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橋是清TakahashiKorekiyo1854.9.19-1936.2.26）出任第20届（1921.11.13-1922.6.12）内阁首相高桥是清（1854-1936）是一位堪与松方正义媲美的著名财政家，同时也是一位政党政治家。然而同理财上的建树相比，其政绩平平。
高桥是仙台藩人。1867年奉藩命赴美国留学，1892年到日本银行任职，1895年任横滨正金银行副总经理。甲午战争后，建议政府用中国赔款作准备金，实行金本位制。1899年起转任日本银行副总裁。日俄战争期间，奉政府之命到欧美各国游说，成功地在国外筹集到大笔公债，为解决政府在战时的财政危机做出巨大贡献，由此声名大振。1911年，升任日本银行总裁，成为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决策人物之一。1913年山本权兵卫首次组阁时，加入政友会，接着以该党成员身份入阁担任大藏相。原敬组阁后，再次出任藏相，大力推行“扩张性财政”。
1921年11月初，原敬首相突然遇难。经西园寺与政界元老、政党紧急协商，推荐高桥为继任首相。
高桥内阁于11月13日成立，藏相仍由高桥兼任，原内阁成员全部保留，继续推行前内阁的施政方针。因此，高桥内阁被认为是原敬内阁的延长。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迅猛，在远东扩张了势力。美国通过大战，一举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为确立世界霸主地位，巴黎和会后，美国向英、法、日、意等国提出召开华盛顿会议建议。日本害怕被孤立，也被迫出席会议。原敬内阁时派出了以海军相加藤友三郎、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为全权代表的代表团赴美参加谈判。高桥内阁成立前一天，会议在华盛顿正式召开。
会议首先讨论了裁军问题。经过激烈辩论和讨价还价，与会国接受美国的提案，签订了《华盛顿海军条约》。条约规定，英美日德法五国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比例为5∶5∶3∶1.67∶1.67，并规定10年内不得增建主力舰，条约期限为15年。日本对这一比例限制极为不满，但自知实力逊于美国，害怕谈判破裂后在军备竞赛中处境更为不利，因而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会议讨论了中国问题，签订了《九国条约》，确认了尊重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否认了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获得的“特殊权益”。在中国代表的强烈要求和国际压力下，日本同意归还胶州湾租借地、允许中国用公债分期买回山东铁路、日本撤走在山东的驻军。
会议讨论了西伯利亚问题。由于美英等国已经停止对苏联的军事干涉，赖在西伯利亚的日军已处于孤立无援的窘境。会上，日本代表被迫声明对西伯利亚没有领土野心，表示日苏谈判成功后撤回军队。
日英同盟自1902年签订以来，一直被日本政府视为对外政策的“脊髓”。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淡薄了“同盟”的存在意义。结果美、英、日、法在会议上新缔《四国条约》，确立了新的同盟关系，日英同盟因此废除。
这样，华盛顿会议重新确定了美英日在远东的国际政治体系，日本为寻求与美英协调而不致被抛弃于体系之外，忍痛付出了代价。
“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政治有深远影响，也直接影响到高桥内阁的对内政策。为应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景气后退局面，高桥改变了一直倡导的“扩张性政策”，实行紧缩财政。1922年度的财政预算比上年度减少了1.18亿日元。政府宣布除继续完成既定的新兴事业外，不再扩大建设规模。高桥还表示，一旦实现裁军，将把军费节支用于发展文教、水利事业。
在高桥主持下，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调整政治关系，对有关法律制度做了修改。其中包括修改《治安警察法》，给予妇女组织和参加政治集会的自由，制订《健康保险法》，通过议会批准犬养毅提出的《整顿裁减陆军建议案》和前田利定提出的《整顿纲纪建议案》。不过，对实行普选和废除军部大臣武官制问题，高桥的态度消极，他的看法是“没有必要修改陆海军大臣武官制和帷幄上奏。”
高桥的理财能力可圈可点，但理政能力平平。与他的前任原敬相比，其组织、社交、判断和决策能力大为逊色。原敬谋多善断，交际广泛，社交时一下子就能牢记对方的姓名、职务、性格特点。高桥却疏于人事，不善社交，甚至担任藏相时，连谁是属下的主税局长都忘了。
高桥就任首相翌日，政友会基于“首相和总裁不可分”的考虑，推举他为第四任总裁。平时疏于党务、不注意培植亲信的高桥，在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时，顾此失彼，优柔寡断，缺乏总裁应有的统帅力。
早在原敬执政时，因五所学校升格和修改铁道铺设法问题，政友会党内外就有人提出撤换文部、铁道二相职务并改组内阁主张，当时高桥也是改组论者。高桥上任后，改组呼声愈加强烈，内阁中也出现改组与不改组两种对立意见。高桥错误地权衡了内阁中两派意见的优劣，仓促决定改组，遂使内阁中对立意见公开化，彼此吵成一团，互不让步。高桥试图通过内阁辞职来实现改组，而文部相中桥德五郎、铁道相元田肇拒绝辞职。关键时刻高桥害怕强行改组会导致政友会分裂，于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声明停止改组，以求维持局面。不久，政友会常务会和议员总会通过有关政务全凭总裁决定的决议，据此高桥再次提出改组内阁，接着又以中桥和元田反对、内阁不统一为由，宣布内阁辞职，同时开除了中桥等六人党籍。正当高桥期待着由他重新组阁的“敕命”时，天皇却把首相大印交给了加藤友三郎。
高桥辞职后，继续担任政友会总裁，在第二次护宪运动中，率领政友会参加了推翻清浦奎吾内阁的斗争，并与宪政会、革新俱乐部合作，建立了以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护宪三派内阁，使战前日本政治进入所谓“议会的黄金时代”--政党内阁时代。高桥本人则历任加藤高明、田中义一、犬养毅、斋藤实、冈田启介五届内阁藏相，推行“扩张性财政”和“健全财政”政策。这样，他一生中八次出任藏相，主持国家财政达12年之久。
作为政府中德高望重的财政家，高桥比较注重从国家经济实力和长远利益出发，制订和实施财政经济政策，这与20世纪30年代后期军部极力主张的无止境扩军备战要求形成尖锐矛盾。他在担任冈田内阁藏相时，力主削减军费开支，与军部代表通宵论战，一度压制了军方的意见。正因如此，他成了军部法西斯分子的眼中钉，乃至招来杀身之祸。
1936年2月26日凌晨，皇道派少壮军官发动兵变，袭击了政府机关和首相、大臣官邸，高桥在这次事件中惨遭杀害，终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