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宗教和国家的黏液，在小说中随处都可以触及；而性别的不平等却是弥漫在小说内外的空气中。母亲的命运固然是女儿的教材，而接连不断的骚乱中的强暴，却是触目惊心的残酷的演示。最后，黎恩也在演示中消亡。也许，只有消亡，灵魂才能从蟒蛇的绞紧中逃窜。果真如此，我们宁可相信灵魂的有；唯其有，灵魂才能“掉过头来离开这地方”，也才可以让黎恩的母亲清醒过来：“哦，那我就放心了。”
蛇与人类有不解之缘：伏羲、女娲相缠的蛇身，伊甸园里引诱人吃禁果的蛇，被刘邦斩杀的白蛇，被农夫救活的那条冻僵了的蛇，让法海恨之入骨的峨眉山的白蛇、青蛇……如果你不恶心并且不怕这种黏糊糊、冷冰冰的爬行动物，你还可以列数很多。蛇的种类也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有毒的和无毒的。蟒蛇属于无毒类，但无毒不等于无害。蟒蛇可以绞杀它想吃的其他动物，当然也包括人类。蟒蛇又称蚺或蚺蛇。据说，在某处的热带森林里，有一种树蚺，长可达十多米或数十米，大象也可能不是它的对手。蟒蛇还是一种极其无耻的动物。据说一条雌蛇发情了，四面八方的雄蛇会像人类赶集一样聚集在一起，只有一条雄蛇在享受快感，其余的全都缠绕在周围，筑起一座黑乎乎的恐怖之城！
在《遗恨雅加达》里，我们仿佛看见了这样一座恐怖之城。其实，不完全是在雅加达才有这样的城，人类有了种族的划分，有了宗教的传播，有了国家的设立，加上无法选择的与生俱来的性别，就无法阻遏蟒蛇的繁殖，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蟒蛇的绞缠。蟒蛇之城的阴冷寒气总在侵袭我们的额头，挥之不去！
欲望的肉体太沉重，只能寄希望于灵魂。当灵魂从蟒蛇的绞紧中逃窜，今夜就不会有恶梦。套用鲁迅的一句话说，只有到蟒蛇绝种的那一天，我们才有可能安全，并且幸福、快乐。
妇德高洁说梅妃
我是极少看“秘史”、“传奇”之类的电视剧的。好朋友刘君打电话告诉我，近来电视上所播的《杨贵妃秘史》，其中有大肆向梅妃泼脏水之事云云。刘君言语之间，颇有不愤之情，以为此剧有侮辱莆田女性形象之嫌，令我查证之，批驳之。
说起莆田女性，有四位颇为著名。其一为林默娘，可算是现在的海难救援队的队长，后得封号极多，如“天上圣母”、“海上女神”、“天妃”等，而莆田人还是把她当做自家人，称“妈祖”、“娘妈”或“姑妈”--乡亲厚道，如此称呼倒是亲切。其二为钱四娘，大约是兼水利工程的投资者、总指挥长与工程师于一身的能人，莆田人认为木兰陂之首功，非她莫属。其三是江采萍，即本文将要说的梅妃。她算是一位妇德高洁的古代女性。其四是陈靖姑。这第四位，莆田人可能了解不多。但莆田沿海某处，我记得曾经有看过一个庙里，好像是供奉着这位医德医术俱馨的女士。不过，在闽清、古田一带，这位陈女士的名气，并不比咱莆田的妈祖小。
尽管我向来对以上的林、江二位只有敬的虔诚，而对钱、陈二位却是爱的真情，但奉朋友之命，我还是勉为其难地把我所知道的梅妃说一说。
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本成书于明万历乙巳年间的《莆田比事》，从其中有关梅妃的记载，大约可以获得这些信息：一、梅妃的确是莆田人，自幼聪颖，“九岁能诵二南”，并且以“二南”为志；二、梅妃确为唐明皇宠妃，后因杨贵妃而失宠；三、梅妃名采萍，为其父仲逊取《召南》中之《采萍》篇而名之。说梅妃有种种“恶行”、“恶德”，不知以何为据；但从《莆田比事》所记，窃以为不大可能。这要从其所受教育来看。江采萍自幼诵读“二南”，妇德根基当是比较牢固的。《毛诗序》在解释《周南》第一篇《关睢》时说：“后妃之德也。”之后又有一大串的引伸，如说“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云云。尽管现在人对《毛诗序》的解释不以为然，但我以为当时的人们确实是把“二南”当作道德教化的经典来读的--即使解释错了，也是将错就错，直以妇德箴规、乃至“后妃之德”而接受的。如果现在人硬是认为道德教化无用，“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那也没有办法，只能建议他们去和古人打官司了。
江父取“采萍”为女名，也是有所寄寓的。《采萍》：“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是说少女祭祖的事情。“唯戎与祀，国之大事”是古人的共识和价值认知，少女即能参与祭祀祖先的活动，其敬畏与自我约束的品德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年累月潜移默化而成的，要无端生出一个与表兄偷情的勾当来，也许只有现代人才能有这种想象力吧。
