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苏州，天气晴朗而开阔，阳光灿烂而炽热，但人们望着虎丘山旁那杀气腾腾的临时主席台，望着台上那闪着刀光剑影的横幅和对联，感到空气是这么压抑，是这么阴沉，冥冥间似乎有一股股凄凄惨惨的阴风，正冷飕飕地从地狱里刮出来，使人毛骨悚然，浑身骤然出现一种寒冷的颤栗。
临时主席台是用杉木条和门板搭成的，上面盖着晒簟，左右两面和后面用白布围住，前檐高，后檐低，如同一张巨大的虎口，令人望而生畏！
台上挂着长约两丈的黄布横幅，上面贴着十四个写在四方菱形白纸上的墨笔字：“苏州地区清乡试点万人动员大会。”贴在两旁的对联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归根结蒂清共党，为中日永久和平扫除障碍；查保甲，查户籍，查人丁，贯彻始终查匪患，为民众安居乐业铺平道路。”清乡的反动实质已昭然若揭，也毫无隐讳地道出了共产党的存在，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重要障碍。
他们害怕共产党顶天立地的民族气节，同仇敌忾的浩然正气：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来，华中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在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组织和新四军游击队的领导下，抗战热情日益高涨，不是三三两两神出鬼没地炸碉堡，炸桥梁，炸仓库，就是出动小部队组织伏击战，或者在敌人前进的道路上埋地雷，往往把他们打得焦头烂额，成了盘踞在沦陷区的日军与和平军的严重威胁。
垂死挣扎，是一切反动派苟延残喘的必然行动。于是，汪精卫秉承日本天皇裕仁和首相近卫文麿的旨意，成立了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南京政府一批要员和影佐祯昭、晴气庆胤等四十五人组成，汪精卫自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并组成了八十多人的办事机构，在南京马台街二十二号挂牌办公。汪精卫和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决定先在苏州地区搞清乡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分期分批推广到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等省的沦陷区，妄图把新四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压下去，以法西斯手段达到强化治安的反动目的。
一个星期前，又由李士群代表清乡委员会与日军第十三军参谋长板野正治在南京签订了《关于苏州地区清乡试点工作之日华协定》。这个《协定》共十条，其主要内容是：清乡期间日军第十三军担负作战和封锁任务，清乡区内的通讯、水陆交通和政治鼓动由南京政府组织专门人员担负；参加清乡的一万五千四百名和平军、保安队和警察队受日军统一指挥和调遣，日军作战和封锁所需经费由日军自理，但日军所需运输费则由南京政府承担，并负责为参加清乡的三万八千名日军补充随军慰安妇五千人，而且长相要好，年龄也很苛刻，限定在十六岁至三十岁之间。
为了使清乡试点达到预期的目的，经汪精卫和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批准，成立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由李士群兼办事处主任，板野正治任顾问。前天，也就是七月十日，参加清乡的日军与和平军、保安队、警察队就从四面八方云集苏州地区，在苏州地区的吴县、常熟、昆山、太仓等县，纵横约二百华里的范围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与此同时，吴四宝、万里浪、张国震和晴气庆胤、小笠原清、重藤宪文率领中日特务五千五百余人，来到苏州地区进行秘密侦察活动。
一时间，苏州地区被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仿佛天即将塌下来，整个世界将毁于一旦！
十二日上午八点，由日军与和平军，以及特工总部苏州区的特务和苏州维持会的汉奸，押着一队队老百姓来到开会地点。名为苏州地区，其实到会者都是苏州市区的居民和近郊的农民，名为万人大会，实际与会人数达到一万三千八百多人，足见强迫命令的威力之大。
