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规划设计方案不断完善的同时，我们开始了新校区的土地征用工作。我校的征地，省政府共下达了5个文件，从2002年6月至2003年12月分3批共征地198.3102公顷，折合2979.82亩。2002年6月第一批河西区和河东区分别征了291.3亩和552.8亩。为配合当地政府交地拆迁工作的进行，2002年7月，新区办组织项目组一行6人进入上街镇大学城建设指挥部。项目组在大学城现场指挥部指导下，深入村庄熟悉地形，宣传群众，争取村民的理解和支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交地围护工作。从10月份开始，在大学城办、福州市和闽侯县以及上街镇、当地村委的组织下，新校区起步区已征土地的清表、拆迁、勘探等工作全面展开，11月底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教学楼群施工现场“三通一平”。
在新校区第一批征地的河东范围，正好是新校区总体规划中的教学楼所在地，所以我们在一边征地的同时，紧锣密鼓地进行了第一期建设的规划设计工作。2002年4~5月份，第8、9、10次校长办公会议连续讨论了新校区起步区（即第一期）的建设问题，审查通过起步区建设单体设计任务书。5月16日，新校区起步区建设单体，包括教学楼群（19座楼）、图书馆、体育楼群（三馆一楼）的方案设计由国信招标有限公司代理发标。7月28日，起步区单体设计方案经省重点办组织专家评审，推荐上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的方案中标。7月29日至8月1日，起步区建筑单体设计方案介绍会、公开展示、征求意见会等在校内举行，民意测验结果，上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的方案赞成票占535%。8月2日，校党委常委会议根据省内外专家、校内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上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中标。8月7日，省重点办座谈会对中标方案提出修改意见。10月18日，新校区的教学楼群通过了省重点办组织的扩初会审。11月24日教学楼群施工图出图并送省审图中心审查。12月24日教学楼桩基工程招投标开标，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中标，25日桩基施工队进场，在已“三通一平”的土地上开始打桩前的各项准备工作。2002年12月30日上午，教学楼群顺利地打下了第一根桩，李建平校长参加了开桩仪式，我为新校区全面开工点燃礼炮，正式拉开了我校新校区建设的序幕。
2003年2月28日，教学楼群上部工程施工开标，A、B区（即现在所称的知明楼和笃行楼群）由省二建中标，C、D区（即现在所称的立诚和致广楼群）由市建总中标。
为了确保省长办公会议提出的2003年秋季第一批新生入住大学城目标的实现，新校区施工现场在质量、安全、进度和廉政等方面都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一期工程于3月10日完成教学楼群桩基施工，5月18日就完成建筑封顶，前后不到70天。6月5日校内车行主干道开工，8月20日新校区一期工程全面完工。从打第一根桩到全面完工，历时230天，从建筑面积到建设速度都创下了学校基建史上的新纪录。9月9日晚8点，我们对新校区一期工程的所有建筑进行全面演示，教学楼群和几条道路的路灯一片通明，璀璨的灯光照亮了四周黑沉的田野，标志着一期工程的顺利完工，也预示着这里将崛起一座新城。第二天，大学城办和学校先后隆重举行了第一期工程竣工典礼，省领导出席了会议。9月14日，新校区迎来了第一届2003级的几千新生，为新校区注入了巨大的生机。
第一期工程结束后，我们按照省政府的部署，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建设。到2007年，除部分项目进行调整或增加之外，基本上按总平规划修订稿的方案进行建设，并顺利完成预定的目标。在新校区共建成近百万平方米的各类建筑，使我校的教学设施、运动场地、学生宿舍、就餐环境、办公条件等都有了一个量和质的飞跃，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到2010年，我们学校已经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19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达100个，各类在校学生达91076人，如果扣除不在本部的闽南科技学院和福清分校的学生，另加上自学助学的学生，从2008年起每年各类学生均达9万人以上，如果没有新校区的支撑，老校区要容纳如此规模的学生数是无法想象的。
简要回顾新校区建设的历史，可以看出，建设新校区是走了一条图强之路，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这也是一条艰难的路。新校区建设，不管是征地、拆迁，还是资金筹措，不管是规划设计，还是管理过程都是充满曲折和艰辛的。为了搞好第一期的建设，我们跑了很多可资借鉴的学校；为了规划好校园，我们多次往返于上海和福州，有时当天就是一个往返；为了保证建设的质量，有一段时间，我和杨章诚同志每天晚上11点后去工地，第二天凌晨2~3点才回家，目的是到建筑工地检查水泥混凝土的配比是否合格，地下隐蔽工程是否按规范施工。尽管如此，仍留下一些因管理不到位而造成的隐患。时至10年后的今天，我校仍还有少量已征土地无法使用，各种干扰仍未完全排除。但是，所有的困难都被我们走图强之路的决心所逐步克服。新校区的建设规模，在我校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学校的发展，不仅新校区建设是这样，其他方面的建设也是如此，如当年因各种原因，我校没有进入“211”学校建设的行列，我们没有气馁，而是一心一意抓学科建设，抓科研水平，狠抓各项工作的发展，又把我们学校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师大百年发展经验，也是一个优良的传统。我相信，在学校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只要我们仍然坚持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学校一定会有更辉煌的明天。
（郑一书曾任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地图学教学的点滴回忆
◎黄天瑞
“地图学”课程是大学地理本科教育的必修专业基础课，也为其他地理专业基础课打下基础，在后续的其他课程中，都会涉及地图的知识。地理离不开地图，地图的内容也离不开地理的内容。
在我上大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之间有这样的传说：教授写书（教材）、讲师上课、助教辅导、辅导员带班。1975年后，我刚到学校来工作，教研组里有傅祖德教授、方丽娟讲师，他们都是教坛老手，而我是最年轻的，既无理论，又无教学经验，就从助教做起吧。先去听傅祖德教授给1974、1975级的学生上地图学课。系领导安排我一边听课，一边去编写讲义，由方丽娟老师和我分工合作，由我执笔，后由方丽娟老师修改，完成了一本《地图学》的讲义，由教学秘书陈朝仪同志到校办印刷厂去刻印，在1976至1979级学生中试用，对付着上课。就这样子“赶着鸭子上了架”。师范院校地理系的学生，以前《地图学》所学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没有经验，要去找材料。陈由基教授来到系里后，开始带领大家改编教材，并在后续的几个年级中试用。1980年，国家教委组织吉林（东北）师大等校的教授编写了《测量与地图》教材。我校的陈由基教授与南京师范大学的陆淑芬教授合作，也编写了一本名为《地图学基础》的教材。