梅妃一生喜爱梅花，且以梅花自况、自厉，“常淡妆雅服，姿态明秀，性喜梅。所居栏槛，悉植之，榜曰‘梅亭’”；梅妃的封号来自唐玄宗，“梅开赋赏，夜分尚顾花下，不能去，上戏名曰梅妃”；又“上尝与妃斗茶，顾诸王戏曰：‘此梅精’”云云。玄宗皇帝与梅妃感情甚笃，生前赠珠、斗茶，死后则“葬以妃礼”、“自制文诔之”，又题妃画像云：“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这些或能证明梅妃与明皇关系非同寻常，又怎么可能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红杏出墙，与表兄来了一腿呢？
不过，说起来也不足怪。小品里说，没有新闻的领导不算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不算名人。梅妃既为“名人”，那就一定可以有绯闻的了。这也算是现代人思维的特点吧。
至于说到为莆田女性打抱不平，且立志要以维护莆田女性形象为己任，则大可不必。莆田也是沿海开放城市，男人女人都要顺势开放起来，既然“满园春色关不住”，那么“数枝红杏出莆田”，也算赶赶时髦嘛。只是对已然作古的女人再泼脏水，多少会让人觉得不厚道，且会让人疑心那些泼脏水的人，是否自己满肚子坏水呢？
花瘦水逝无奈别
--为女性问题再读鲁迅三篇小说
《幸福的家庭》
男人幻想着建立幸福的家庭，以为幸福的家庭就像写文章一样，“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然而现实却很快地不留情面地粉碎了他的幻想。
“幸福的家庭”固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安置的地方，只能是假定这幸福的家庭所在地方叫作“A”；而且幸福的家庭必定是有女人的。
女人至少要有两个：一个老婆，一个女儿。“主妇是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像一个麻雀窠”，夫妻俩都“优美高尚，很爱文艺的”。但是，现实的他的老婆没有时间和他一起看《理想之良人》。“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主妇要忙着算计油盐酱醋柴米茶的“两吊六”还是“两吊五”，男人浪漫的稿纸也只好用来记录小木片和白菜的数量与价格了。
“主妇”，能“主”些什么呢？“马克思在女儿的啼哭声中还会做《资本论》，所以他是伟人……”但是作家的女儿“花儿”的哭声却让他停止了幸福家庭的设计。花儿只为打翻了油灯就遭遇了主妇的手掌，作家身份的爹爹只好为哄花儿而做起了“猫洗脸”，幸福家庭的绿色稿纸在浸泡花儿的眼泪和鼻涕之后，变成了纸团，被掷在纸篓里了。
无论是乌花还是明绿花，都无可奈何的消瘦了，幸福家庭急需肥胖起来的倒是堆成A字的六株白菜。当然，让白菜肥胖起来的大半任务在于女人，而首先消瘦下去的也是女人。这就是幸福家庭的并不幸福的女人。
《伤逝》
不罢兵的坚强决心：“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
恋爱中的男女，无疑是浪漫的。女子敢于表达并且追求自己的爱情，在以往的时代，的确会让人佩服，但同时也就招来了人们的非议。无论是佩服还是非议，对于想得到爱的人们来说，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不过，爱须有所附丽，否则，无论男女，都要一同灭亡的。这是涓生和子君的教训。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在爱情之中的男女，都必须生活。当涓生的生活只能处在“叭儿狗和油鸡”之间的位置的时候，他只有实话告诉了子君：所谓浪漫的爱情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田地了。而子君只能选择了娜拉的办法：离家出走。然而，子君的出走，结果却比娜拉更坏：娜拉出走以后，要么堕落，要么回来；而子君却是，死了。
“我”是一个男人，有着男人的豪迈，也有男人的狡诈，所以“我”可以用遗忘和说谎做前导，默默前行，向着新的生路跨进一步。但是，子君却是确证无疑地死了，在纸马和哭声的轻松简洁的仪式中走了，永远回不来了。“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
