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敬HaraTakashi1856.3.15-1921.11.4）。
出任第19届（1918.9.29-1921.11.4）内阁首相原敬（1856-1921）是著名的政党政治家，他作为“平民宰相”，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同时也是第一个在任时遇刺身亡的悲剧首相。
原敬幼名建次郎，生于风光秀丽的盛冈城外本宫村。父亲原直记为南部藩家老，食禄1200石，家境较为优裕。
少年时代的原敬，适逢日本社会巨变。明治政府推行的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整理俸禄等一系列改革，无不猛烈摧毁着封建制度的基础，依寄于封建制度生存的原敬家经过这场历史洗礼走向破败，到原敬16岁时，家里甚至无力为他支付学费了。
原敬的一生波澜起伏，步入社会后，当过自谋生计的记者、出入官场的官僚，后投身政党政治，直至成为一国首相。
1878年，原敬在司法省法律学校中途退学后自谋职业，担任《邮便报知新闻》记者和《大阪大东日报》主笔。由于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兼通法律、外语，发表过《论官民相对道路》等颇具影响的文章，逐渐在舆论界崭露头角。
1882年，原敬被外务卿井上馨看中，进入外务省工作，次年被提拔为驻天津领事馆领事，后转任驻法国公使馆书记官、代理公使，甲午战争时，已升为外务省次官。1897年，原敬辞掉驻朝鲜特命全权公使职务，离开政界，重操旧业，担任《大阪每日新闻》社经理、社长，继续活跃在新闻界。
1900年，伊藤博文组建立宪政友会，原敬闻风而动，马上辞掉社长职务，加入政友会，成为伊藤手下一员得力干将。1906年起，他三次入阁担任内相，推动内阁实施各种改革政策，并以内务省为阵地，向山县等官僚势力发动进攻，提高了声望。1914年，经西园寺公望推荐，原敬担任第三任政友会总裁。
1918年9月，寺内正毅内阁因“米骚动”运动垮台，原敬借助群众运动的强大声势受命组阁。
与以往多次出现过的“准政党内阁”不同，原敬内阁可谓日本史上首次出现的“纯政党内阁”，这不仅因为首相原敬出身于无爵平民和政友会总裁，还在于阁员的选任取决于政友会的意志。除陆、海、外三相外，其他大臣均由政友会成员担任，而外相内田康哉本是原敬的挚友。原敬政友会内阁的建立正式拉开了“政党内阁”时代的序幕。
但是，原敬内阁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官僚、各在野党、民众这三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都在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密切注视着新内阁的动向。政友会党内多数人也深信，不出一年，最多一年半，原敬内阁必被山县等官僚势力搞垮。
原敬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使这次内阁成为长期性政权，他熟练地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当时政友会虽为议会第一大党，但从绝对量上看，政友会议员在议会中不到半数。为保证政友会绝对控制众议院，原敬在内阁成立不久召开的第41次议会上，提出并使议会通过了选举法修改案，把大选区制改为小选区制，选举资格由直接交纳10元以上国税降为3元，由此，有选举权的人数增加一倍以上，由150万人增至330万人。原敬扩大选举权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农村地主的政治发言权，使政友会在议会取得更多的席位。
小选区制实现了原敬的第一步设想，接着实施的是其第二步计划。当第42次议会上宪政会等在野党提出普选权法案时，原敬本来可以通过政友会控制的众议院加以否决，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断然采取了解散议会措施。随后，在根据小选区制法进行的议员选举中，政友会大胜，当选议员数由原来的162人猛增到282人，以绝对多数牢牢控制了议会，原敬的计划如愿以偿。
贵族院向来是官僚势力盘踞的阵地，起着牵制政党、众议院活动的作用。原敬的对策是拉拢、怀柔为主，恩威并施。一面大量推选政友会成员为敕任议员进入贵族院，用“掺沙子”办法改变议员成分。一面积极靠近贵族院中最大的派别研究会，请出该会代表大木远古为文部相，使贵族院与政府保持了“一致”。
原敬组阁不久，便宣布了改善、充实教育设施，整顿交通机构，振兴产业和商业贸易、调节物价，充实国防等四大施政纲领，标榜尊重“民意”的“善政主义”，以及避免采取人为强制手段的“自然趋势论”。
