂料”在全国几十个大中型企业中应用，解决了化工设备防腐难题，获得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我国独创的新型铝体系偶联剂的研究，解决了铝酸酯的易水解与缔合不稳定性两个难题，其系列成果先后在国内40多家企业实现工业化生产，产品20多年来一直得到广泛应用，获得1989年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70岁才退休，教了半辈子的书。那时候缺人才缺科技，不像现在人才竞争形势那么多样，重教育的形势是越来越好了。”谈及现在，已至耄耋之年的金教授除了喟叹时代的巨大变迁，从他明亮的眼神中更多能体会到的是一种作为人民教师的欣慰。
百载春秋，薪火相传。虽然学校经历了数度易名，几度迁徙，但正是由于像金教授这样一批老学者，这样一代又一代师大人的共同努力，学校事业才不断向前发展。
（化学与化工学院供稿）陈钟英与林徽因
◎陈宇
中国有个林徽因，师大有个陈钟英，两位都是女性，都是福州人。虽说福州姓氏陈林过半城，但两人非亲非故，素未谋面，而关系却异乎寻常。
林徽因何许人也？她祖籍福州，出生杭州，待过福州。她与夫君梁思成都留学美国，都是建筑学家，都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具有历史性与标志性的重大设计项目。两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但林徽因比夫君技多一筹，她还是位诗人，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然其文名却早湮没于世。20世纪30年代，出版她文集的广告刚刚登出，岂料抗战爆发，出版告吹。北平沦陷后，她一家夹裹于逃难的人群中，颠沛流离，辗转流亡到大西南的穷乡僻壤，直到“八年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作家的林徽因更彻底地被湮没了。因为她被划归为“新月派”诗人，该诗派是遭受严厉批判的文学流派。
新中国成立初，陈钟英老师在北大随前苏联专家专修文艺理论时，有人对她说，哎呀，清华有个才貌双全的林徽因，就是你们福州人啊！从此，陈钟英就一直神往着这位同乡。
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陈钟英老师在同一教研室。那时搞科研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她就约我一起合作个课题：收集编纂林徽因的文学作品。林徽因已于1955年病故，其作品多散见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报刊，我们就从查报刊入手。那时，“十年动乱”刚过不久，全国文化设施百废待兴，所有的图书馆都是建筑老旧，设备简陋。当时，省图书馆在东街，旧报刊堆积在库房几十年，变脆发黄，有的已破烂，发着霉味。那里最高科技的设备是复印机，但老报刊禁止上机，只能手翻笔录。省图材料极有限，于是我们北上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北京西黄城根北街北图报库，还到成都的四川大学等地的图书馆，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集成了厚厚一本林徽因作品集。因属填补文学史空白之举，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赞赏，他们决定出版。为撰写附书的作家年表和传略，我们又访问了一些作家故旧，最重要的一位是金岳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