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齐军已退。一路上，孙膑用减灶计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
以害人始，以害己终。因嫉妒而存有卑鄙心理者，最终必定引火自焚。这就是孙膑与庞涓故事给后人的启示。
贵抵万里江山
余尝读《三国演义》，常被刘关张结义之情所感动。小说第八十一回写道，关羽被害，刘备怒斩养子刘封，哀痛公关，欲起倾国之兵，剪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赵云谏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则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不听赵云之谏，下令起兵伐吴。
而此时张飞在阆中，闻知关公被东吴所害，旦夕号泣，血湿衣襟。下令军中，限三日内制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以至于丧身部属刀下。刘备听此凶信放声大哭，昏绝于地，醒来又哭曰：“联想布衣之时，与关张结义，誓死同生死；今朕为天子，正欲与两弟同享富贵，不幸俱死于非命！”决心兴师动众大伐东吴，结果兵败猇亭，火烧连营七百里，最后托孤孔明，驾崩于白帝。
刘备重义气、轻富贵的态度，着实令人感动。每每读到这里，不由得翻起小说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刘备、关羽和张飞在涿郡张飞庄后那花开正盛的桃园里，备下乌牛白马，祭告天地，焚香再拜而说誓曰：“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于是，性格截然不同的刘关张三人，即使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甚至有对立的一面，却能共患难同生死，不仅是君臣关系，而且是兄弟关系，乃至知交关系。最为关键的是他们三人具有共性之处，即“忠义”。忠义维系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样，他们以“誓扶汉室”为旗帜，以“忠义”为号角，建立起一个坚不可摧的圈子。刘备还能设身处地为部属设想。曹操囚禁徐庶之母，赚徐母笔迹诈修家书，逼徐庶弃刘备归自己。其间孙乾献计：“苦留”住徐庶，“切勿放去”，使曹操杀其母，从而使徐庶为报母仇而“力攻操”。刘备即严词拒绝说：“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所以，徐庶才人在曹营，心在汉营，以报答刘备仁义之恩。
至于刘备对待孔明，始终敬爱有加。为求教孔明，刘备三顾茅庐，两次不遇，仍旧耐心寻访，第三次又遇孔明昼寝未醒，刘备就吩咐关张在门口等候，自己拱立阶下，半晌，孔明未醒。张飞大怒，要屋后放火，刘备严厉斥责张飞，童子欲报，刘备却说“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直等孔明醒来。可见刘备真诚之心备至。白帝遗诏托孤之时，刘备不仅把全部大事托付给孔明，而且真诚地告以“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主”的心腹之言，使孔明感激涕流，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
刘备吹响“忠义”的号角，带领圈子里的人，与其他派系进行你争我夺的斗争。在残酷的战斗中，圈子里的人历经艰难险阻，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促使刘备于公元221年在成都称帝，立国号为汉，史称蜀汉，取得了三国鼎立的地位。
清明诗话
清明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之一。《淮南子》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清明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了清明习俗和节日文化。
清明墓祭，由来已久，是我国历史悠久、借以祭奠先人的民风习俗。反映古人扫墓的情景，有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乌啼鹊噪错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还有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写出了清明时节的气候特点，也写出清明时节易使人缅怀逝去的亲友这种普遍的心情。站在亲人墓前祭扫，那恋情、那哀思、那“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怎不令人万分伤感、无限酸楚呢？南宋诗人高菊卿的诗句：“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不仅写了祭扫，还写了踏青归来的细节和感慨。
