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的“国展”
一路辗转把孩子放在家里的电脑送达浙大玉泉校区之后，我的心一下子松懈下来。在第七届全国艺术节新闻中心开完莆仙戏《江上行》新闻发布会，我便坐在会场外的走廊沙发上抽烟，悠闲自在地看长福和李局长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录音采访……采访完了，我猛然记起：我得下楼帮薛国平把宣传莆仙戏的三个大屏风搬上车送去宁波（国平负责此事，在福州、宁波装卸还有演员帮忙，到了杭州只好孤身奋战了），我下楼找到后院，国平已把三个屏风拆卸后装上卡车，正站在车上与司机一起仔细捆扎牢固。他虽然满身大汗（杭州的初秋气候还热），但心情不错，依然声音洪亮，捆扎妥当，仍反复交代司机一路小心，千万别碰坏了。我站在旁边，笑他这个致公党员比我们共产党人还讲“认真”二字。事毕，国平跳下车，我们出了院子，找了个路口，拦了辆“的士”，直奔杭州世贸中心展馆--那里，正举办“国平们”心目中的艺术盛宴：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国画部分）呐！此时已是下午四点半，再慢，那边恐怕就要关馆了。
全国美展已接近尾声。走进二层宽阔的展厅，厅内昏黄的灯光并不比室外的夕阳明亮多少。由于观众寥落，厅内的工作人员大多坐在那里昏昏欲睡，成了大幅国画下的有趣点缀。夕阳残照，灯光朦胧，映衬着一幅幅来自全国艺术家呕心沥血的巨作，弥漫着一派庄严肃穆的凝重气氛。我是第一次看全国画展的，这种气氛强烈地撞击我的心灵，随而我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踽踽而行。
看画展本不是我的任务，但吃文联这碗饭，如果长期满足于当外行，不懂装懂，满口胡说八道，会被艺术家们抓起来斗争的。所以今天只好老老实实地跟国平一起进来。更重要的是，莆田画家杨玉泉的《乡里》这次入选展出。我们在展厅转了半圈，便在一楼展厅找到了这幅充分表现莆田地域文化的大幅作品，画面上密密匝匝的“五间厢”，以其古朴、凝重、挤压和火红的鲜明特色独居一方，使我们在“国展”中听到了亲切的“乡音”……杨玉泉的作品在莆田算是“顶天立地”地大了，但在全国展中，也只是普通的一员。令人感叹的是：杨玉泉的背后，是几百甚至上千人的庞大的美术创作队伍，比他年轻的，前程不可估量；而比他年长的，不少人穷其毕生心智艰难跋涉，也难以抵达全国大展的门槛呵！
我经常讲话“刺激”我的同行：“在莆田的体育场跑出第一名，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能够到北京全国运动会上跑，即使是最后一名，也是了不起的成绩，为我们莆田争了光的！”
在稀疏零星的观众中，我们还是碰到熟人了，从他们身背的行李包看，都是匆匆赶来的画家--艺术的朝圣者。从国平与他们交谈的情形看，都是执著的追求者。福建一位老画家，大约儿子也是干这个的，一家三口都来了。老画家被国平问及福建参展的情况，貌似心中不快，难言之隐就写在脸上……以至看完后在路边等车，一家三口与我们远远保持一段距离，拦得一部车随风而去，消逝在傍晚的林阴路尽头。
水乡古镇安昌
第二天我们顺路去绍兴。绍兴我已去过，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和沈园，古轩亭口、秋瑾塑像我都拍过照，因而就听国平的。他想看水乡，收集画画的素材，因而就在绍兴上了去安昌的班车……班车到了柯桥我就知道错了，其实安昌靠近杭州，我们走了回头路：去安昌完全可以直接从杭州走，而不必绕道绍兴……人生的路经常有小错误，想想也就释然了。
错误往往是接踵而至的，我们在安昌坐过了站，下车之后，街道两旁都是工厂，哪里有什么古镇！心情沮丧地往回走，终于找到古镇的入口处，因为不收门票，我更怀疑里面肯定没东西看。我坐在街口看人算命，国平先进去，隔了十来分钟，手机响了，国平说：“里面还不错，快进来吧！”
我懒洋洋地站起来往里走，曲径回廊，几步之间，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江南水乡的美丽景致。国平手中的相机拍个不停，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赶紧从包中掏出原不想动的相机……安昌古镇保存得相当好，且后来附加上去的新建筑不多。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居民的饭菜都很不错，而且都是传统的生活方式……除了水乡风景，安昌历史上最出名的当数“绍兴师爷”，号称是绍兴师爷的发源地，当地政府特地挑了一处师爷的旧宅作为博物馆，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把门，是要收钱的。画家国平对师爷不会有丝毫的兴趣，我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也挥挥手“拜拜”了！
不论古今，师爷都是令人讨厌的角色！当代李真被枪毙，无人不说好！当然，人这么多，实在无事可干，师爷还是穷人理想的职业，如果连师爷都当不上，那才真叫可悲。
傍晚，我们回到绍兴城，在赶往快运车站之前，我们再次来到古轩亭口：夕照中秋瑾白色的塑像是一道漂冼灵魂的世纪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