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六十年的共和国比，这期《莆田文学》四位小说作者都年轻。王文娟、张晨熹都是莆田学院学生，林金英初出大学校门；在公务员长长的队列中，海客也年轻。
挥手喊“万岁”，共和国正年轻！年轻，但已过了朝霞、鲜花、颂歌、彩旗的阶段，《早夏》季节，少年眼中，晃动着裸体狂奔的疯女人，丧心病狂的强暴，对爱的背弃，亲人的暴戾……我们的诗人担心：这，与季节和谐吗？
我笑了--我相信海客。今日拜读，欣喜结识那位濒临绝望的表哥，他留给表弟那把摔断但修好的二胡，那句“毕竟这世上不能没有音乐”的留言。二胡拉响的是《二泉映月》，那旋律与国歌是合拍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主旋律，抚慰和激励了几多敏感的心。
《血色浪漫》中，王文娟引领我们回到血火惨烈的战场，回望用鲜血飘起的胜利的旗帜；硝烟散去，创痕累累，失去的不仅是大腿，还有人心的平和恬淡，而最终重逢于纵横交错的疤痕中的慈祥或新的故事。
《帘卷海棠红》的背景更为古旧：寒冷、寡情、豪华、腐朽、衰败、颓丧……尔虞我诈、丧心病狂、蛇蝎心肠，然依旧有人性的挣扎、温情和阳光--故事是旧的，毕竟心是年轻的。
《夕阳照高楼》直面眼前这片热土，关注的不仅是成片大楼中老人的心境，一生的辛劳、为子女的担忧、晚年的孤寂，更提出：何处是我们的心灵原乡第26章春天的关键词：尊严
我从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抗战时期，莆田华侨青年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日，在滇缅公路血与火的运输线上，结识并迎娶了两位云南姑娘……抗战后，先后回到莆田，而直至最近亲人才又再次相逢……我发现作者就在隔壁，遂约了他再次前往采访，于是就有了这篇《龙陵之恋》。我觉得：战争这种特殊的险恶环境，使莆田人的某种特性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而异地女性，则像一面明亮的镜子，映显我们的尊容。因而把它率先刊出，让莆田读者先睹为快。
《地洞时代》让陈蔚华一改那散文家华丽的扎实叙述，使人很难怀疑文本的纪实品格。只是，那地洞里发生的绯闻而引发的一场乡村风波，虽然印证了看似软弱的父亲的刚强和果断，却因视角的阻隔，少了生活本身的湿润和悲悯之心。
余水是位退休老师、乡村知识分子（我没有见过他）。他的作品《从古其人》保持了幽深朴素的品格，我十分喜欢年轻的从古在木兰溪上划船和相思岭上遇匪的惊险经历，但作者似乎更得意于从古后来的顺境，因为它更合乎三十年、六十年之类的周年纪念征文要求；而黄劲松的《眉心长痣的女孩》中，看似一场曲折浪漫的爱情传奇，其实也有相似的倾向性。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主旋律作品是党对作家们的提倡，自觉响应者却未必被认为是作家。
这期《莆田文学》与读者见面时，当是2010年春天了，与世纪之交的热闹相比，二十一世纪第一个10年的到来悄无声息，我想抢一个第一，把它作为卷首语的标题。
时间过得真快呵！九十九年前，武昌枪响，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五族共和，四万万同胞首获尊严。
六十一年前，礼炮响起，工农革命，推翻“蒋家王朝”，共和国旗帜升起，站起来的人民获得尊严。
三十四年前，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祝酒歌》声中，我们相约二十年后再相逢：信心百倍，激情四溢，能无尊严！
改革开放富起来，综合国力不断翻番，曾经的梦想“超英赶美”成为现实--“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是好日子！”全国人民欢迎宋祖英。
而文学满脸忧思，惊恐发现：财富不等于尊严，发展不等于正义，没钱的，没有尊严，如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钱太多的，也没有尊严，如关进监狱的贪官；即使还在台上，那尊严也是硬撑着的，靠不住啊！黄明安笔下的“陪护者”是个穷人，他人穷志短，但追求尊严（不肯与主人一起吃饭）。但他发现，被陪护的富人也没尊严，那种孤独无助更堪悲怜，于是穷人与富人一起抱头痛哭，令人痛彻心肺……《鼓师的故事》记录了两代莆仙戏“鼓头”的人生履痕，给人的印象是：成名于国难当头的师傅雷公比和平年代的弟子祖梁活得更潇洒，更有尊严。《我们都是害羞的人》是韩冰的小说处女作，直逼当代中年男女情感困惑和生存现状，但处女们不宜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