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对三国的支援问题说点个人浅见。”宋子文说，“过去，我们在经济上和武器上依靠美国和英国支援，现在，我们自然无能为力从这两个方面支援他们。这一点，美英两国朋友能够理解我们。但是，我们应该从道义上声援他们，就是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发表支持三国对日战争的宣言。”
“嗯，对。”蒋介石表示赞同。
“宣言从两个方面立意。”宋子文接着说，“一是阐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真理，就是三国对日作战是自卫战争，是正义的，必将获得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支援而必胜；日本进攻三国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必将陷入孤立而失败。二是表明中国坚决站在三国一边，以实际行动支援三国，就是在中国战场上更多更快地歼灭日军，从军事上减轻三国的压力。”
“好，唵，子文兄的意见很好！”蒋介石脸上泛起一丝笑意，“这个这个，这个宣言的力量，唵，比支援三国一大笔钱，一大批武器还要大！”他把脸转向陈布雷，“彦及你，就按宋先生的意见起草个宣言，这个这个，争取在一个小时之内公诸于世！就在我的官邸办公室写，你去吧，唵！”
“好，我四十分钟之内拿出初稿来。”陈布雷的身子越来越单薄了，望着他轻飘飘地向蒋介石的官邸办公室走去，担心他随时会倒下去。
“哪位接着说，唵？”蒋介石向在座者扫了一眼。
“我说。”叶楚伧把脑袋偏向坐在他左边的蒋介石夫妇，“配合宣言写篇社评，连同宣言一起刊登在八日的《中央日报》和陪都其他报纸，同时，中央广播电台国内新闻部和国际部，每隔一个小时播送一遍。等会，我给各报和电台夜班值班室打电话，要他们留出版面和安排时间。”他停了停又说，“关于珍珠港事变之后对我们有何影响，依愚见，有利也有弊。日本对三国宣战，他们的战线拉长了，势必顾头不顾尾，这就减轻了对我们的军事压力，从而增强了我国夺取抗战全胜的信心。不利的一面，美国会像与德国交战的英国和苏俄一样，因为自顾不暇，不可能从经济上和武器上再给予我们以支援。至于荷兰，我们之间没有具体的援助，只保留一般的外交关系，日本对荷兰宣战，对我们没有直接影响。好，我打电话去。”
“嗯，有利有弊。”蒋介石吩咐说，“电话要值夜班的侍从官打，唵，你去交待一句，就来参加讨论。”
何应钦发言，指出日本的军队已从卢沟桥事变时的一百三十万兵力扩充到二百七十万兵力，四年多来在华日军一直保持在一百二十万至一百四十万之间，估计日本进攻东南亚地区之后，不到万不得已，在华兵力不会减少。他建议立即召开十二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和所属二十八个集团军总司令会议，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没有集团军建制，各来两名军长参加。他说：“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针对珍珠港事变出现新的国际局势，进行新的作战部署，也就是各战区如何主动向日寇出击。”
“二十八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都来吗，唵？”蒋介石问。
“都来。”何应钦对蒋介石的提问没有反应过来。
“糊涂，唵，敬之你委实糊涂。”蒋介石很不满，“这个这个，难道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玉阶也来，唵？”“噢！我一时糊涂。”何应钦恍然大悟，“对了，朱玉阶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和陈毅指挥的新编第四军，是我们进攻的对象。”“共产党是我们的死敌，比日本鬼子还要可恨的死敌！”孔祥熙咬牙切齿，“日本鬼子只侵略我们，共产党却要消灭我们，对共产党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警惕！这是委座对我们的训示。”
“是的，是的，我一时糊涂。”何应钦感到愧疚。
“好了，好了，敬之你继续发言。”蒋介石谅解地望着何应钦。他舌锋一转，问道：“长沙那边的情况怎样，唵？敬之你说说。”