八点二十分左右，板野正治、李士群、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主任秘书曹滂、驻苏州地区清乡专员张北生各骑着一匹枣红色大马，前由五十名保安队士兵开道，后由五十名日军压阵，威风凛凛地赶来了。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和平军师长周春江、苏州市市长池松柏、特工总部苏州区区长黄尔康、苏州维持会会长马冯驹赶忙迎上前去，把他们扶下马来，然后领他们上临时主席台就座。
八点四十分，四十多岁的曹滂宣布大会开始。人们见他往讲台旁一站，仿佛面前出现了凶神恶煞，吓得心一阵紧缩。这与他的经历分不开。他保定军校步兵科第三期毕业后，先后任江苏省保安处步兵第二团团长、太湖“剿共”司令等职，一个月前投靠汪精卫集团之后，当了中央军委委员和特工总部特种警察署少将专员。他任步兵二团团长时，在苏州驻扎了四年，被他当作共产党员杀害的多达一百五十多人。现在，他用浓重的无锡口音说：“清乡万人动员大会开始啦，首先，请中央执行委员、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兼驻苏州地区办事处主任李士群先生训话！”
李士群惯于拉大旗作虎皮，他说：“开展清乡运动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国民革命进入今天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时，必不可少的一场新的革命运动。这场新的革命运动，是最高领袖汪委员长亲自指挥的。”
他说到“汪委员长”时，带头两脚一靠，垂手立正，台下的老百姓也手忙脚乱地跟着这样做。原来，汪精卫向蒋介石学习，几天前由林柏生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发了个《尊崇最高领袖案》，凡是在集会场所说到“汪主席”、“汪委员长”或“委座”、“领袖”时，都要立正片刻；文件上出现这些称呼时必须空一格或者另起一行抬头。李士群见老百姓立正时乱七八糟，十分不满，骂道：“都是猪猡！这么稀稀拉拉的成何体统，重来！”他提高嗓子说：“这场新的革命运动，是最高领袖汪委员长亲自指挥的！”他又啪地两脚一靠立正示范。台下的老百姓挨了骂，这回做得比较整齐些。
李士群带着受人敬重的那份舒畅，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这次清乡要达到何种目的，贴在主席台上的这副对联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考虑到与会的绝大多数民众不识字，我给大家念一遍。”他念完对联之后，颠倒黑白地把共产党痛骂一通，然后说了清乡的具体做法。他说：“清乡期间，除军队以外，禁止一切车辆和船只通行，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在清乡范围内以保为单位设立封锁网，其目的在于把清乡区以外的敌人，也就是共党分子，或者说是新四军游击队，以及一切好战分子，与清乡区以内的民众完全隔离开来，也防止混在清乡区的匪徒逃跑。为此，沿着水沟与土岗设立竹篱笆和电网，配置有和平军与皇军组成的雄厚兵力把守，并在重要地点构筑碉堡；在公路和运河的重要出入口设立封锁站，负责检查过往行人和出入物资；民众一律凭良民证通过封锁站，无良民证者一律以共党分子论处。考虑从外地运来的竹子不够用，民众家里晾衣的竹竿和撑船的篙子，一律在两天之内送缴到当地维持会，违者以对抗清乡运动论处，也就是与共党分子同罪！”
在场的老百姓听了李士群的话，如同夜行人听到声声狼嚎，一个个胆战心惊。
李士群说完，板野讲话。他年过五十，浑身胖得出油，一见到他就使人似乎明白了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许多人闹饥荒。他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之后，先后在关东军任支队长、旅团长、师团长。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八年，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们之所以在苏州地区搞清乡试点，因为这里的人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我们初步了解，苏州地区有五千二百多人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有许多新四军的秘密联络点，还有许多人家成了匪敌的秘密藏身之所。”他警告说：“凡是有亲属在新四军游击队的，马上写信动员他们于七月底以前回来向清乡办事处自首；凡是参与新四军游击队秘密联络点活动的，迅速向清乡办事处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保证把今后前来秘密联络的新四军游击队员抓获送清乡办事处，争取立功赎罪；凡是家里窝藏有新四军游击队员的，于三天内将他们抓获送清乡办事处惩处。否则，一律以共党分子论罪！有一百杀一百，有一千杀一千，绝不心慈手软！”
