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札收悉。现就您提出的质疑答复如下：一是林兰英院士“根正苗壮”问题。先生提到“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认为我承袭了这一“血统论”的观点用来写作。其实，只要多读点我文章的读者都清楚，我一贯反对“血统论”，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明证：我父母均是文盲，这并不妨碍我成为一名作家。描述英雄人物的方法并非只有一种，即“根正苗壮”；起码还有另一种，就是反衬。我可以举众所周知的例子，如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等，他们都是自己剥削阶级家庭的叛逆者。先生提到拙著中的林剑华“对共产党即使无功，起码也无过，决不是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看法，只要您细读原文，就会发现，那是林兰英的看法，并不直接等同于作者的观点。一个女儿对父亲如此评判，应该是合乎人之常情的。
二是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报告文学的灵魂确实在于真实，因而追求历史的真实就成了报告文学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终生追求的目标，虽不能完全复原历史，但应竭尽所能。这里且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个有二十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的人生观和方法论。先生以为：“对待历史（包括近代）人物，若从政治上重新鉴定，恐非作家力所能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对历史人物重新作出评价，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之一，尤其是党员作家。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中文盲半文盲占有一定的比例；而党员作家不对历史发表自己的评判，难道让工人、农民或理工科学历的党员去做这项工作。林剑华的定性问题，已经写入新编《莆田县志》和《莆田市文史资料》，以上两书的评价比我的文章更强调其“善”的一面。我则重新肯定他作为一个国民党人的“党的”立场。
三是放走林汝楠事件问题。国民党省党部密令莆田当局（书记长林剑华）逮捕共产党人林汝楠，而作为省党部书记长的林一鹏却致函其弟林一鹤（中山中学训育主任）营救林汝楠。这种极具荒诞色彩的故事历史上仍可能出现；林一鹤在“文革”中受批斗，抄家也是难免的，我如要求先生出具该函，显然是太苛刻了，不知先生能否找到其他的人证或物证来证明此事？其次，在林兰英的传记中介绍其父的这一重要经历，是我的工作；至于林一鹤参与策划放走林汝楠，林汝楠的后裔正请人写其传记，您可向他们推荐（联系单位：中共荔城区委）；其三，林剑华向闽中游击队送一卡宾枪，不在这一时间；其四，“文革”中年轻的红卫兵没有逼讯林一鹤如何残害共产党人，却逼讯他何故放走林汝楠，足见他们政治素质之差，逻辑之混乱。先生虽为目击者，但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的话，是不能作为重要历史事实的证据的。
四是中山中学校长之争问题。在《湄洲日报》10月28日连载的那段中，我清楚地写明“1948年……次年夏天，”但该报错误地加入“1650”这个莫名其妙的数字，因而，1950年6月病逝的林一鹏，在1949年夏天的中山中学暑期闭学式上讲话，肯定不是“幽魂”。1949年的中山中学学生，如今也就七十岁左右，当年在场的人中，我就认识一位，那就是书仓巷的郭养沛。先生如有兴趣，不妨再寻几位，“人生七十古来稀”已是老话，如今七十岁的人有得是。再就是查一查《莆田市文史资料》，林一鹏解放前夕回莆当过中山校长，应是不争的事实。五是林一鹏子女们的感受问题。正确对待先人，客观公正地评价其功过是非，是每一个人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并不以“国家干部”或平头百姓，受教育的高低而有所差别--这是就客观情形而言。若从阶级立场出发，林一鹏作为福建省国民党领导人，他的角色定位早有历史结论：五十五年前，我们共产党人用武力推翻了他及其政党在大陆的统治。提起“国民党”这一词，我个人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上海龙华，想起年轻的“左联作家五烈士”。当年的执政者国民党用手枪和子弹对付手中只有笔和纸的青年作家，刽子手们何曾考虑作家的亲属失去亲人的剧痛；如今，我们写文章回顾历史，却被要求照顾他们的亲属的心理感受，这似乎是太不平等了！