寻觅是徒劳的。与其到子虚乌有的地狱中去寻觅子君，不如想方设法让以后的子君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盐和干辣椒，面粉，白菜，以及尽可能足够的铜元。否则，娜拉就不会孤单，子君也不会寂寞，与她们作伴的后来者，不乏其人。
但是，爱姑太天真了，她完全低估了对手的能量。和“知县大老爷换帖”的七大人就是“不说人话”了，你拿他怎办？刚从北京洋学堂里回来的尖下巴少爷，毫不迟疑地加入了七大人的阵营，对七大人的“天外道理”表示了“的的确确”的赞同。
也许是爱姑真的误会了七大人，“七大人是最爱讲公道话的”，在七大人的主持下，爱姑的补偿得到落实，七大人“叫施家再加十块钱：九十元！”
尽管爱姑认为“九十元，你就是官司打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没有这么便宜”，但是，这是七大人定出的价格。七大人在闻鼻烟、玩屁塞，发出一声“来--兮！”和一声“呃啾”之后，爱姑的爹已经点清了洋钱，“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了”。
爱姑不但没有让“老畜生”、“小畜生”家败人亡，而且还对慰老爷说了“谢谢”。她原来的冤情也不对七大人诉了，又做起了“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的“好女人”了。不知道“好女人”爱姑能不能算明白这样一个不等式：一个父亲加六个兄弟小于七大人乘以知县大老爷。因为不等式右边有一个容易让人忽略的“换帖子”的乘号存在！
《离婚》
爱姑是勇敢的，因为她有坚强的父兄作为后盾。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她与“老畜生”、“小畜生”家整整闹了三年，去年还将他们家的灶都折了，总算已经出了一口恶气。但是，出了一口恶气，问题并没有解决，她要抗争到问题的彻底解决，于是，她当着为调解而聚在一起的各级领导和各种机构、组织的人物的面，表示了不获全胜决记忆的血痕--涵江·194120个世纪中叶的成年人，如今健在的大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尽管老年人喜欢回忆往事，但是他们的回忆通常是不连贯的、不完整的碎片。不过，当我问起当年侵华日军轰炸涵江的情景时，他们却记忆犹新，历历如在眼前。
“何因，何因，惊会死啊！日本子”“那年是民国三十年，大概是六七月吧，天时大热，日本子的‘飞船’像蚊子一样，在天上哼哼哼都无歇”“日本子相当狡骚（莆田方言，狡猾、可恶的意思），炸一下，飞走；大家人想说没大致，从厝里刚走出看看街路的情景，它又突然飞回来再炸，被炸死大部分是在第二回炸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还小个，不知晓什么危险，未炸的时候站那看。飞船飞得很低，擦着厝瓦沿，厝瓦都给抖落下来。‘飞船’里向的日本子看那现现。”
“那回炸最严重，大概有半下晌，炸死有十五、二十人，厝那叫都炸塌了”
“有的也不记的了，反正那几年经常在炸。现时人说‘跑反’、‘日本乱’，真经惊会死人（莆田方言，意为真正会吓死人）啊！”
老人们尽力回忆着，描述着，互相补充着。
尽管他们向我提供的都是记忆的碎片，但从他们恐惧的眼神和颤抖的声音里，我还是能从这些碎片上看到了殷红的血痕，以及血痕上记录着的愤怒与仇恨。
循着老人们提供的依稀的线索，我查到了《涵江区志》的相关记载。他们所描述的，应该是1941年8月24日侵华日军对涵江实施前后达3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这一次的轰炸，炸死平民7人，炸伤15人，炸毁民房校舍90多间！
根据《涵江区志》的记载，在1939年至1941年（即民国二十八年、民国二十九年、民国三十年）的三年间，侵华日军前后共对原来涵江仅有6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轰炸达8次之多，轰炸导致平民死伤30多人，民房校舍毁坏200余间。除1941年8月24日这一次最为严重的之外，同年的7月12日，日军在对涵江的镇前和宁海桥轰炸时，也造成了一死一伤的后果。
另外，1939年和1940年的具体情况是：
1939年2月2日，日机3架轰炸三江口，炸死平民1人，毁民房2间；7月13日，日机7架轰炸涵江市区，校舍及民房被毁30余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