我到学校任教的20多年一直担任地图学、地理素描、土地与房地产管理、城镇规划与制图等课程的教学任务。所教学生从1976届直至1996届从未间断，有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函授生，有时在一个教学年度里，同时要给本科生、函授生和土管班学生上课。“十年动乱”后学校复办，在开门办学中，根据系里安排的教学任务，规划与测量教研室全体教师一起带学生到永安、同安、龙岩、沙县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规划测量现场教学，带学生到安沙水电站做厂房测量工作，带1982~1986届毕业班学生到遥远的石码镇龙海四中进行教学实习并出色地完成教学实习任务。大概是在1985年暑假，带1984~1988届学生在高达42℃的气温下，分赴长乐二刘、梅花、金峰、江田、首祉等五个村进行社会实践——航片调绘。许多学生适应不了高温气候，刚到驻地就有好几个学生中暑了。记得有一个莆田籍学生黄玉腾拉肚子，病情较重。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学生们克服了困难，坚持到完成任务收兵返校。当时，我这个带队老师，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全凭“11路汽车”，在5个点之间巡视，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无论是艰苦的野外工作还是室内课堂教学，任务的完成都是完满的。
在教学实践中，我还进行了一些创新改革：1要求学生学会不用圆规和直尺来画圆和画各种地图。2设计并制作泡沫切割机，供学生用于利用泡沫自己动手制作地形模型；后来本系教师对外承担的模型制作任务，就是采用这种制作方法。3在授课当中利用地图分幅原理，向学生介绍了用我国特有的瓷砖绘制中、小比例尺地图，并要求家有磁灶的学生，把用瓷砖制作“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的信息通过某种渠道传递出去，致使那个年代，全省许多中、小学流行起了在学校的显眼位置配置上用瓷砖烧制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4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有些国家，在主要交通要道的特定位置配备街道走向图，便于路人查看和寻找目的地。
这一时期，国家正处步入经济建设的年代，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进入经济建设的岗位。地图学教学也不例外，为经济建设编制各项目蓝图，便是地图学的迫切任务。经济建设发展促进了地图学的发展，更由于地图学本身处在边缘学科的位置，对邻近学科具有高度的亲和力，给了地图学高速发展的机遇。配合地质地貌教研室，我们出色完成了1：50万福建省地貌类型图的编制。为配合国家在福建建设核电站选址，我们先后在泉州地区的晋江（石狮、深沪、围头）、惠安（崇武、大岞、小岞、东园）等地做社会调查；还编制了省环保局全省污染源调查1∶50万全省污染源分布图；编制了全省及各县土地分等定级相关图件，由于图件编制精美、科学性和实用性强，在参加全国同类评价工作的评审中，获得由国家土地局颁发的科技进步二等奖。
（黄天瑞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在寂寞中探索在坚守中超越——记朱宇研究员◎祁新华
在福建师范大学，有一位活跃于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在人口地理学与人口学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和学术地位的学者，他就是朱宇研究员。探寻朱宇的学术成长历程，可以给莘莘学子和广大青年科研工作者以深刻教益。
朱宇于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考入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我国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人胡焕庸教授。1985年获硕士学位后来福建师大地理所工作。1989年10月，他获得国家教委世界银行贷款奖学金资助，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联邦德国访问进修。在德国期间，朱宇开始思考中国人口城镇化研究，尝试在国际背景下探索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研究问题。这一次留学经历对朱宇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5年，朱宇获得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资助，以我校访问学者身份，再次出国深造，成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著名人口学家GavinJones教授的博士。1999年，朱宇获得博士学位后，得到了英国WellcomeTrust为期4年的资助，继续留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这段漫长的国外求学生涯，使朱宇有机会在许多国际知名专家的指导下接受扎实的学术训练，造就深厚的理论功底、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与前沿的国际视野，为他日后的学术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朱宇像许多海外学者一样，满怀报国热忱，信守约定，学成回国服务。然而回国初期，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还未能被国内学术界所重视，作为年轻的学者也未能进入相关的学术圈，他所从事的人口就地城市化研究在国内还处于冷落地位，国际化的研究范式在国内也还未被认可，研究课题的申请数次受到否决，理想遭到现实的巨大冲击。要不要转向，要不要投入时髦速效的研究领域？在寂寞与艰难中，他困惑、苦恼、徘徊、思索，但最终，他依然选择冷寂的研究领域，按照自己的国际化研究范式在人口研究领域勇往直前。
7年来，人们发现朱宇是一个极其勤奋的学者，无论严寒酷暑，不管是否节假日，在校门通往邵逸夫楼的主干道上，几乎每天7点多钟，都能看到他匆匆的身影。寂静的夜晚，他的工作室依然灯火明亮，他就像一个勤劳的农夫日夜耕耘在自己选择的土地上，在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研究领域孜孜以求。这7年多来，他主要从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城镇化模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模式、机制和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的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朱宇的勤奋努力，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从而奠定他在国内和国际人口与城市化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