五天前的十二月二日下午，唐生明与戴笠通了一次无线电报，说日军决定在十二月中旬发动第三次长沙战役。于是，蒋介石派何应钦乘飞机去长沙，与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研究如何迎战。何应钦说：“我在长沙待了四天，与薛岳先生一道做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召开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总结了第一、第二两次长沙战役的经验教训和进行战斗动员，二是进一步加固了长沙城四周的防御工事建设和严密封锁了湘江水面，三是将作战方案编印成册，油印若干份，发到团长以上军官，让他们根据各自的任务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
“可以。”蒋介石点点头，“九战区打算集中多少兵力，唵？”
“九战区全力以赴，计划组织二十六万兵力参战。”何应钦说，“我与薛先生去了十多个连队，弟兄们士气很高，对夺取第三次战役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好，唵，等会我给薛岳打电话，这个这个，第三次长沙战役，是我们在珍珠港事变后的第一仗，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好，唵！”蒋介石面孔板得紧紧的，“这一仗打好了，唵，对三国朋友是个鼓舞！”
第三次长沙战役于十二月十七日打响，三十一日结束。这一仗的确打得不错，日军公布是役伤亡五千六百九十一人，实际伤亡六千九百八十八人，是日军进攻香港伤亡人数的两倍多。当然，第九战区也付出沉重的代价，伤亡二万六千零三十八人。荷兰《电讯报》发表社评说：
中国的胜利就是荷兰的胜利，我们为中国朋友在长沙战役中消灭近七千日军而祝贺。
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说：
盟友中国给进犯长沙的日军以重创，用鲜血声援了华盛顿，鼓舞了美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英国《每日电讯报》在一篇时事综述中说：
值此远东阴雾密布时，唯中国长沙上空出现了一片光辉夺目的霞光。
眼下，陈布雷拿着宣言稿走过来了。他将宣言稿念了两遍，大家提不出任何意见，蒋介石就将宣言稿递给襟兄孔祥熙，说道：“庸之兄是政府首脑，唵，你签字照发。”他用手帕捂住嘴巴打了个哈欠，抬腕看表，已是八日凌晨两点四十五分。“我同意敬之，唵，关于召开军事会议和主动出击日军的意见，敬之你等会就下通知，会议在重庆召开，唵！但是，这个这个，怎样对日军主动出击，唵？敬之你按照十二个战区，唵，所处天时地利人和的不同，这个这个，从战略战术上提出不同的要求，唵，在会议上做动员报告！”
“好！敬之遵嘱照办。”何应钦唯命是听。
蒋介石决定八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召开中央机关和重庆市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宋子文就珍珠港事变做时事报告，然后说：“至于怎样对付汪兆铭集团的问题，这个这个，有两种方案，唵，一是从第一、第二、第八战区各拿出两个军的兵力，唵，对付长江以北地区的汉奸军，二是从第三、第四战区和鲁苏战区各拿出两个军的兵力，唵，对付长江以南地区的汉奸军。第二个方案是，唵，派雨农去上海，要他设法让汪兆铭派代表与他见面，这个这个，只要汪兆铭集中兵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唵，与汪兆铭集团之间，可以井水不犯河水。”
叶楚伧说：“委座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好，我们可以集中兵力对付日军。”
对此，宋美龄提出异议，她说：“珍珠港事变，汪兆铭集团一定是幸灾乐祸，一定是兴高采烈，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还能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不见得，唵，试试看吧，唵！”蒋介石很执著。
汪精卫集团的几个首脑人物，正在大发牢骚。
八日凌晨两点五十分，陈公博从上海打电话给汪精卫，说驻上海的日本海军于一个小时前，炮击黄浦江上的美国和英国军舰，英舰彼得烈尔号被击沉，美国威基号向日军投降。在同一个时候，驻上海日本陆军接管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美国、英国在上海的租界地，接管两国在上海兴办的航空、交通、堆栈、银行和其他公用事业，派兵包围两国在上海开办的所有工厂。