即颂，大安。
郑国贤勿草二00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林雄先生的来信
郑国贤先生：
恕素不相识的我冒昧给您去信。偶尔拜读到您的大作《归来的女儿--林兰英院士》连载在《湄洲日报》10月28日那一片段后，又寻找了前四期的连载，后得悉该报告文学已出书了，当贺。
林兰英这位杰出的科学家，莆田人引以自豪，中国为之骄傲，为其树碑立传表达了家乡人尊贤的愿望。我还没有读到全文，但从为主人翁进行铺垫的那些文字中，产生一种感觉，提出与您共商。
报告文学的灵魂在忠于事实。您为描述林兰英进行铺垫。中国有句老话叫“根正苗壮”，我不知道你在下文中是否会让人认为林兰英热爱新中国是与其父影响分不开的了。那个“根正苗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发展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人有其善，也有其恶，林兰英的父亲林剑华作为莆田民国时代的政治历史人物，如今能够公开地评价其“善”的一面，是中国政治的一种进步，说他“善良正直”，“对共产党即使无功，起码也无过，决不是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似也不为过，但他毕竟是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长，解放后由人民政府界定的“历史反革命”，若为林兰英而大颂其善，赞其“根正”，有此必要吗？对待历史人物，特别是近代的，若从政治上重新鉴定，恐非文学作家力所能及。好在社会是进步了，白纸留下的黑字没有了高悬着的“文字狱”之忧了，但这决不意味着作家应负的社会责任可以丢弃，特别是报告文学这类载体，更应该如此。
同在笔下为《归来的女儿--林兰英院士》一文作铺垫的唯一反面人物林一鹏，他的子女们虽然也为新中国作出了牺牲、贡献，但在您的笔下却遭受到与林剑华完全不同的命运。若以林一鹏的“恶”来衬托，表现出林剑华的“善”也未尝不可，作为报告文学，这种“恶”，也必然必需是以史实为依据，遗憾的是这里我不得不告诉您，在文中关于林一鹏的两处主要表述都失实。
其一：林汝楠事件。林汝楠时任中山中学教员。国民党省党部密令莆田当局逮捕他。
时林一鹏致函其弟林一鹤（时任中山中学训育主任，曾与林剑华轮任国民党莆田县党部书记长）营救林汝楠。当年，没有林汝楠的“我不是共产党，何以自首”一说，而是爽快地承认，在林剑华与林一鹤策划的“自首”或“潜逃”两条“出路”中，汝楠选择了后者。并在他临走时让其写下一纸“请假条”，将日期填为逮捕密令日期的前几天，以应付差事，走前，林剑华送一枪支，林一鹤赠予银元给汝楠。“文革”期间林一鹤曾被逼讯何故放走林汝楠，也因拒不出具林汝楠被捕，并叛变后派到新四军当特务的伪证遭毒打，并为此付出了生命。我也是其中一场审讯的目击者。不知当年林一鹏得知林汝楠逃离虎口，是欣慰还是气急败坏。
其二：中山中学校长之争。1949年8月，福州解放，林一鹏随之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到，并受政府优待以宾相待，在福州接受教育。1950年初，因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在省立医院住院，同年6月23日在该院病逝。看来，在1950年这个“落荒”的省级要员在政治上不允许他自由自在地“厚着脸皮”招摇来莆田争抢那顶“微不足道”的校长乌纱帽，从身体上也只能让“幽魂”来莆田进行他参与创办的中学的暑期放假前的那场“趾高气扬”的训话了。
提供以上讯息和看法供您参考，该怎办的想也清楚，林一鹏的子女们若有机会拜读您的大作不知会有何感受，他们中除一人参加南下服务团并在晋江公署殉职外，其他人均是国家干部。我相信他们也都受过高等教育，希望能善待。
我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失业工人，不过和林一鹏有血缘关系，以我所知实告予您，今斗胆以文字见大作家，惭愧。
静候赐教。致
礼
林雄敬书2004年11日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