民间踏青习俗，始于唐、盛于宋。欧阳修《踏青》：“南国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北宋诗人张先有“芳草拾翠莫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的佳句，描绘郊野踏青游人往来不绝，妇女乘春游之际采撷花草，时已黄昏仍流连忘返的盛况。而宋代诗人吴惟信则更生动地勾画出人们游春的动人场面：“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古代的清明节，在民间还进行踢球、射柳、放风筝、荡秋千等有益的体育活动。宋人黄峪的“未到清明先焚火，还依桑下系秋千”，道出了荡秋千成风。清代高鼎的“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成为吟咏风筝之绝唱。
宋代王禹偁的《清明》诗，不写踏青饮酒，而写一贫士乞得邻家烟火、借火读书的发奋精神：“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烧窗分与读书灯。”宋代黄庭坚的《清明》诗：“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郊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妄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诗人以清明扫墓想到人的生死问题，进而有感于人生的价值，表现了诗人旷达之中包含郁勃、不愿与俗沉浮的兀傲之气和对仕途贤愚混杂的愤慨之情。唐代诗人张继在《阊门即事》一诗中则写道：“耕夫召募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见新烟。”在诗人笔下，人间天堂的苏州，清明时节却是一片田园荒败的凄凉景象，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统治者“召募”的不满，对劳动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春醪集》中泪与笑
在春雨潇潇中，我漫读着梁遇春随笔，揣摩他独特的“观察点”。正如他在《英国小品文选》译注中说：“做小品文字的人最要紧的是观察点，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从新观察点看去，一定可以发现许多新的意思，除去不少从前的偏见，找到无数看了足以发味的地方。”他随笔中处处闪烁着惊人之语，让我回味无穷。
梁遇春是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初散文创作领域的一颗慧星。他于1922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8年在北大英文系毕业，先后在暨南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1932年逝世，他留下了二十种翻译作品和两本散文集（《春醪集》、《泪与笑》）。这些议论知识和人生的杂文存在着惊人的矛盾。他憎恶社会现实的黑暗，鄙弃醉生梦死的寄生生活，痛恨知识界中的“绅士”、“君子”们不苟言笑、谨小慎微的死气沉沉、灰色平庸的作风。他热爱生活，渴求光明和进步，却又远离革命和人民，找不到光明进步之路；他有渊博的西方资产阶级历史、文化知识，但对最先进的哲学思维却一无所知，便限制了他在思想王国的自由驰骋；他有强大的智力和穷尽人生奥秘的追求，却缺乏洞察人生底蕴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与作家的个人经历和世界观是分不开的。
追溯梁遇春的思想渊源，可归咎于蒙田“怀疑论”思想的深刻影响。“怀疑论”思想具有矛盾的“双重性”：政治上反对独裁专制，主张政治民主；哲学上反对独断论，主张百家争鸣；思想上反对昏昧、保守、僵化、迷信、盲从，崇尚理性精神，鼓吹思想解放和独立思考；但也有消极的一面，政治上表现无政府主义，哲学上导致不可知论，思想上虚无迷惘，悲观厌世，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这一切都统一在梁遇春身上，形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虽然梁遇春思想十分驳杂，自相矛盾，但他的杂文有许多新颖可喜的见解，他总是呕心沥血对某个问题的独特和微妙的感受，谈出一些惊世骇俗的新见解。这是其随笔的优点，也是其随笔的缺点，两者紧密结合，形成了他杂文的“二律背反”。
