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远在离莆田城百里的滨海小渔村，却有个漂亮的名字--石城；我寄居的这座省辖市（现在改称设区市）反而有个很农民的名字--莆田。由于名字起得不好，莆田人到了省城，在福州、泉州、漳州、汀州（龙岩）、剑州（南平）、厦门人聚会的场所，就像一位穿着背心、短裤和人字塑料拖鞋的乡巴佬与西装革履者同席，难免成为嘲弄的对象。
莆田人在省城受了窝囊气，回来没有地方出气，便转过来欺侮乡下人（如阿Q受假洋鬼子的责打，反转来捏了小尼姑一把一样），这本为国民性，无须特别提起。不幸的是我二十多年前初次进城，恰好就充当了这“小尼姑”的角色。
年少时虽非血气方刚，但受了气之后总难免耿耿于怀，以至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把感情融入这座城市，还怀着恶毒的心理观察这城市的沧桑。如对这城里的忠臣、名臣从不表示敬意甚至谈起他们就像议论考试抄袭的同班同学一样；从不买、不读古今乡贤的名篇佳作，如《蒲风清籁集》《莆阳文献》之类的东西……朋友黄玉石送我一本先人的《郑樵诗词集》，我翻了一下便出言不逊，还遭到黄玉石的痛斥。
我只对这里的民间传说有兴趣，但不是那些经文化人整理出版的民间故事集，而是民间盛传或非正式出版的。由许多民间传说我理解了这个小城的古今风情、风味和风格。城里人真正在菜市场卖菜、卖淡水鱼的不多（咸水鱼市场都被沿海人垄断了）。明代尚书康大和少时进城来，不是进城来念高价名牌小学、名牌中学，而是勤工俭学卖蒜青。他读书的地方在莆田沿海那个臭名昭著的穷山恶水--鹭峰山下的狮子岩。康尚书的坟墓在华亭。由此我知道这莆田城古代也是乡下人聚集起来的。那些退休的官僚“告老返乡”其实不是回乡下，而是回到莆田城。唯一的例外是那位敢于写社论骂袁世凯的江春霖，他真正回到梅洋山中去造桥。此外其余的“清官”都很有钱，都在城里盖很大的房子。门上挂着皇帝的题词飘飘然过日子。房子那么大。子孙肯定繁殖得很多，以致今日人多地窄工作不好做。
“清官”的故事大多乏味，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国师”陈经邦。“国”者谁乎？即黄仁宇先生大作《万历十五年》主人公，那位因为宠妃没有当上皇后，就消极罢工三十多年不上班的朱翊钧。莆田城乡盛传：出仕前的陈经邦到仙游九鲤湖祈梦，梦中神仙告诉他：“官拜盖露亭且止。”陈经邦不得其解，满腹狐疑进京中了进士，并被选为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的五个老师之一，主讲经史。万历皇帝读书的地方是文华殿。嫡母陈太后经常来照看年幼的皇帝也是常情，就与陈经邦搭上了关系。万历成年后，风闻太后与陈老师关系暧昧，也不声张，悄悄命人在文华殿与乾清宫之间遍洒石灰。清晨起来，果见太后的脚印清晰地写在两座宫殿之间。万历是个昏庸的帝王却是个孝子，遂在这两殿之间起建盖露亭，以免母亲（非亲生）晚上起来散步受风霜雨露侵袭之苦。陈经邦见到“盖露亭”三字恍然大悟，想起仙游九鲤湖神仙的警告，遂向万历帝提出退休申请，万历帝见老师态度坚决也就批准了。此时的陈经邦恰好四十岁整。
我对城里人能够知道这么高级的“国家机密”一直持怀疑态度。1992年首次进京我到定陵地宫看万历父母的遗赅，其中两位合葬的皇后果然有一位姓陈。我进城之初，同单位一位老编辑是陈经邦后裔，当年我的名气和才华还不足以威胁到他在同行和文学界的地位，因而我们关系不错。我便斗胆问他：“从您家一代代私下传下来的蛛丝马迹看，您认为这外面的传言是否是真的？”老编辑平时不善言谈，这次回答得很干脆：“估计是真的！否则陈经邦不可能四十岁就退休回来；听说他是个‘声如洪钟’的‘白面书生’呢。他回来后，年纪比他大的张居正还专程来莆田看望他。”
老编辑的儿子后来也成了我的同事。谈起此事，他的回答既有莆田特色又有时代气息：“老人家太伟大啦！能把皇帝的老婆搞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