参加今天大会的老百姓中的确有一批板野所指责的人，他们听到这里，眼看一场大祸即将降临自己头上，都感到诚惶诚恐。
时间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张气氛中过去了七天。经过五万多军队和近二十万老百姓的日夜辛劳，苏州地区到处筑起了一人多高，连猫也钻不进的竹篱笆。凡是有电源的地方，紧挨竹篱笆又搞了一道通电的铁丝网。这种人为的阻隔，给老百姓带来诸多不便。比如，有些人的田地就在篱笆的那边，平日下田耕作走几分钟可到，如今都要绕道好几里，甚至十几里才能下田；有些人家的小孩上学，过去十分方便，现在要走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学校；有些人害了病，药店就在附近不远，现今要朝出晚归才能把药买回来；有些人去工厂做事，虽然厂房近在咫尺，却要半夜起床赶路才能准时上班。凡此种种，群众怨声载道，可又敢怒不敢言。
苏州南郊宝带桥附近，有个名叫王德玉的青年农民，在玉月池有片一亩八分水稻田，禾苗长势很好，正是稻穗勾头壮籽的时候，满田黄灿灿的逗人喜爱。十九日上午，日军的两匹白马和三匹枣红马闯进田里吃稻谷。可是，这片稻田偏偏被竹篱笆和电网拦住，若绕道过去把马赶走，即使急步快跑，也得三个小时。那么，让五匹马在稻田里糟蹋这么长的时间，损失就更加令人伤心了。他和妻子李玉珍望着这情景心急如焚。马匹咀嚼稻谷，如同咀嚼他的心脏那样疼痛。李玉珍朝着一里外的兵营痛苦地高声喊道：“马糟蹋谷哩，快来人赶马，快来人把马赶走啊！”但连喊十几遍，却不见兵营里有人出来。王德玉气愤地骂着，抓起土块打过去，想把马赶走。挨了土块的马，嘶叫着腾跳几下，跑到稻田中间吃稻谷去了，而且又有一片稻穗被踩进泥里。他急中生计，和妻子从家里搬来三张大小不一的桌子叠在一起，他再爬到第三张桌子上，纵身一跳，翻过篱笆和电网去赶马。他跳过去，跌了一跤，爬起来准备下田，刚跑了两步，负责巡逻的十个鬼子兵走过来了。为首的是少佐军官川本良敏，不问青红皂白，举起手枪，“砰”的一声，子弹把王德玉的左腿打穿了，他“哎哟！”一声倒在田埂上。
“你们怎么乱开枪打人！何得了呀，何得了呀！”李玉珍伤心地哭喊着，不顾一切地爬上桌子，也纵身跳了过去。她见丈夫左腿受了重伤，想背着丈夫绕道回家。
“不要管我，你快下田去把马赶开！”稻谷是王德玉的命根子，他忍着剧痛坐在地上，挣扎着不让妻子背着他走。
他的话刚落音，鬼子们端着枪冲过来了。其中两个鬼子兵各扭住李玉珍一只胳膊，另外两个鬼子兵把坐在地上的王德玉强拉起来。
“你们是新四军太滆游击队，还是第一游击队？”三十来岁的川本良敏龇牙咧嘴，用手枪指指王德玉，又指指李玉珍，“你们住在谁家里？偷越篱笆和电网准备逃跑到哪里去？必须如实交代！”
“我们不是新四军游击队，我和她是夫妻，是种田的农夫。”左腿的枪伤使王德玉痛得满头大汗，“因为这些马糟蹋我家的稻谷，我们翻过篱笆和电网来赶马。”
“什么马糟蹋稻谷，什么来赶马，这是你的随机应变。”川本给王德玉几记耳光，打得他鼻孔出血。
“他说的全是事实。”李玉珍满脸畏怯神色，“我和他的确是夫妻，我们的确是农夫，的确是为了把在稻田里吃稻谷的马赶走，才翻越篱笆和电网过来的。”她扯起大衣襟给丈夫擦鼻血，鼓起勇气又补充说：“我们说的全是实话，可以问我们第八保的保长和维持会长。”
“没有必要去问他们！”川本横蛮地说，“不管你们是不是新四军游击队，凡是偷越篱笆和电网的人，一律以共党分子论处！”
“我们见这么多的马糟蹋粮食，心痛呀！”王德玉痛得上气不接下气，“要是绕道过来，这片稻田就糟蹋完了！我一家数口，一年的生活指望这片稻田，不得已，才翻越篱笆和电网呢！”他仍然抱着强烈的求生愿望，“这稻田里的稻谷，已损失三分之一了，求求你们，把马赶走。要不我全家人会饿死，求求你们，快把马赶走！”痛苦和仇恨绞在一起，使他的脸变得很难看。
“你还想吃到这稻田里的稻谷，哈哈！”川本阴阳怪气地狂笑一声。他回头命令一个矮胖子士兵说：“脱下皮鞋，解下绑腿，下田把那匹最高大的枣红马牵上来。”他的眼睛突然像野兽的眼睛一样冒出火光，脸上也露出一副疯狂和愤怒的表情。
等矮胖子把枣红马牵上来，川本又命令他将他解下来的两条绑腿布撕成四条连结起来，将绑腿布的一端绑着王德玉的两只手腕，另一端拴在枣红马的左后脚上，然后声色俱厉地说。“你骑着马快跑，拖死他！”
李玉珍痛哭着大声喊道：“你们不能拖死我丈夫，你们不能把我丈夫拖死！”她挣扎着想去抱住丈夫，但被两个鬼子死死扭住。“求你们把我的手腕与我丈夫的手腕绑在一起，要死，让我与丈夫死在一块！”她仍然奋力挣扎着要扑过去，但力不从心，无可奈何。“我们想留着你！”川本在李玉珍那嫩白的瓜子脸上捏了一把，“你二十来岁，还长得不错，打算让你进随军慰安所呢！”
李玉珍不知随军慰安所为何物，但朦朦胧胧意识到不是好事，只是一个劲的哭喊。
当矮胖子跨上马背时，王德玉的母亲张菊凤和弟弟王德民，以及邻居们赶来了。