陈公博在电话里抱怨说：“按理说，日军采取这一军事行动之前，应该向我这个上海特别市市长通通气。但是，我却蒙在鼓里，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纷纷打电话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唉，等于问道于盲，叫我无言以答，也使我很难堪。不过，我想，日军在我们管辖的上海，采取这样重要的军事行动，畑俊六总司令一定事先与委座商量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委座怎么不向我打个招呼？”
“哎呀！公博，我也被蒙在鼓里。”汪精卫也怨声怨气，“即使畑俊六总司令事先不与我商量，但也得告诉我一声嘛！我马上给畑俊六总司令打电话，再把情况告诉你。”他的话被陈璧君打断了：“给姓畑的打什么电话？没有必要！”他知道妻子很反感，对着话筒说：“喂，公博你等一会，你璧君姐要和我说几句话。”
被电话吵醒起来的陈璧君，披衣斜靠在床头上，不满地说：“既然姓畑的没有把你这个委员长看在眼里，就没有必要给他打电话，等他找上门来再说！”她思索片刻，“依我看，日军这一行动绝非偶然，一定是国际局势激变的一个征兆，四哥你要公博马上回南京共商对策。”
汪精卫觉得妻子说得有道理，就通知陈公博马上乘飞机回南京，到时，他派桂连轩驱车去机场接他。汪精卫刚放下电话筒，电话铃又响起来。广东省主席陈耀祖打电话告诉他，驻广州的日军也在那里采取同样的行动。他在电话里对这位内兄大发牢骚说：“嗯，听清楚了。喂，耀祖兄，上海的情况也如此。你问我这是为什么？老实说，我一无所知，反正我是大傀儡，你是小傀儡！”他生气地挂上了电话筒。
“你怎么对我哥哥说这种话？我的四哥！”陈璧君伤感地望着丈夫，知道他心情又坏到了极点。
汪精卫望了妻子一眼，想说什么，电话铃又响起来。电话是湖北省主席何佩瑢打来的，向他汇报驻武汉日军接管美英两国在武汉的租界地等方面的情况。“至于日军为什么会采取这种行动，喂，何先生，在电话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也不便说。这样吧，你派秘书长贺遐昌先生来南京一趟，情况就知道了。”汪精卫说。
“这样回答好。”陈璧君觉得丈夫这样说保住了面子。她走下床来，挨着丈夫坐着。
“这样回答好？好什么？”汪精卫在桌子上一巴掌，“他娘的，欺人太甚！”很明显，他在骂畑俊六，也在骂东条英机。他还不解心头恨，又在桌子上一巴掌，但还没有骂出话来，又有人打来了电话。“璧君你接电话，无非是北平、天津、济南、闽候方面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他的判断是对的。
陈璧君陆续接了这四个城市的电话，褚民谊打电话来了。“是姐夫吗？我是璧君。噢！外交部刚才收到两份特急电报！内容不必在电话里说了，请马上带电报过来一趟。”
褚民谊也住在颐和路，只过了八分钟，他就驱车来到了汪精卫官邸东楼会客室。他刚才收到驻德国大使李圣五、驻意大利大使吴凯声先后发来的电报，都较详细地报告了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及日本向三国宣战等方面的情况。
汪精卫看了电报，一副大彻大悟，也是怒不可遏的表情，愤然说：“原来如此！难怪日军敢于在两小时前，在上海、广州、武汉、北平等七个城市，采取藐视美、英两国的重大军事行动！”
“日军在七个城市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褚民谊一惊。
“是的。”陈璧君扼要把情况告诉了他。
汪精卫更是火冒三丈，这回巴掌改为拳头了，骂道：“他娘的，岂有此理！他们偷袭珍珠港和袭击三国在东南亚的其他领地，向三国宣战，这样震惊世界的大事，却把我们这个同盟者撇在一边！”他想到驻日本大使徐良没有发电报回来报告上述情况，又在桌子上击一拳头，“他们居然使驻在东京的徐良也成了瞎子和聋子！他们对我们如此不信任，难道我汪兆铭是蒋介石，是毛泽东？”
思绪每每至此，汪精卫就想放声痛哭一场，哭自己的理想难酬，哭自己无法摆脱的命运。其实，他的理想也极简单，就是受到日本政府最起码的尊重。然而，却事与愿违。难道只能让这一理想，像断缆的小舟那样，任凭生活的潮汐随意摇动？只能在懦弱的祈望和连绵的叹息中，被现实无情地淘汰？不，他不能自甘暴弃！
“重行兄，你与我一道去找畑俊六总司令！”汪精卫怒的眼光望着褚民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