第一，表现在他对知识界的独断、平庸、盲从的批评，大胆提出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鼓吹理性的批判精神。譬如在《“还我头来”及其他》中，他痛感当时知识界中许多没有个性的人，不会独立思考，只会人云亦云地复述别人未必懂、自己根本不懂的俗透了的大道理的不幸，便代表他们向社会发出大声疾呼：“还我头来！”这篇随笔提醒我们肩膀上扛着的脑袋是用来独立思考的，要有朝气蓬勃的创造精神。在《知识贩卖的伙计》中，他嘲讽当时知识文化界的名流学者、教授，不过是“知识贩卖所里的伙计”，“他们把知识的源泉--怀疑精神--一笔勾销”，这样，“人们天天嚷道天才没有出世，其实是许多天才遭了这班伙计的毒箭”。
第二，表现在他主张人应该“任性顺情”生气勃勃地占有生活，享受生活，应该“敢想”、“敢笑”、“敢哭”、“敢说”、“敢做”、“敢闯”，反对中庸之道、四平八稳、死气沉沉的人生。《泪与笑》一文，体现他独特的“逆向思维”思想，从自己感受出发，说笑是感到无限生的悲哀，泪是肯定人生的表示，是人生的甘露。在《流浪汉》中，他把“绅士”、“君子”和“流浪汉”对立起来加以褒贬，列举了文学史上许多有流浪汉习性的文学家，与虚伪的绅士不同，是“循性而动”的。
第三，表现在他善于从矛盾对立中论述问题，发挥新鲜的见解。譬如人们在争论“人生观”，他却偏要探讨“人死观”（《人死观》）；人们在恭维“Gentleman”，他却赞赏“流浪汉”（《论流浪汉》）；人们认为失恋是痛苦的，他却认为婚后的“失恋”，才是人生惨剧（《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人们赞美春天，他却认为夏的沉闷，秋的枯燥，冬的寂寞，跟疮痍满目的现实是协调的，而阶前草绿、窗外花红的春天同杂乱下劣的人生太不调和（《又是一个春草绿》）；人们喜欢风和日朗，他却赞赏春雨连绵，因为在阴霾四布、急雨滂沱时刻，就是连那沾沾自喜的老财也会苦闷，不似晴天丽日时那样盛气凌人，昂首阔步（《春雨》）。他就是这样总是凭借自己广博的学识，过人的思辨才能，殚精竭虑地去追索知识和人生的真谛，而且这种探索几乎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
第四，表现在他强调“经验”与“行”的重要性，企图突破“狭的笼”。在《途中》，他认为“读书是间接地去了解人生，走路才是直接的去了解人生，万卷书可以搁下不念，万里路非放步走不可”，强调“读万卷”与“行万里”相结合。但是他生活经历过于狭窄，“学校、家庭、图书馆”与“车中、船上、人行道”成为他进入生活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所以他虽以穷究知识和人生奥秘为己任，却无由探得真谛，即使是那些迸射智慧火花的警句，也不是穿越时空界限的星光。正如废名评介其散文“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
掩卷长思，我的梁遇春印象，始终是个惊人的矛盾存在。梁遇春是个“抑郁质”与“多血质”辩证统一的人，他的性格是矛盾这两方面的起伏消长，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始终是个旁观者，“隔岸观火”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即使他在《救火队》里把舍己为人、为人类扑灭火灾的救火夫作为自己生活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由于脱离革命和人民并且受到生活阅历的限制，尽管博学多思，聪明绝顶，也无法给在黑暗中苦苦徘徊、探索的自己指出一条通向光明和进步的康庄大道，不能不陷入深深的苦闷和矛盾。于是，在他多愁善感的诗心中，仍然笼罩着无法突破的黑暗。他的敏感而脆弱的心弦，不时弹拔出失望、凄凉的哀调。这确实是恼人的矛盾，是时代苦闷和社会苦闷的象征。
仁厚长者文坛侠客
周颖南，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今年来常在我的耳畔回响。越洋电话里，有他亲切的声音：“志忠，《新华文学》收到了吗？”我很是兴奋地答道：“拜读了，南洋花开，文学果结，周颖南文学专辑。”每次与周先生一聊，谈得最多的还是家乡书事。
家乡事务，事无大小，周先生时刻关注！他与家乡书事，在莆田传为美谈。20世纪的书事我就不说，不说他与中国现代诸多文艺大家如俞平伯、丰子恺、刘海粟、叶圣陶、巴金、冰心等的深厚友情，资助大师出书的段段佳话；不说他为弘扬中华文化，为祖国的文教事业、希望工程等捐献资金数百万元，赠送图书达万册以上；单说他本世纪以来，先后捐献资金几十万元，支持家乡出版各类书籍，不遗余力地为家乡文化人专著出版写序。与他交往的文化人无不感念：周先生是一个质朴、谦逊、热情的，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仁厚长者，是一个有着慷慨侠义之风的文坛侠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