关于教育，政府颁布了大学令和高中令，除承认现有各种公、私立大学和高中外，决定在六年内新设高中10所、实业学校17所，专科学校2所，将现有数所专科学校升格为专科大学，增加东京帝国大学的科系等。为此，政府以追加预算的名义，拨出教育经费4453万日元。
关于交通建设，原敬政府在1919年度向正在修建的铁路、20条主要河流的整治、神户和门司两大港口建设以及其他公路设施拨款1亿多日元。后来为推进地方铁路建设，将铁道院升格为铁道省，以加强全面规划和指导。政府还提出一个新建149条铁路、总长度达1万公里的庞大计划，唯因贵族院意见不一最终搁置。
原敬内阁把奖励垦荒作为发展产业的重要措施。1919年颁布的垦荒奖励法规定，国家将25万公顷荒地委托给私人开垦，对垦荒面积在5公顷以上者，予以其全部费用6%的财政补助。这种奖励垦荒制度后来被推广到朝鲜、中国的台湾等殖民地。
物价问题是引起米骚动，导致寺内内阁垮台的原因，人们曾普遍认为新内阁必将采取降低物价的政策。然而原敬采纳了藏相高桥是清等人的意见，为保持战后经济繁荣以及在国际贸易中的有利地位，继续推行低利息、低消费、高物价、高增长的所谓“积极政策”。对社会上最为敏感的粮食问题，原敬没有采纳山县有朋等人的限制粮价建议，按照原敬内阁农商相山本达雄的话说，是想采取增加粮食数量的“内服疗法”。为此政府废除了粮食进口税，指定三井公司筹办粮食进口业务，从国外和殖民地进口粮食百余万石，并由政府向三井提供财政补贴。由于采取这一政策，粮食恐慌问题有所缓解，但粮价始终没有降低，甚至比米骚动时期还高。
对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原敬内阁的对策是改变以往单纯社会救济办法，即将内务省地方局救护课改为社会课，后又升格为社会局，除负责赈恤、救济、军事救护外，增加了社会救济、儿童保护、社会事业等内容；颁布了职业介绍法、住宅组合法等有关法律。1920年成立国势院，定期进行国情调查，为国家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供各种统计数据。
原敬多次表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日本民主主义运动持慎重态度，避免采用过激手段，但对群众的实现普选权要求却置之不理。他反对修改治安警察法，并在镇压八幡制铁所工潮和东京市电力工人大罢工时采用了强硬手段。对此，连惯以镇压工农运动而闻名的山县有朋也脱口称赞说：“原的行动了不起。”
这一时期的军备扩张令人瞩目，政府迫使议会通过的扩军计划包括：八年内增设四个陆军师，建立“八八舰队”，继续改善武器装备，军费开支预算为12.5亿日元，占1919至1921年度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一半左右，无论是绝对数额还是所占比率，均为和平时期的最高数字。
为解决财政膨胀引起的收入不足，原敬内阁大力推行公债制度，仅国内公债便由1917年的27亿日元猛增到1921年的40.8亿日元。此外，还继续增税，竭力扩大国家财源。
原敬内阁的外交政策重点，是确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既得的利益。1919年，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不顾中国方面强烈反对，迫使会议承认将战前德国在山东及南洋诸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就在召开巴黎和会期间，朝鲜人民发动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起义。为蒙蔽国际舆论，原敬要求镇压起义时本着内紧外松的原则，严格取缔与此次事件有关的一切新闻报导。据此，日本政府派遣大批军队和警察，残暴杀害朝鲜人民7509人，重伤15961人，逮捕46000余人，血腥镇压了这次大起义。
原敬及其内阁推行上述内外政策，促进了政党与官僚势力的合流，日益背离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引起社会不满。而关东厅贩卖鸦片事件、东京市政受贿事件、皇太子选妃事件的发生，加剧了政局的不稳。
1921年11月4日晚7点刚过，原敬为参加政友会近畿大会来到东京火车站，在站长室稍事休息后，起身准备搭乘7点30分始发的列车。当他经过检票口的瞬间，车站职员中冈艮一猛然拔出匕首向他刺来，原敬只是微微呻吟一声，便倒地气绝。凶手行刺动机及其背景至今仍是一大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